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6名中国战俘被押往日本之后

本文转自《新周报》，本版文章均据《档案揭秘：抗战第一现场》

导读:1944年9月至10月，接连两批共986名中国战俘被押往日本，战俘中，有国民党，有共产党，还有工人、农民和小商贩。就是这样看似一盘散沙的战俘队，在八个月后，竟然发动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暴动，号称“中国人民在日本本土打响的唯一一次抗日战争”，而这次暴动的发起者和领袖，就是耿谆。

986名中国战俘被押往日本

1944年9月的一天，北平清华园战俘营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300名战俘被挑选出来，连夜坐火车赶往青岛。面对未知的命运，战俘们心怀忐忑。是被枪毙，还是要进行人体试验？大家心里一点儿底儿都没有。直到被驱赶到轮船上，拥挤在一起，驶往茫茫大海，才有日本看守告诉大家，此行的目的地是赶往日本。

耿谆

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上尉连长耿谆，在这300人中并不起眼，五个月前，在洛阳保卫战中受伤被俘的他，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膝盖里残留的弹片，不时隐隐作痛。然而，看到战友们有的失声痛哭，有的垂首饮泣，有的人甚至拿头去撞甲板，想一死了事，耿谆心里却越发清醒。他知道，只有接受现实，保存实力，将来才有力量和敌人斗争。他主动找到负责押送的日军队长，为大家争取更好的伙食和更多的在甲板上活动的时间。

日军队长部分地接受了耿谆的要求。有吃，有活动，战俘们紧张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一些，大家对耿谆信任了，日本人管理起来也觉得方便，就顺便让耿谆当战俘大队长。

经过四昼夜的海上颠簸，轮船驶抵日本下关。日军又把他们用火车押往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战俘营。据战后揭秘的日本史料记载，整个“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曾从中国、朝鲜、俄罗斯、菲律宾等地掳掠大量劳工到日本，其中，单是中国劳工就有超过4万名。

耿谆这批战俘已经是押往日本的第22批中国战俘了，一个月后，又一批中国战俘被送到中山寮战俘营，这两批战俘共计986名，编为一个大队，仍由耿谆任队长。战俘中，有国民党，有共产党，还有工人、农民和小商贩，最小的十二三岁，最大的五六十岁，分为三个中队、九个小队，另外还有一个老头班和一个小孩班。

就是这样看似一盘散沙的战俘队，谁也料想不到，在八个月后，竟然发动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暴动，号称“中国人民在日本本土打响的唯一一次抗日战争”，而这次暴动的发起者和领袖，就是耿谆。

在日本本土打响的抗日战争

带着遍布全身的弹片，29岁的耿谆被掳掠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的鹿岛组（今鹿岛建设公司）花冈作业场，等待他们这些劳工的，是地狱般残酷的现实。具体来说，鹿岛组给劳工们安排的任务是给铜矿挖排污下水道，水道宽4米、深2米，但挖到1米深就向外浸水了，大家只好在水里作业。寒冬腊月，每个人只有一件单军衣，脚上只穿双草鞋，很多人脚心脚背生满了冻疮，有的人脚指头都冻掉了。

和恶劣的工作环境相比，日本监工的态度更加恶劣，可以说是非打即骂。劳工们的伙食每天就是两个馒头和一顿面糊，馒头比日本人使用的茶杯还小，逐渐地只给少得可怜的一点橡子面和苹果渣。

后来，大家只好到山上找野草吃，还不敢让日本人看到。中毒、饿死人的事经常发生。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劳工们忍辱负重干了将近一年，死去200多人，病倒的有百十人。作为大队长，耿谆多次去找日方进行交涉，被他们用棍子一顿乱揍赶了出去。

图为在花冈集中营饱受虐待的中国劳工幸存者

眼看着这剩下的700多人危在旦夕，耿谆和劳工里面的骨干进行商议之后，决定带领大家发动暴动，初步计划是往北海道的方向跑，到达海边，如果能抢到船只就漂流大海，到了北海道再做打算，如果不成，就与日本人决战后全部投海自杀。

1945年6月30日晚，暴动发生，耿谆带领700余名劳工们趁夜色冲进监工住房，棍棒齐下，当场砸死3个监工，其余5个监工越窗逃跑。整个矿山顿时大乱，到处拉响了警报。日本人出动两万多人进行围剿，因为手中没有武器，中国劳工发动的“花冈暴动”很快遭到日本军警的残酷镇压，130多人被当场打死，剩下的都被押到花岗町广场。

三天三夜，劳工们被捆绑双手，跪在铺着石子的地上，烈日当空，滴水未进，又有70多人饥渴而死。至此，被强掳到花冈的986名中国劳工，共计418人被日本法西斯迫害致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花冈惨案”，又称“花冈事件”。

被关进日本监狱的“死刑犯”

作为花冈暴动的领导者，耿谆首当其冲受到日本军事法庭的审判。耿谆本是上尉连长，敌人却认为他是将官，并认为他们暴动的目的是要颠覆日本政府。由此可知，日本当局对“花冈暴动”是多么震惊。

经过12天的审讯之后，敌人把耿谆等12人用汽车押送秋田县监狱。入狱后，他们都被关入单人牢房，每餐仅能吃一个米团，另加一碗米汤。

一天，几个便衣日本人突然对耿谆进行刑讯。他们用棍棒猛击他的头部，他几次昏倒在地，几乎丧命。而后，正式开庭审判，耿谆被判定为杀人罪成立，判处死刑。其余11人为无期徒刑和15年、5年等徒刑。

宣判后半个月左右，耿谆怀着必死的决心，在监狱里等待执行死刑。一天夜里，他正要入睡，飞机的轰炸声骤然而至，日本反战派大学生小长光，也在同一所监狱坐牢，他拿出纸笔写下了“日本败战”四字给耿谆，这时候耿谆才知道，日本已经战败投降。

当年9月11日，耿谆被改判为无期徒刑。进驻秋田县的美国占领军得知“花冈事件”的情况后，对鹿岛组的有关人员进行了审讯。最后，鹿岛组花冈事务所所长及其他6人被送进了秋田监狱；耿谆大队长及其他11名中国人于1945年10月1日被释放，并为美国第八军在横滨举行的乙丙级战犯审判出庭作证，为法庭提供关键证据，依法处决了虐待战俘的首恶河野正敏、伊势、福田等战犯。

根据美军法庭的庭审，鹿岛组花岗事务所强行抓捕交战国国民并强迫他们劳动，是违反国际法的。随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在判决中明确指出：花冈的418名劳工是死于饥饿、拷打审讯及管理不当。审判的主旨不是针对“劳动者”的残酷使役，而是针对“俘虏”的虐待。这些判决，将日本法西斯强征奴役劳工的行为昭示于天下，为今后清算日本法西斯罪行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档案。

中国劳工的赔偿之路

1946年5月，中国驻日代表团把耿谆等人接到东京中野区，准备就花冈惨案进行彻底的审判。这时，耿谆头疼严重发作，医治无效，经批准回国还乡休养。审判始于1947年11月26日，1948年3月1日终审判决。判处绞刑3人，无期徒刑1人，有期徒刑（20年）2人。判有期徒刑的2人是警察，其他均为鹿岛组有关人员。

已经回到国内的耿谆，听到消息后，稍显欣慰。但他怎么也想不到，由于战后日美关系的密切发展，这些本该受到严惩的战争罪犯，却得到减刑，并且活了下来。之后，中国劳工的赔偿之路，走得十分漫长、十分坎坷。

1987年6月，时隔40多年之后，耿谆再次来到日本，应邀出席在花冈举行的中国人殉难者慰灵祭。归国之后，他联系其他幸存者及遗属，于1989年12月，以“花冈事件”受难者联谊会的名义，向鹿岛建设公司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正式道歉、建立纪念馆、向每人支付500万日元的赔偿金。

鹿岛建设公司表示“深甚的谢罪之意”，但对于赔偿问题迟迟不予表态。1995年6月28日，以耿谆为首的11名花冈事件幸存者和死难者遗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当年役使迫害中国劳工的鹿岛建设公司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

经过20多轮马拉松式漫长的调解，2000年11月29日，原告、被告双方达成“和解”。鹿岛公司向受害者支付5亿日元，建立“花冈和平友好基金”。但在第二天，日本鹿岛公司发表“声明”，否认自己奴役中国劳工的罪行，并否认这一基金含有补偿、赔偿的性质。消息传到国内，耿谆愤慨万分，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和解对耿谆无效，拒绝领取“捐出金”，并严词谴责和抗议鹿岛公司拒不认罪的行为。

2000年，耿谆已经85岁。在有生之年，为当年惨遭日本法西斯蹂躏的中国劳工伸张正义，成为他最大的心愿。然而，他的心愿始终没有实现。2012年8月27日，耿谆在河南襄城老家走完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