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访华，黄金互补期终结后的试探

2026年2月下旬，德国总理默茨率领自默克尔时代以来最豪华的经济代表团抵达中国，首站北京，第二站专程前往杭州，走访了宇树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企业。

这一行程的背后藏着一个意味深长的逻辑：宇树机器人所代表的，正是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以应用驱动、快速迭代为核心的新型创新范式——而这恰恰是德国工业文化中最陌生也最需要补课的那门课。

默茨此行官方定性是“寻求战略伙伴关系”，但行前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已毫不含糊地将中国定性为“有系统地重新定义国际秩序”的新强权。

一手批评、一手合作——这种看似矛盾的姿态，其实精准折射出德国当下真实的处境：一方面深陷结构性经济危机无法自拔，另一方面又无法回避中国对其战略利益构成的多维挑战。德国在外交上的模糊，显示的是现实的两难。

德国经济的危机并非渲染

有人会问：德国GDP去年仅下降0.1%甚至勉强录得0.2%的微弱正增长，这算什么危机？

这个质疑看似有理，实则忽视了德国经济下行的深层性质。德国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的测算显示，自2022年以来的多重危机造成的累计实际经济损失已接近一万亿欧元，远超2001至2004年经济停滞期的约3600亿欧元，也超过2008至2009年金融危机的约5250亿欧元。

以上数据衡量的不是GDP的绝对跌幅，而是相对于潜在增长轨道的永久性损失，这才是判断危机深度的真正刻度。

企业倒闭数据更令人警醒。2025年德国破产企业数突破1.76万家，创下20年来新高，其中2025年12月单月破产数较前一年激增15%。这一数字的可怕之处不在于规模，而在于覆盖面——从老牌制造商到零售业态，从餐饮到物流，破产潮跨越几乎所有行业。

曾是东德最大香肠制造商、拥有3000名员工的Eberswalder Wurst宣布关厂，时尚品牌Esprit在德国市场退场，电商巨头Zalando关闭位于埃尔福特的物流中心、2700人失业。

英国《经济学人》对此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此前德国的危机往往集中于特定产业，如今的低迷已蔓延至所有产业的横截面。这是系统性问题，不是局部调整。

就业数据则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佐证。德国工业部门2025年全年流失12.4万个就业岗位，降幅2.3%，其中汽车行业独占5万个。自2019年新冠疫情以来，工业就业人数减少已接近5%，汽车行业更是大幅下降13%。

同期，依赖对华出口的就业岗位自2021年峰值的约110万人已缩减超过40万，降幅超过三分之一。这意味着曾经由中国市场繁荣支撑的德国工人就业，已大规模陷入空洞化。德国经济研究所（IW）的分析指出，这不只是统计数字，而是德国特定地区、特定产业工人的真实生计断裂。

推动这场危机的力量是多元且相互叠加的。能源成本首当其冲——去俄化后德国天然气价格长期高于美国及亚洲竞争对手，制造业“开工即亏本”的困境在化工、冶金、玻璃等高耗能行业已不是个例。

外部需求萎缩也在持续施压，过去德国出口的全球市场逻辑建立在两个前提下：一是中国这个最大增量市场的持续扩张，二是欧盟内部市场的稳定消化能力。如今两个前提同时动摇。而内部积弊——数字化渗透率不足、审批官僚化严重、基础设施老化、工程师短缺、劳动力人口结构失衡——则是德国长期以来未能疏解的慢性病。

德国工业联合会（BDI）主席彼得·莱宾格的措辞是“正在自由落体式下跌”，并明确指出“这不是周期性下滑，而是结构性衰退”。这句话来自代表逾10万家制造企业的顶级游说机构，其重量不可轻估。

AI时代的工业4.0幻觉

如果说德国经济危机的第一重打击来自全球贸易格局的重组，那么第二重打击则恰恰来自德国最引以为傲的领地——工业4.0。

工业4.0作为概念，德国是全球的原始发起者。2011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这一词汇首次进入世界视野，其愿景是通过物联网、信息物理系统（CPS）和智能制造将工业生产带入第四次革命。

十余年过去，德国在工厂自动化的硬件层面确实积累了深厚优势——西门子、博世、SAP等企业构建的工业互联网底层能力在全球仍属一流。然而，工业4.0的核心承诺——数据驱动的生产优化、跨系统的实时协同、从硬件到软件服务的商业模式转型——在德国工业界的真实落地率却远低于预期。

以上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德国制造业以中小型“隐形冠军”为主体（VDMA的3500家成员企业中约90%雇员不足250人），这类企业普遍资源有限、数据孤岛严重、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不足。概念的先发优势并未自动转化为产业数字化的全面领先。

AI时代的到来则使这一落差急剧放大，并以一种德国不擅长的方式重写了竞争规则。当今AI革命的核心资产不是精密机床或可靠的流程工程，而是海量数据、算法生态与快速迭代的软件创新能力——而这三者恰恰是德国的系统性短板。

德国没有形成具有全球规模的消费互联网平台，缺乏能与谷歌云、亚马逊AWS、阿里云、微软Azure相抗衡的本土云基础设施，也没有能聚合庞大用户行为数据的AI训练底座。

在生成式AI、大模型推理与强化学习等前沿方向，德国既无OpenAI量级的基础模型公司，也缺乏如中国DeepSeek这样以架构创新实现弯道超车的颠覆者。欧洲监管层面对数据隐私的高度敏感（GDPR），在保护公民权利的同时，也客观上抬高了AI训练和部署的制度成本。

更深层的问题是创新文化的错配。德国以严谨、可靠、以质量为核心的工业文化在精密制造时代是护城河，但在AI驱动的应用创新时代，这种文化有时反而成为枷锁。

“先把产品做完美再推出”的逻辑，在面对“先发布再迭代”的互联网式创新竞赛时往往落于下风。默茨专程前往杭州参访宇树机器人，这个细节绝非偶然——宇树的四足机器人从技术立项到产品商业化，走过了一条典型的中国式快速试错路径，其核心竞争力不在于某一项技术指标的碾压性领先，而在于软硬件的快速整合与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

这种“应用驱动、速度优先”的范式，对主导着工业机器人全球市场的德国KUKA（现已被美的收购）来说，是一场值得认真审视的竞争启示。

当然，断言德国制造业已全面落伍是一种草率。在高端数控机床、特种化工、专业医疗器械、工业传感器等深度垂直领域，德国的技术壁垒依然扎实。

蔡司的光学、赫罗伊斯的特种材料、英福康的工业过程控制——这些企业的护城河建立在几十年的工艺积累与行业认知上，不是单靠数据量和算法就能短期颠覆的。但是，他们真正的风险在于：如果德国不能在AI与高端制造的交叉点上尽快找到新的增长逻辑，这些护城河的维持周期也将面临挑战。

中德经济的黄金互补期已终结

过去四十年，中德经济合作建立在一个近乎完美的互补逻辑上：中国提供劳动力成本优势、制造产能和庞大的市场需求；德国提供技术、品牌、资本和精密制造能力。

这一模式在21世纪头二十年为双方创造了巨大的共同红利。然而，当中国完成了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历史性跃升，这种互补性便不可避免地演变为竞争性。

美国智库荣鼎集团2月10日发布的报告将这一转变明确命名为“激烈产业竞争时期”，并梳理出三个核心趋势：德国对华出口的结构性下滑、德国企业在华利润率与市场份额的双重萎缩，以及两国在全球第三方市场上的直接竞争日益加剧。

汽车产业是这一范式转移最触目惊心的案例。曾经，汽车出口占德国对华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大众、宝马、奔驰在中国市场的超额利润支撑着整个德国汽车产业链的运转。

而根据最新数据，2025年德国汽车对华出口暴跌66%，回落至2009年金融危机后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电动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的份额从2020年的不足1%飙升至2025年的12%。比亚迪、蔚来、极氪正在主动攻入德国企业的“腹地”。这已不是此消彼长的市场份额争夺，而是产业话语权的结构性重组。

面对这一现实，德中之间的合作诉求必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对德国而言，最迫切的需求有三：

其一，要求中国市场提供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隐性补贴和本地化供应压力对德企的挤出效应；

其二，寻求关键原材料供应链的多元化，降低对中国稀土和电池材料的过度依赖

2025

年中国收紧稀土出口限制、并短暂暂停安世半导体出口，已让德国汽车行业切身感受到供应链武器化的脆弱；

其三，在对等开放原则下，推动中国在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制定和金融服务市场上进一步开放，以抵消贸易失衡带来的结构性不公平。

对中国而言，德国的价值也已进入重新校准阶段。在纯粹的技术吸收层面，随着中国在众多制造领域完成了本土替代，过去那种“以市场换技术”的逻辑已大幅弱化。

但德国对中国仍具有三个层面的不可替代价值：

第一，在高端精密制造的底层能力上

——特种材料、精密光学、工业软件、专用设备——德国依然处于全球前列，这是中国实现从

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

跃迁过程中依然需要深度合作的领域；

第二，德国是欧盟最重要的政策塑造力量，处理好对德关系，在贸易争端、技术脱钩、人权议题等方面拥有与整个欧洲集体博弈的杠杆；

第三，在特朗普政府对欧盟施加持续经济与安全压力的背景下，一个寻求

战略自主

的德国，客观上具有与中国构建更多战略对话空间的动机

——北京无疑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窗口。

未来中德合作更有价值的路径，应当主动从传统制造领域向三个维度延伸——

一是气候与绿色技术领域的深度协作

德国在风能、绿氢、储能技术和能源管理上拥有成熟方案，中国则拥有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制造产能和应用市场，双方在清洁能源技术的标准制定、共同研发与规模推广上有巨大合作空间。

二是在全球南方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在非洲、东南亚、中东的工业化进程中，

德国技术标准

中国制造效率

本地运营体系

的协同模式可以实现

1+1>2

的效果，这是双方在不直接竞争的场域中构建互利关系的可行路径。

三是人工智能治理与数字标准领域的规则对话

面对中美两国在

AI

领域的激烈博弈与规则碎片化，德国有动力也有能力在

AI

伦理、数据跨境流动、算法透明度等议题上扮演

第三极

角色，而这一角色的实现需要与中国维持足够的对话渠道。

不要低估德国

在当前的叙事中，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因为德国经济陷入困境，对华出口暴跌，便低估甚至轻视德国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世界的战略价值。这是一种视野短浅的误读。

首先必须清楚的是，德国是欧盟真正的“定盘星”。欧盟27国的共同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对外战略，在关键时刻的走向很大程度上由柏林的态度决定。

对华加征电动汽车关税，最终的决策过程中德国的反对意见发挥了相当的制衡作用；中欧投资协定的搁置与重启，也与德国政界的立场高度相关。

换言之，对中国而言，德国是一个可以以小撬大的战略支点——处理好与柏林的关系，本质上是在影响整个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走向。这个逻辑无论中德贸易数字如何变化，都不会失效。

其次，德国的文化软实力和模式吸引力并未随经济下行而消散。“德国制造”所承载的工匠精神与质量文化，是一种全球公认的信誉资产，而非单纯的商业标签。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将课堂学习与企业实训深度结合的模式——是中国在应对产业升级中技能人才短缺问题时最感兴趣的制度参照之一。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强调市场竞争效率的同时嵌入劳资共决机制和社会安全网，是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独特路径，其参考价值不因经济波动而降低。

从更长的历史尺度看，德国在统一后如何用十余年时间完成东西部地区的艰难融合，也是全球化语境下处理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宝贵经验。

再者，德国的知识与科研底座仍然居于全球第一梯队。马普学会（Max Planck Society）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全球声誉，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 Society）在应用技术转化上的系统性优势，使得德国的研发体系具有从基础理论到产业落地的完整链条。德国大学每年培养的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即便有部分人才流向英美，总体上仍为德国高端制造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在量子计算、核聚变基础研究、生物医药等未来产业的前沿阵地上，德国的科研积淀绝不可以用一两年的GDP数据来度量。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德国作为欧洲最主要的“现代化叙事”输出者，其社会运行方式和政治文化对许多国家具有深远影响。一个与中国保持稳定、成熟、规则化双边关系的德国，有助于为中国在欧洲乃至全球的形象提供正面背书；而一个对华充满敌意、走向战略封堵的德国，则可能成为欧洲内部形成对华强硬立场的核心催化剂。因此，北京对柏林的战略价值认定，不应仅仅停留在双边贸易账本上，而要放入整个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宏观棋局中来理解。

结语

默茨访华，不是一次重燃激情的重逢，而是一次带着清醒判断的试探性会面。它意味着双方都在承认：过去那个建立在高度互补基础上的“黄金时代”已不可复制，但彻底切割既不现实，也非所愿。

这是两个在结构转型期都面临巨大内部压力的经济体，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寻找最低限度互利空间的务实尝试。

这个过程注定不会平滑。“系统性竞争者”的标签一旦贴上，便不是一次访问所能揭去的。但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双轨框架，仍然是目前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现实逻辑。

默茨在杭州观看宇树机器人的那一幕，也许正是这种逻辑的最好注脚：即便竞争已近在眼前，观察与学习依然是前进的必要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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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汇丰商学院智库世界经济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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