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秦城监狱的时候，征购土地，一棵果树赔偿几十元

1955年秋天，几支考察小组从北京城里出发，分头奔向郊区的四面八方。

带队的是公安部政治保卫局直属一处处长姚伦，同行的，还有办公厅副主任于光文和秘书朱慧。

他们这趟出门，肩上担着一桩不大不小的任务——给一座新监狱找块合适的地方。

这事是罗瑞卿部长亲自过问的。

功德林那边的战犯管理所年头久了，墙皮剥落，屋顶漏雨，条件跟不上了。因此，就需要修建一所新监狱，再把功德林的战犯们转监过来。

考察组跑了有大半年，把北京周边能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最后脚步停在昌平县境内，燕山脚下，一个叫秦城的小村子附近。

这地方说来也巧，背靠燕山余脉，跟十三陵搭着边儿，南边是小汤山的温泉，东边挨着陶峪口水库，西面是大汤山，四通八达又偏偏人烟稀少

。那时候这一带荒得很，遍地是野草，夜里头野狼出没是常事，可正是因为这份荒凉，反倒显出好处来——远离城市，一面依山，适合关押改造。

几条自然形成的土路弯弯绕绕，倒也勉强能通到北京城里。

这个新监狱也因为坐落在“秦城村”这个古老的小村子，故而，往后人们就习惯叫它“秦城监狱”，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地址定了，活儿才开始。征购土地、修路架桥、画图纸、盖房子，一桩桩都得落地。

头一桩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

地是人家的，祖祖辈辈指着这些地吃饭。

秦城村一带家家户户种果树，柿子、苹果、梨，零零总总，那是一年到头的指望。

工作组进村，跟村民们商量赔偿的事，价钱谈得不容易。

那时候的农民实在，一棵果树能挂多少果，能卖多少钱，心里都有本账。

最后谈下来的价码是：一般果树几十元一棵，柿子树不论大小，每棵一律四十元。至于其他的树（不是果树），赔偿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这个四十元，搁在五十年代是个什么分量？

得搁回当年的物价里看。

那时候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二三十块钱，学徒工更少，十几块。

四十块钱，差不多是一个熟练工人将近两个月的工钱。

要是折成猪肉，当时一斤猪肉大概七毛多钱，好一点儿的八毛，四十块钱能买五十多斤猪肉。

那时候，北京城里吃肉还凭本定量，1955年7月，刚实行了对集体伙食单位“逐月造计划、专点不定量”的供应办法，到了10月又改了对机关团体凭购肉证购买，每人每月不超过一斤。

老百姓家里吃肉，那是精打细算的事。

一棵柿子树赔四十块，能换五十多斤肉，这赔偿在当时真不算薄了。

征地的范围不光是果树，还从小汤山到秦城沿途十几华里的农田也一并征了，用来修公路和桥梁-。

十几华里，七八公里的样子，一路穿过去，庄稼地、菜地、荒地，该征的征，该补的补。

路修好了，监狱的施工材料才能运进来，往后的人进出也方便。那时候没有大型机械，都是靠人力，一锹一镐，硬是在荒野里开出一条路来。

图纸的事也紧锣密鼓。最初的蓝本是苏联专家提供的，那时候中苏关系正热乎，苏联援助的项目林林总总，秦城监狱是其中一个，只是对外公布的156项清单里没有它，算是那个“第一百五十七”个。

图纸拿来，不能照搬，得结合实际改。

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本着革命人道主义，改变历代统治阶级对待人犯那种不人道的做法，要把犯人当人待。这话说出来容易，落到图纸上就得一件件抠。

安全、坚固、保密，这是三条大原则。

在这个基础上，设计人员琢磨着怎么把布局弄得更合理。牢房里头加了卫生设施，抽水马桶、洗脸盆，水龙头用脚踩的那种，省得出事。还设计了医疗室，甚至还有个牙科诊所。

放风的地方也得有，不能老闷在屋里。这些在当时都是新鲜事，功德林那边可没这些条件。

图纸改了又改，一边改一边还得想着以后怎么用。

犯人也分三六九等，有普通犯人，有国民党战犯，将来可能还有别的，得留出余地。每一间牢房多大，走廊多宽，窗户多高，门朝哪边开，都得琢磨透。

等到图纸定了，地征了，路通了，施工队就进场了。

那是1958年的事，离最初选址已经过去了三年。施工的工人里头，有一些是从功德林调来的战犯，身体强壮、有劳动力的那批。他们被告知是去秦城农场参加劳动，在公安部的绿化基地里头干活-2。到了地方一看，高墙大院，电网架着，有人嘀咕这是不是监狱，管理人员解释说这是学苏联，什么都搞正规化，架电网是为了安全。

有的战犯心里明白，也不多问。他们在那里干的活不重，住的还是干部宿舍，比在功德林反倒松快些。

1960年开春，秦城监狱落成。那四幢白色的三层小楼，按天干编号甲乙丙丁，静静立在燕山脚下。

功德林的犯人搬了过来，成了第一批住客。往后的事，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