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校16岁的儿子计划“913”前刺黄永胜，为何8年后才宣告无罪

湖北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一个名叫吉黄村的地方，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曾经是铁道兵"五七干校"，这里树林茂密，野草丛生，风景优美，由于地广人稀，冈峦起伏，一道道土山坡，状如龙脊，自东向西，蜿蜒伸展。土质为黄色，粘黏性强，有几棵近百年的香樟树屹立在水库旁边，河堤两旁还能见到几棵枫杨，当地人称之为叫柳树，春天过后，在茂密的枝叶间，会垂出一串串晶莹的绿色果实。至今五七干校不见踪迹，只余下着一排排房屋静静地伫立着，仿佛在诉说着昨日的荣光。

当年，干校总部设在叫名叫太山庙的地方，据说，李自成的老丈人高大人死后就安葬在这里，那时的干校按照连队编制，有数千人之多，都按照军事化管理，按连、排、班编制，具体的工作就是下地劳动，拿古代来说就叫“屯田”，种小麦、水稻、棉花，养牛、羊、猪，先是自给自足，然后就能出卖给组织贡献力量，大家的生产积极性都很高。干校总部的最高领导除了校长，便是政委。

襄樊铁道兵"五七干校"出了最大的事情，那便是1971年初时，干校政委余金龙的儿子余银海，犯下“向敌台写信、密谋刺杀总参谋长”的大罪而抓捕入狱，此事一度震动了高层领导人，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说铁道兵"五七干校"余金龙，他是开国大校，当年的职务是正军级干部。余金龙出生于湖北沔阳（今名仙桃）郭河杨洲村，这里地处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水网纵横，稻田遍地，米香鱼肥，是典型的鱼米之乡。如今的杨洲村环境良好，物种丰富：白鹭水鸭活跃，鸡鸣犬吠相闻。柿子挂满枝，橘子结成堆，丝瓜爬上树，南瓜等人摘，这里的文化底缊深厚，崇文尚礼，“天鹅贡唐朝，山重路更遥。沔阳河失宝，回纥情难抛。上奉唐天子，请罪缅伯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唐朝贞观年间，西域回纥国使者缅伯高不辞劳苦，千里送鹅毛给唐太宗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杨洲村

在革命战争年代，杨洲村的革命活动轰轰烈烈，余金龙的兄长余光俞、余光银、侄子余潮海、余明金，还有叔叔余远怀都先后参加革命工作，后来都成村里著名的革命烈士，可谓是满门忠烈。在家族革命先辈的熏陶下，年仅11岁他在排湖北岸下麻港一地主家放牛打长工，他他丢掉牛绳，游泳几里，从排湖北岸一直游到南岸，回到杨家洲参加了杨洲苏维埃政府少年儿童团，还担任了团长。

那时，反动派对杨洲村又怕又恨，多次调集军队疯狂“清剿”，他家的房子被烧，余金龙和其他同志转移到周边的村庄，在那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夜伏昼出，白天帮农民下田劳动，晚上出去发传单，贴标语，捕捉双手沾满鲜血的反动派。敌人受到了打击，变本加厉，更加丧心病狂地进行反扑，他们集中保安团和反动的地主武装3000多人向排湖地区围剿。

余金龙等人领导红军游击队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地斗争。有的时候，员们露天夜宿在芦苇柴林里，煎受蚊虫叮咬、风吹雨淋。白天潜入湖中蒿草藕荷林里，抽藕稍、剥蒿草充饥。在这支游击队里，有父子兵、夫妻兵、兄弟兵、姊妹兵、全家兵。一年多的游击生活，使余金龙更加增强了革命斗志，那时他就想参加红军，上战场打大仗消灭敌人。

1930年，他随同余朝海带了几十名青年到洪湖岸边的瞿家湾参加了红六军。余朝海担任了营长，余金龙被分在军经处（相当军后勤部）任少共团委书记。当时军经处的工作是部队占领一个地方后，把当地土豪劣绅的财物没收作部队供给，有的分发给贫苦工农群众。

余金龙随军出发，第一次打开了湖北沙洋镇，沙洋是汉江边的重镇，也是上通襄阳下联武汉的水上要道，历来是军事重地。在攻打沙洋取得胜利后，他们又马不停蹄转战石首藕池口。藕池口镇位于长江以南，镇上二万多人口，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内河南通洞庭湖，北通长江，历来为湖广重镇，荆楚要津。红军夺取了藕池口战斗胜利后，军部谋划攻打监利城。

当时的红六军军长段德昌，他是黄埔四期的高材生，才华横溢、文武双全，他知道监利城位于长江边，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军长段德昌运筹帷幄，研究部署攻城计划。命令余金龙负责的军经处调集300头黄牛备用，当时他弄不明白，红军打仗要黄牛做什么？这是军事秘密，军长没有讲明，谁也不便过问，他照令执行。余金龙带领战士找附近乡政府人员交待任务，要他们出面，红军出钱，购买了300头健壮个大的黄牛。红军夜晚攻城时，用火药炸开了城墙，敌人猛烈的炮火在城墙缺口内向外喷射，拼命阻击。敌人打了一会，见红军没有动静，暂时停火观察。

这时，红军将牛角上绑着峰利的尖刀，尾巴系着柴把的黄牛集中到城墙缺口，头朝里、尾朝外，红军战士将牛尾巴的火把点燃，300头黄牛尾巴着了火，一齐向城内阻击的敌人冲刺。当敌人发现红军用火牛攻城时，其阻击也失去了作用。这突如其来的火牛冲刺战使敌人全线崩溃。有的被尖刀刺死，有的被牛脚踩伤，有的着火在地上打滚叫爷喊娘。红军的冲锋号突然响起，待令在城外的红军听到攻城的号声齐涌进城与敌激战，红六军一举攻下了监利城。

攻城立下战功的余金龙在红军部队中茁壮成长，先后担任红二方面军六师宣传队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并随大军参加著名的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余金龙历任吕梁军区十分区五十八团政委，山西七旅二十一团政委，第一野战军一军三师九团政委。1951年任全军培训空军指挥员，后任西安第二预科总队副政委。抗美援朝时期，任中朝联合空军朝鲜前线指挥部政委。1958年后历任沈阳军区空军工程部政委，襄北铁道兵“五.七”干校政委，军委文化干部学校顾问等。1955年被授于上校军衔，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荣获国家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红星勋章。

余金龙一家祖孙三代，六人革命，四名烈士，只他一人成为新中国的开国大校，一家人用殷红的血和生命执着信仰、捍卫真理，将一颗赤诚的初心献给了革命事业，可谓是满门忠烈，后来，他的孩子同样受到这种“打仗、牺牲、忠诚”的熏陶，从小耳濡目染，对革命事业充满感情，甚至捍卫胜利成果看成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这一点余金龙的儿子余银海表现得尤其突出。

余银海小时候体弱，多次得病，康复后家里人常告诉他，“多亏有新中国，多亏有伟大领袖”自己才能转危为安，慢慢他把这句话当成了天经地义。到了青春期，他的正义感走得有点儿极端——不愿看到“污点”，容不得“黑暗”，心里有话压不住。1971年初，余银海在襄樊铁道兵“五七干校”从事收发工作，属于那种虽然年轻，却经常接触各种报刊资料的岗位。表面上只是传递文件，其实每天翻来翻去，看多了，也就有了所谓“政治嗅觉”。

据余银海自己写的一本题为《铁囚忠良》日记式小说中记载：1971年初，余银海感觉到气氛十分不对劲，昔日一些父亲经常谈起，十分尊重的老领导纷纷“靠边站”，甚至还扣上了种种莫须有的帽子，各种“材料”“批判稿”铺天盖地，英雄一下子成了反派，那些心里还认准“打天下的老同志”，怎么可能一夜之间成“坏人”，军队基层干部看来，这样的做法刺眼又刺心。

但在此大形势下，有的人选择沉默，有的人选择明哲保身，只有极少数，想要做点什么，比如余银海，在他成天翻阅的报纸似乎觉察出来 “事出反常必有妖”，因为那些日子的报纸，一篇又一篇吹捧副统帅“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尤其是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频繁到各大军区“视察”“讲话”，大规模演习此起彼伏，调动部队的动作越来越频繁，他敏感地感觉到问题十分严重，自己应该要做点什么。

起先他想的是向上级最高领导写信反映情况，但转念一样，自己的一封平信，怎么能通到上面呢？信件肯定会被截下，因为上面都是他们的人。一旦查到自己头上，肯定会连累身为老干部的父亲。为了安全其见，他决定用写匿名信的方式，连写三封标明 “十万火急”署名为“王英”、“晓彬”的“绝密信件”，寄往香港九龙“2631号电台”，也就是他所认定的“敌台”。信件内容极为鲜明：揭发黄永胜等人的阴谋，并向对方索要四支手枪、两百发子弹。

在余银海这些寄出的信件里，他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愤慨，还详细叙述了所见所闻，并提出了一个具体刺杀黄永胜的行动方案。这个方案分成三步，逻辑严密得有点超出一个少年应有的思路： 一是争取同龄人共同参与。他准备拉拢两位“将门子弟”——王龙（铁道兵13师副师长之子）、刘川北（铁道兵石家庄学院副院长之子），组成小组；二是打着部队拉练的旗号，一路南下直插广州军区，计划在1971年5月1日上午9点左右，广州军区召开大会的时候，一个人携双枪潜入会场，或提前藏进大礼堂天花板上方，从上往下射击；要么在距主席台十五到二十米处开火，用手中的「三号左轮」在三十到五十米的有效射程内完成刺杀，一举击毙黄永胜；三是成功后北上保卫领导。

当然，余银海的这些信只能理解为少年英雄主义色彩，同时反映出他对军事行动的某种朴素理解。 可能他压根就没有想到，向上写的信可能会被截获，向“敌台”写信那更无法逾越，很快三封信寄出去没多久，另一条线上就掀起了波澜。截获信息的渠道，很快把消息传递到黄永胜在铁道兵系统里的代理人那里。对方高度紧张，立刻上报。没过几天，铁道兵副司令员刘金轩奉命亲自从北京赶赴湖北，指挥侦查。

没费多少周折，目标便锁定到铁道兵“五七干校”收发室，“反革命分子”余银海被揪了出来，起先“专案组”认为策划这一惊天“阴谋”的肯定是一名老谋深算的人物，结果一看究竟是一名稚气未脱的少年，当年一开始他们认定是有“后台”，结果一审问，完全是他自己一手策划。主审问余银海：没见过黄永胜真人，凭什么就认定要杀他？他说：没见过真人，见过照片。又问他刺杀成功后怎么办，他还十分自信地回答：行动得手之后，坐车赶到珠江边，从江里潜水逃往香港，申请避难，等国内局势有变，再谋起义回归。他的这套设想，一半是少年英雄主义，一半是认真排演过的逃跑路线。

当时，在场的所有的都认为他的行为十他荒唐，因为成功的机率是零，一方面黄永胜这种级别的人，岂止一个少年说刺就能刺；另一方面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说他搞阴谋，你干这蠢事岂不是自己找死吗。余银海最终背上“反革命”的帽子，关进了牢房。

在很多人看来，余银海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少不更事”，简直是“天方夜谭”，更像胡言乱语。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少年被迅速定性为“别有用心”的“反革命分子”，而他的那套推演，被当成“政治幻想”。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个月之后的1971年9月13日，九一三事件震动全国。当时被认为绝不可能的情节，一件件摆到众人眼前，那些曾经被嘲笑为“荒唐”的猜测，突然变得极其刺眼。其中有不少情况竟然与余银海的设想“不谋而合” ，与此同时，曾经被他视作必须除掉的黄永胜，也走到了人生的末路。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九一三事件八年之后，经上级认真复查，认定余银海化名向香港九龙2631号电台写信，主要是出于对“打倒老干部”的做法不满等原因，虽然做法错误，但“不构成犯罪”，撤销原判决，宣告其无罪。后来，余银海在湖南湘潭从事过农机推销员的工作，也曾被邀请到一些军史座谈会提供口述资料。但他极少提起当年的刺杀计划，只在会上一字一句地强调：“如果那时有人愿意查真相，我不会提枪。”

于一个少年而言，这几乎占据了他整整一个青春期。即使后来在牢房里，余银海没停下思考。他写下了一部约十五万字的日记和一部长篇小说，题为《铁囚忠良》。从这些字里行间能看出，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也不认罪。他固执地坚持，自己做的是“对组织负责的事”。 有一段文字，情绪激烈：“人民啊，危难不幸，祖国啊，在左右摇摆。我心痛得早已没有眼泪，破舌喷血声讨‘恶魔’。”措辞激烈，带着那个年代典型的语言风格，也透露出一个被压抑多年的青年内心的痛苦和愤懑。

走出高墙之后，有人问最想做的是什么时，他红着眼圈说：“我只想回襄樊铁道兵"五七干校"看看，我工作的那间传达室在不在。”而此时，那座干校早已撤销，砖瓦四散，都压在厚厚尘土下；可少年他的那些梦想的执念，似乎依旧藏在那排被风吹得吱呀作响的白杨树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