一代传奇陈翰笙：学术与革命的双重人生 | 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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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传奇陈翰笙

学术与革命的双重人生

[美]史蒂芬·R. 麦金农 著 熊鹰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2

ISBN：9787108080240 定价：78.00元

【内容简介】

陈翰笙（1897—2004）一生涉猎广泛，研究成果广博。他既是一个怀持共产主义理念且自觉践行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在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亚太区域历史、政治与外交关系等领域都留下了开拓性研究业绩的渊博学者。他的人生充满传奇，既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重要奠基者，也在与佐尔格、尾崎秀实、史沫特莱等人的交往中，做了许多革命地下工作。在他去世后，于光远曾呼吁：“需要有几个有志于长期研究陈翰笙历史和思想的人，写出篇幅大的《陈翰笙传》来。”但至今未见有立足于扎实的史料考辨和研究基础上的陈翰笙传记问世。

美国学者麦金农从1979年开始，对陈翰笙本人、家人和同事进行了独特的采访，并对文件、著作和档案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以全面把握陈翰笙这个人和他的世界。因此，他完成的这本著作，既是陈翰笙的个人传记，也是一部历史研究的作品，贯穿着一个学者型的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在20世纪中国的卓越贡献。从材料上来说，麦金农提供了很多新的内容，并且很好地嵌入了对于各类问题的综述，提炼了对于陈翰笙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他本人对于陈翰笙理论和著作的评论。因此，它是一个进入陈翰笙世界的先导文本，打开了更多问题意识的面向。

【著译者简介】

史蒂芬·R. 麦金农，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自1979年以来，他断断续续地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最近出版的书籍主要关于中国抗战史，包括《武汉，1938：战争、难民和现代中国的形成》（2008年）和《在二战中谈判中国的命运》（2014年）等。

译者简介 熊鹰，女，清华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专业兴趣为东亚现代文学与思想、全球史理论与世界文学。曾获“孙平化日本学学术奖励基金”优秀论文奖与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著有Representing Empire: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Manchuria，《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1918-1958》等。

【目录】

前　言

序　章

第一章 　精英的根

第二章 　海外留学

第三章 　“娃娃教授”与北京大学

第四章 　激进主义者的诞生，1925—1927年

第五章 　陈翰笙与中国农民

第六章 　另一个身份：政治活动家，1929—1934年

第七章 　东京和莫斯科，1934—1935年

第八章 　太平洋国际学会，1936—1939年

第九章 　香港与“工合”，1939—1942年

第十章 　逃往桂林和印度，1942—1946年

第十一章 　两条战线上的行动与学术，1946—1950年

第十二章 　苦乐参半：新中国成立初期，1951—1961年

第十三章 　用希望渡过劫难，1966—2004年

译后记 　学者、知识分子与革命者的变奏　熊鹰

【选摘】

另一个身份：政治活动家，1929—1934年（节选）

但迄今为止，陈翰笙和顾淑型的侨民圈子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1944）。佐尔格于1930年1 月从马赛乘船抵达上海，他是一位英俊、精神矍铄的人物，有着无可挑剔的德国人气质，爱骑着摩托车在上海招摇过市。史沫特莱爱上了摩托车及佐尔格。1930 年春，当陈翰笙第一次见到佐尔格时， 她已和佐尔格同居了。

当时，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记者理查德·约翰逊，代表一份重要的月刊—《社会学杂志》。他表面上是从柏林来上海学习中文并研究上海的外国银行业务的，但实际上，佐尔格是一名为苏联红军执行特殊任务的苏联情报员，他将向莫斯科报告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和经济情况，特别是其军事部署、军官任命和装备情况。

无论是史沫特莱、陈翰笙、尾崎秀实（1901—1944）还是化名为露丝·维尔纳的索尼娅，当时都不知道佐尔格与红军的联系。他们相信他肩负着共产国际的使命，佐尔格也想让大家这样想。但他们都知道佐尔格是苏联人，而不是德国人，大家小心翼翼地不暴露他的真实国籍。在一起时，他们用英语或德语交谈，因为佐尔格不懂中文。

在上海的第一年，佐尔格将注意力集中在南京政府及其德国军事顾问身上。1927年以后，南京政府与德国在军事和经济事务上一直关系密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7年战争爆发。南京政府的外国顾问中，德国军事专家的数量尤多、地位重要且无所不在。1930年，蒋介石的主要军事顾问是赫尔曼·冯·克里贝尔（Hermann von Kriebel）上校。他和他的同事很快就成为佐尔格的好友和酒友。佐尔格在1944年坦白时说：

我在以总领事办公室为中心的德国社交圈中很出名，我帮了这些人很多忙。我的同伴中有商人、学者和军事教官，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驻南京政府军事顾问团的成员。我要找的不仅仅是在南京从事军事活动的人，还找关心政治问题的人。其中一位是高级军事顾问、后来的上海总领事冯·克里贝尔上校（1934 ）。顾问团成员经常邀请我去南京，他们也到上海拜访我。我还和他们一起去了嘉兴和杭州（浙江）。他们向我提供了大量有关南京政府的内部运作、镇压各地军阀的计划以及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信息。

正如陈翰笙在他的《四个时代的我》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佐尔格利用他在德国的高层人脉，会见并采访了何应钦将军等中国主要的军事人物及当时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

在培养德国人脉的同时，佐尔格组织了一个由中国年轻左翼人士组成的秘密秘书处，人数一度达到30 人。在他的指导下，他们的工作是调查中国报刊，翻译选定的文章，并每周通过电报向莫斯科发送报道。他们中没什么人会说德语，但很多人会说一些英语。虽然陈翰笙帮助佐尔格招募了这些年轻的助手，但对佐尔格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地下情报网的负责人潘汉年。最近的研究和回忆录等文献表明，潘汉年才是招募和筛选佐尔格那些助手的关键人物。这反映出中共对佐尔格的情报网以及谍报活动的高度重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尤其是在上海）对莫斯科财政支持的依赖— 这些支持正是通过佐尔格输送的（特别是在伊莱尔·牛兰夫妇被捕后）。

尽管佐尔格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史沫特莱在上海的人脉，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不与聚集在瀛寰书店周围的德国左翼分子有过多的交往。佐尔格经常参加索尼娅在她富丽堂皇的公寓内举办的外籍人士晚宴，借此结识她丈夫在德国和中国商界中的熟人。他与潘汉年的接触十分谨慎。在处理共产国际的事务，包括1931 年的伊莱尔·牛兰夫妇被捕的危机时，格哈特·艾斯勒和佐尔格经常把陈翰笙和顾淑型的公寓作为会面地点。

佐尔格此次来华是为了了解和评估政治军事形势，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兵力调动和战备情况。陈翰笙以其对中国的了解、广泛的人脉成为非常有用的消息渠道。陈翰笙也对佐尔格的聪明才智和认真态度印象深刻，偶尔对他的工作给予一些帮助。有人声称，陈翰笙就是佐尔格在日本监狱遭受酷刑时所招供的神秘的“王先生”，他是佐尔格上海时期重要的中方助手。这并不正确。陈翰笙太忙了，太引人注目了，因而无法扮演这样的角色。在对陈翰笙进行访谈时（2000年5月11日），笔者直接询问过此事，老人明确表示，每天与佐尔格密切合作的两名中国人是刘进中（化名张放）及董秋斯。后者讲广东话，并于1932年随佐尔格前往广州。刘进中就是那位神秘的“王先生”，佐尔格经受1944年被处决前的酷刑，也仍然没有暴露其身份。

1931年6月牛兰夫妇的被捕，使得陈翰笙和佐尔格不得不通力合作。由于牛兰是莫斯科指定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华的代表，因此共产国际非常担心英租界的警察会发现共产国际的文件，并由此暴露地下情报网，以及身在其中的许多外国人和中国人（包括佐尔格和陈翰笙）。为了营救牛兰，佐尔格和史沫特莱的公寓里有很多秘密的活动，有秘密的会面及频繁的进出。中共最高层（周恩来）也对牛兰的被捕表示了担忧，并让地下情报网的负责人潘汉年代表出席了这些相关会面。

幸运的是，在这对夫妇被捕后、警方搜查前，重要文件已成功从牛兰夫妇的公寓中移走。1932年和1933年，与牛兰夫妇被捕相关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陈翰笙依然参与其中。有许多工作需要做：需要传递信息，需要散布关于牛兰夫妇是无辜外国人的虚假信息，并且必须悄悄地安排照顾他们的孩子。陈翰笙、顾淑型、孙夫人和史沫特莱发起了一场有效的国际宣传活动，并呼吁释放他们。尽管如此，自始至终，陈翰笙和顾淑型仍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作为受人尊敬的学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形象。为了强调这一点，陈翰笙明确地表达了他要与潘汉年等主要中共地下领导人保持距离的谨慎态度。

对于佐尔格来说，当中日紧张的军事局势在1931 年9 月18 日演变为“九一八事变”后，他情报收集工作的重心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前，即1930 年11 月，史沫特莱向佐尔格介绍了会说英语的尾崎秀实—东京一家大报纸《朝日新闻》的记者。尾崎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是陈翰笙的朋友，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曾代表日本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两年一次的大会。1931 年春，佐尔格以尾崎为主要信息渠道，研究了日本的外交政策和政治，并定期向莫斯科报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野心，包括日本将入侵西伯利亚和苏联远东地区等情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东北地区，尾崎帮助佐尔格招募了川合贞吉，让其前往中国东北。他也帮助佐尔格见到了中国军阀和日本军官，以便他向莫斯科汇报情况。

随后，事态不断升级。1932 年1月上海事变后，日军直接占领了闸北北部，直到5 月才达成休战协议。佐尔格向莫斯科传送了大量有关此次事件的信息—尽管传递消息的工作因为尾崎2 月被召回东京而变得愈加困难。大约就在此时（2 月），佐尔格邀请陈翰笙陪同他乘火车前往西安，在那里他们与当地的军阀杨虎城（1893— 1949）进行了高层会谈。显然，莫斯科担心日本在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军事野心。陈翰笙和佐尔格乘坐德国军用飞机离开西安，佐尔格返回上海报道战事，陈翰笙则去与冯玉祥会面。

冯玉祥被阎锡山（1883—1960）软禁在山西太原郊外的一个村庄里。冯玉祥的秘书是查良钊，他是陈翰笙芝加哥大学时代的老朋友和同事（见第二章），他是了解山西局势的可靠渠道。陈翰笙在太原之行中收集到的信息很可能也是佐尔格侦察项目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看到的那样，在多年后的美国，陈翰笙还将充分利用他与冯玉祥早期接触所建立的关系。

到1933年1月，从军事角度来看，上海的局势已不再那么不稳定。佐尔格与史沫特莱曾于1932年秋一起南下。在此之后，他就离开了中国，回莫斯科接受调任去了（最终去了日本）。据推测，佐尔格和陈翰笙在1932年余下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联系（包括陈翰笙在广东进行农村调查期间），那是两人密切合作的最后一年。

陈翰笙因其在 30年代与理查德·佐尔格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而被贴上苏联“特务”的标签。“特务”一词是一个没有明确意义且经常被滥用的术语。直到40年代末，陈翰笙才正式成为情报网（共产国际、苏联红军或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不错，从20年代中期开始，陈翰笙的确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和国际政治的文章，其中许多是以不同的笔名发表在共产国际的《国际通讯》上。但90年代，李玉贞教授和其他研究人员花了数年时间梳理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他们并没有发现陈翰笙撰写过任何的情报。

记录更清楚地表明，陈翰笙并不是潘汉年所领导的中共上海情报网络的成员。是的，正如刚才所提到的，他为佐尔格撰写了有关西北地区情况的报告，这些报告最终到达了莫斯科。但1989年之后解禁的档案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莫斯科将他视为一名合格的谍报人员。

陈翰笙不参与谍报活动是有充分理由的。首先是个人原因。自波莫纳学院起，他的性情和思维就太独立了。这体现在他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终生的友谊上（共产国际认为她过于古怪和独立，于1935 年将她逐出了队伍）。他很快就能自己做出判断（这后来让他作为共产党员陷入了麻烦）。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就像宋庆龄一样，在莫斯科和中共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的眼中，陈翰笙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太重要、太有用了，不值得让他冒险去做情报人员。他在中国学界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在各方面都是一个积极的公众发言人，能有效地影响中外舆论。陈翰笙是非常宝贵的资源，不能让他冒作为间谍被抓、被审讯和被处决的风险。

结果，共产国际和中共特工给了陈翰笙在上海（以及后来的日本和美国）很大的活动空间。他将广泛地与上海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打交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南京政权关系密切。他不直接向“管理者”汇报工作，并刻意避免与共产党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公开接触。莫斯科和上海中共领导层（即周恩来和潘汉年）的共识是，陈翰笙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建立他作为左倾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不是充当间谍或党的喉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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