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观察：从美以伊战争看中西文明的底层逻辑

一， 引言

为什么美国以色列喊打谁，就立马打了，而东大面对不断疯狂的日本新军国主义危险，却迟迟未见行动？

看起来是一个军事与国防的问题，本质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文明差异的问题，核心就是人心与人性的问题。

如何评估中西文明的区别，是一个宏大的国际政治主题与任务。

通常，人们对类似文章与说教也嗤之以鼻，不以为然。

而且内容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以我现有的学识与时间不仅难以讲好，而且很容易踩雷，费力不讨好。

一个最典型的说法就是：“这些东西与月薪3000的我有什么关系？”

2025年9月7日，新华社研究院发布了一篇《长文｜思想殖民——美国认知战的手段、根源及国际危害》报告，可谓一语中的，非常深刻、优秀。如黄钟大吕，珠玉在前。

遗憾的是，这类高价值的国家级智库研究，似乎看起来并未得到有关部门与地方政府的重视，及时调整相对应的政策措施。

表现在国内国际舆论场，有效关注极少，网络讨论量极其有限，其他媒体跟踪报道的也微乎其微。

某些社交性平台依然乌烟瘴气，基本还是一些老式的商业网红大v在左右横跳，为流量制造对立，野蛮撕扯。令人唏嘘。

也有朋友认为中日经济深度捆绑，双方实力差距悬殊，日本新军国主义还很遥远，东大师出无名。不能因为极右翼的高市政府蹦跶，就打乱自己发展节奏与计划。

尽管如此，我还是倾向于认同已故前南开大学军事学科创始人艾跃进老师的某些看法。

决定尝试将人性与民族文化引入到经典作家著作以及传统意识形态学说中，看看能否抛砖引玉，为有关决策者提供不一样的参考与思路。

这也是我近年来综合研究、阅读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威廉.H.麦克尼尔所著的《5000年文明启示录》、美国学者安东尼.帕戈登所著的《帝国的重负—公元1539年至今》、德国学者比阿特丽斯.霍伊泽尔所著的《战略的演变，从古至今的战略思考》、英国学者汉娜.韦斯特莱克编著的《启蒙时代：探索开启创新、革命与变革之门的哲学运动》以及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瑟夫.奈所著的《软实力与中美竞合》、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所著的《论中国》、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等知名政治家与学者的书籍的原因，希望能给中国企业与社科学界带来一点思想火花。

当然，与艾教授生前一样，这样做决不是为了鼓吹仇恨与战争。

只是为了剖析不同民族兴衰发展的历史密码。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图书馆的大力支持，贡献了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评论区留言讨论。

也衷心希望得到广大媒体专家学者朋友的有力指导与帮助。

二，台湾女作家

其实，前述那类说法恰恰就是为什么上千年来东大繁荣昌盛却总得不到世界尊重的人性原因之一：

个人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导向差异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果。

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认为，“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不是征服和掌握经济，而是控制人的头脑”。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历史、心理传统、气质风度等与人相关的一切要素属性如何，决定了国际社会将如何看待与对待它。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但，回顾历史，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是一个“危机倒逼驱动”的东方神秘民族。

能力与潜力都足够强大，但，也足够虚空、散漫，得过且过，似乎一切只为活着。很少追究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只要能够活着，就可以忍耐一切。不到生死存亡的时候，是不会爆发的。也不会想到团结统一的。

譬如，中国台湾地区知名作家、前文化部门负责人龙应台女士有一句话，所谓“不要大国崛起，只要小民尊严”也曾在网络流行，一时颇为应景。

其结果可想而知，正如现代职场朋友常说的，平台的能力不等于个人的能力。

没有国家这个大平台，又哪有小民真正的尊严？

乌克兰的泽连斯基贵为一国总统，尚且在白宫被列强指着鼻子羞辱他没穿西装。

像龙女士那类半脱离母体的无根之木又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尊严，哪怕她曾是一个还不错的作家，现在也泯然众人矣。

从前，龙女士之所以还能得到一些掌声，归根到底还是离不开与大陆的血脉相连。

一个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为什么经常内乱分裂、出现大量不学无术的投机者、野心家阴谋家、汉奸走狗等民族败类呢？

为什么历代王朝更替总是一把火把前朝烧的一干二净，不能积累文明呢？

为什么王朝内部总要经过一番自相残杀的血战后，才能组合一起，之后，不久又开始分裂撕扯呢？

为什么赖清德、苏贞昌之流逢中必反，对同根生的大陆有那么深的仇恨与毒意，却把曾屠杀了60多万台湾同胞的日本奉为父母呢？

每每想起这些，都十分心痛。

三，以色列的崛起

以色列是犹太民族在二战后的缝隙中诞生的新兴国家，位于中东巴勒斯坦地区。

巴勒斯坦地区本是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根据《凡尔赛和约》第22条交给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原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即所谓“先进国家”指导帮助“未开化地区”实现自治，本质还是延续帝国主义殖民统治。

关于“先进国家”指导“未开化地区”的美欧法律理论思想与起源，正是本文的一个重点，也是中西文明的重要区别，将在后面详细介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各国纷纷独立，英国也退出巴勒斯坦地区。

但，帝国主义的坏心思又让他们在世界各地到处留下民族与国家矛盾的尾巴。

譬如，英国人亨利.麦克马洪乱画的那条所谓“麦克马洪线”，就让中印两个伟大的国家龃龉不断。

1947年11月29日，在英美的操纵下，联大通过《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和一个犹太国。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根据该决议正式成立。

当时，犹太人实际所占的土地只是巴勒斯坦总面积的6%。

最后，以色列却分到了占总面积56%的大片肥沃土地，约1.4万平方公里。而其人口却只有总人数的1/3。

这当然让原住在该地的属于阿拉伯民族的巴勒斯坦人愤怒。

但是，如果自己不争气，那谁又在乎你的愤怒与抗议呢？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历史不会重复，但总会压轴相同的韵脚。

二战后，从大量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走出来的犹太民族，背靠美国，迅速领悟学会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生存法则。

历经数次中东战争，不仅吊打阿拉伯集团军，领土面积也迅速增长一倍，达到2.5万平方公里。

更诡异的是，如今的以色列似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跃而成为美国之爹了。

2月28日，美国参与殴打伊朗，炸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正是因为以色列认为永远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

而以色列作为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自身却拥有核武器。

对东大来说，印度、日本与以色列、美国的眉来眼去，打得火热，如果不能及时防患于未然，未来，或将也是大麻烦。

四，中西文明的转折

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威廉.H.麦克尼尔认为，人们之所以改变行事的方式和方法，主要是因为外来陌生人带来了某种新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种新东西可能是让人害怕的，也可能是令人愉悦的，或两者兼而有之。

但不管是什么，这种东西有力量说服社群中的关键人物，让其觉得有必要以不同的方式做事。

因此，他认为陌生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基本力量，为各种各样的创新打开了空间缺口。

其实，用我们的话来说，本质就是对外开放、改革搞活。

当然，开放也有被迫的和主动的，怯懦卑弱的和独立自主的，盲听盲从的和科学统筹的，始终顽冥不化的和与时俱进的之区别。

例如，当年，明清两大王朝顽冥不化，坚持闭关自守，恐惧对外交流，最后结果就是被迫开放门户，导致自取灭亡。

不同文化中陌生人之间的联系是驱动历史车轮的主要动力。

按照这种说法，那么，陌生人发生联系，大体就有这么几种，一是A与B偶然相遇；一种是一方主动，另一方被动；一种是双方都主动；最后一种是双方都被动。

当双方发生联系时，根据各自的见识、意愿、力量、资源、智慧、武器等不同的情况，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主动的一方总占优，被动的一方总被动。

麦克尼尔认为，到1500年时，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洲四大文明在技艺和成就方面大致处于同等地位。

其中，西欧本是四大文明中的差等生，但欧洲人不畏惧冲突与挑战，他们愿意学习，不断实验，并依据新经验迅速改变行为习惯。

换句话说，1500年后，欧洲在急起直追的历史进程中，迅速积累了超强的纠错文化。

而后来诞生的美国则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自我纠错的能力与文化达致更高。

终于在1500年至1850年的三个半世纪里，逆转历史，创造了世界上实力最强、技艺最精的文明，跃居人上。

此时，我们的大清王朝正沉浸在“康乾盛世”的回光返照的迷雾中。

此后，中华民族逐渐一落千丈。直到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五，帝国的战争哲学与法律思想

回顾历史，人类社会曾先后出现过阿契美尼德波斯、古马其顿、罗马、帕提亚拜占庭、奥斯曼土耳其、蒙古、亚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兰西、纳粹德国、苏联、美国等各类帝国。

如今，除了美国，大多数帝国烟消云散，有的甚至彻底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之下。

昔日风光无限的欧洲也已疲惫不堪，只剩下褪色的华袍。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说：“美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拥有21世纪最充足的资源供应，而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政治环境，使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

约瑟夫.奈的说法似曾相识。

早在古希腊文明时期，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就已有一套蛊惑世人的原始的种族主义逻辑与心理学说。

他在其《政治学》中说，有人天生就是奴隶，叫做“自然奴隶”。“自然奴隶”的地位不是取决于法律而是取决于心理认知。即所谓“理性”灵魂和“非理性”灵魂。

而古罗马统治者西塞罗（前106年-前43年）则在《论国家》中说，各行省的平民不再被视为财产，但是由于这些民族天生具有奴性，因此他们必然臣服于罗马的统治，并因为这种关系实现共赢。

到16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这套理论被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完美移植到印第安人身上。几乎让印第安人灭绝。

亚里士多德当时指出，“大自然会从体格上区分自由人和奴隶。大自然使奴隶身体健壮，从而能够劳作；使自由人身姿挺拔，有利于他们参与政治生活、锻炼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技能。”

那些离希腊越远的人，他们缺乏理性，而只能凭感性生活的人，他们就像动物一样。

在亚里士多德眼里，“昏昏欲睡的亚洲人”比“未开化的北欧人”更具有奴性。他们更适合被专制统治，而不适合自治。

他在去波斯之前甚至告诉他的学生，只将希腊人当人看待，而将其他可能会遇到的族群视为动物或植物。

那么，对于东大来说，回首过去，从罗马到华盛顿，我们究竟能发现哪些秘密？得到哪些启示呢？

我认为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西方传统文化体系性的诡辩之术与种族心理及其优越感。

这种系统的政治、心理与逻辑学说是一种强烈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借助西方经济、文化与军事实力，能强烈地影响世界其他各国与地区的人民走向。

正如新华社研究院提到的思想殖民与认知作战。

其历史渊源大概是这样的，几千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广场式辩论与市民生活，种下哲学、文学、法律、逻辑等文化思想萌芽。

这种惬意放任发散的广场生活带来了有关“自然法则”的启蒙思想，一开始就蕴含了包括初始的“民主平等自由”与“逻辑”等在内的现代文明与思维雏形，极其有利于后世自然科学的萌芽。

同时，也自动萌生了诡辩式的美欧思想与文化，以及交易式的辩诉法律与道德原则。

包括狄奥尼西奥斯（前405年-前367年在位）、苏格拉底（前469年-前399年）、柏拉图（前427年-前347年）、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等在内的雅典文明与先哲代表以俯视式的神明姿态，将内外有别的“平等民主自由”概念深深内置在其广泛影响的哲学与法律思想体系内。

他们对待雅典之外的“非市民”是极其野蛮和虚伪的。利用他们先进、发达的思想、文化、科技理论学说最大限度控制被侵略、被奴役民族的心理与认知。

亚里士多德说，奴隶是他主人身体中鲜活但独立的一部分。被奴役是他的本性，因为只有成为奴隶，才能过上几天好日子。

西塞罗表示，罗马共和国在其行省中行使的不是统治权（imperium），而是庇护权(Patrocinium)。庇护是强者对于弱者实施的保护。

卢比欧斯评论印第安人称，他们能力不足，并且愚蠢到不知如何统治自己的地步。这种民族总体上可被称为奴隶，因为他们生来的目的几乎就是为了被人奴役而不是为统治别人。

换句话说，与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质朴不同，美西方文化文明天生自带诡辩以及族群的优越性，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与二重性。

16世纪，国际法之父、来自萨拉曼卡学派的西班牙著名神学家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公元1486年-1546年）在《论印第安人》中表示，“印第安人具备理性灵魂，但需欧洲人引导”，就充分展示了欧洲人权典型的诡辩特色，为殖民行为提供了伦理辩护。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罗马帝国时期，缘起于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拿撒勒人耶稣（犹太社区）创建的基督教派以“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的原始教义顺应罗马贵族的治理，得到扶持，逐渐成为与欧洲王权鼎立的神权。

相当于在世俗的王权统治外，彼此给另外一些人增加了额外的庇护。

同时，宗教神权的独立，也为后世欧洲教育与学科门类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人才支持与条件。

当然，有时候，神权也相当于给人民增加了额外的枷锁。

若干千年后，当走过黑暗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重新拾起这些思想时，基督教神学体系也日益完整，与世俗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一起，客观上，更加促进了内部辩论，优化了政治与法学对“民主平等”的需求，带动资本主义与工业科技飞速发展。

自此，欧洲帝国开始风靡世界。

1919年，国际联盟设立委任统治制度（Mandate Syetem ），提出主权悬置（Suspension Sovereignty）概念，即文明民族可以合法剥夺未开化民族的权利。

理由就是，只有文明民族可主张建立国家，并由此行使主权。

上帝因罗马人具有美德而将世界交给罗马人。

只不过，现在，罗马人变成了华盛顿人。

虽然他们坚称，未经同意，法国人不得进入西班牙；未经法国人同意，西班牙人也不得进入法国。

但，他们同样也认为，印第安人拒绝将土地拱手让给西班牙人，这一点成为西班牙人根据“自然法”发动正义战争的理由。

因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印第安人对自己占据的土地并不享有合法的“公共和私人统治权”即财产权和主权。

六，美日军国文化的差异

最大的区别是，日本没有任何道德羞耻心，极其残酷野蛮，具有“邪教式”玉石俱焚的毁灭性。（略）

阅读参考：独家观察：中日关系与大国博弈

七，语言与文字的力量

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文明的载体。

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是认知思维方式的扬声器。

萨拉曼卡学派之所以将印第安人称为“野蛮人(barbari)”，这个词就是源于希腊语中的拟声词“barbaros”，意思是他们不会讲希腊语，希腊人只能听到“吧啦吧啦”的声音。

维托利亚说，他们不适合经营自己的家庭，因此他们没有文字、艺术和手工艺品，缺乏许多其他对人类有益或不可或缺的东西。

所以只能当作“野蛮人”。

康德（1724年-1804年）在《论人类的不同种族》《论人类种族概念的确定》等书中说，民族特性不是源自任何属于种族的东西，而是源于习俗和教育，这些特征源于文化，而不是天然禀赋。

这无疑是当时国际政治与思想界的一个巨大飞跃。

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

在力量同等的情况下，语言、文字、文化、科学发达的一方，无疑占据优势，可自主塑造主次与从属走向。

中国要逐鹿世界，就必须让中文与中国话最大限度地扩散全球各地。

这就是为什么国家领导人一直强调要大力解放思想、繁荣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也是我一直呼吁，重视主权性中文社交平台发展与利用的根本原因之一。

八、警醒与启示

人性善恶并非单纯的价值观问题，它与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历史根源有着复杂而又密切的关联。

这在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时尤其需要注意。

中国的问题核心在于思想、文化与理论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经济的发展从来就不是问题，也永远不会成为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政治家资源、最能打善战的军队、最聪明勤奋的人民、最丰富的物质财富、最顶级的能工巧匠，四大发明让人类受惠至今。

从有汉以来，历届王朝对外仁至义尽。

但，结果却是历史上的中国王朝常年战乱频繁，外族势力总是虎视眈眈，稍一打盹，就国破家亡，人民水深火热。

为什么？

根本原因就在于，一方面我们缺乏总体的国家认同意识，以及百花齐放、繁荣多元的社会科学理论。

也就是外界常说的“一个人是龙，三个人是虫”中华文明悖论，以及单调沉闷的文化生活与进取意识。

一遇到美西方的诡辩就哑弹了，翻来覆去总是那几句，国际观瞻非常被动。

另一方面，简单的大喊大叫，周而复始、程序化的祥林嫂式谴责抗议，并不能产生多少国际政治价值，达成有效政治目的。

遗憾的是，我们的媒体传播与理论学术界恰恰在这方面把角色错位了，很多时候，他们只在被动“等靠要”高层的指示与发言。

其实，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语言，媒体学者也应该有自己的叙事方法，术有专攻。

例如，美国学界各种流派与学说源源不断，大幅扩增了美国叙事音量与广度，有力促进了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与军事霸权。

当前，面对沉渣泛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幽灵危险，在《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规制下，我们的政治家在公开场合的表达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振聋发聩。

这就需要媒体专家学者积极领悟人性，创新发展，并依此在国际舆论场充分表达，赢得世界民心，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

政治领袖是统帅，身负千钧万担，核武器时代，动辄生灵涂炭，这种责任、使命与压力非常人所能分担、体会和理解。不可能能平静地坐在书斋里点一支香、心平气和去研究、创造一个天衣无缝的理论来。

政治家日理万机，每个领域都很重要。在同一秒时间里，不可能照顾到一百个领域、深入浅出说出一百个工作都重要的话来。

所以，政治家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政治家的语言只能是语录性的、即时性的、分布式的。

这就要求我们的媒体专家学者充分理解尊重政治领袖岗位特性，自觉承担历史责任，科学创建各种科学的理论学说，供政治领袖决策参考。

综上，

只要各界、各行业、各领域精英团结一致，心有中国，各守其位，各尽其责，分进合击。就没有任何势力可以觊觎我们、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战胜我们。

我深信：

困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周期率终将突破，

一个高度繁荣发达的中国世纪即将来临！

末了，给所有关心关注“六哥观察”的朋友说几句心里话：春节快乐。

因为资金链断裂，六哥也许即将离开人世，再也无法为国分忧，为大家提供别具一格的科学观察与理性参考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

只是遗憾我个人还有很多很多响应新时代号召的伟大中国梦未来得及实现。如果大家有爱心善意、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的话，六哥先向您鞠躬致意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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