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军区原副司令员林滔忆新四军中的日本籍战士森增太郎

广西军区原副司令员林滔

森 增 太 郎

林 滔

一九四三年深秋。

黎明的东方，朝霞绚丽。起床号刚刚吹过，反战同盟的森增太郎和松原、森田三位同志背着电话单机和电话线兴冲冲地走进我的房间，看上去，经过一整夜窃听敌人电话的紧张工作．他们没有丝毫倦容。

他们放下手里的东西，没有象往常一样汇报昨夜的工作情况，而急于告诉我：敌军一个小队将于上午十时押运军用物资，分乘两辆卡车经姚家集去河口。他们三个人很有把握地说：“我们可以去打他。”

听了他们的建议，我迟疑了一下。当时，我是新四军五师政治部对敌部部长，奉命带领敌训班（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帮助五师政治部办了两期敌训班，主要任务是培训日语干部。——原编注）已经毕业尚未分配的二三十名学员和反战同盟的十几位日本同志从黄岗回大悟山。我的任务是率领他们安全到达目的地，对于日本同志参加战斗这样重大事情，应该向上级请示，可是时间根本来不及。于是，我直率地说：

“那怎么行！我们可不是战斗部队。”

“他们都是新兵，从电话里听得很清楚，一个小队最多四五十人，绝对可以打！”森增太郎决心很大，语气十分肯定。

“我们完全可以打！”松原态度也很积极。

“我们现在只有政治部警卫连的一班人，敌训班的学员大部分没打过仗。”

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嘴里这样说着，眼睛看看坐在旁边的森田。他是跟我们在一起将近四年的老同志，平常不多说话，比较稳重，我想听听他的意见。

“可以打。”森田说，“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不会打仗。”他的态度很鲜明，也很慎重。

他们三个人走后，我看看太阳，时间还早，就去驻地附近的专员公署找任专员借兵。他听说要和反战同盟的同志一起打鬼子，高兴极了，告诉我他那里有一个区中队，四五十人，武器不错，还有一挺轻机枪，人都是当地的，地形很熟。一个作战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

部队迅速在河口到姚家集的公路两侧几座山头上埋伏下来，并在公路上用石头、木头设置了障碍。

天空晴朗，群山沉寂。不到一袋烟的工夫，远处传来象飞机那样“嗡——嗡——”的声音。

转眼之间，敌人的卡车从山后开了过来。车上大概装着水泥之类沉重的物资，笨重得象乌龟一样在公路上爬着。鬼子兵杂乱地坐在车上，目标非常明显。

“打！”汽车被障碍物挡住之后，我下了命令。

一阵骤雨般的子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歪下去的，倒下去的，弓着腰低着头的，趴着身子不动的，简直都成了靶场上的活靶子。看来，敌人确实没有经过训练，挨了打竟没有一个人懂得机动还击。

忽然一个日本兵跳下车，挥着军刀，大声喊叫了一阵，车上的人才笨手笨脚地往车后爬。我估计这个挥着指挥刀的，大概就是小队长。他跑在前面“哇啦、哇啦”地继续叫喊，所有下了车的敌人一窝蜂地在后面跟着。

打蛇要打头，擒贼先擒王。我正准备布置火力打死这个小队长，却见他刚刚跑到山脚下，就摇晃着倒了下去。“打得好！”我兴奋地喊了一声。这是哪一位神枪手打的呢？紧张的战斗中一时还弄不清楚。

失掉指挥的敌人乱作一团，又一窝蜂地向公路上跑回来，围着两辆卡车窜来窜去。只见卡车在堆着石头、木头障碍的公路上，剧烈地颠簸了几下，强行开了过去，跟在车后面的敌人拚命地跑着喊着。

“冲啊—”趴在公路四周山头上的战士们跳起来，向公路冲下去，勇猛地追击溃逃的敌人。公路上丢下了包括敌军小队长在内的几具尸体。

这里离敌人据点太近了，我们迅速撤出了战斗。前后不到半小时，敌人自始至终没有还击的机会，我们没有任何伤亡，获得彻底胜利。

林滔根据亲身策反日军斗争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哗变的“皇军”》

回到宿营地，几个同志告诉我，打死敌军小队长的，就是积极主张袭击敌人的森增太郎。正说着，森增太郎兴高采烈地走来，把缴获那个小队长的手枪、军刀、望远镜和图囊放在我面前，作为战利品一一上缴。我激动地握住他的手，一时竟找不出恰当的话来对他说。是啊，这些被欺骗、被压迫的日本士兵的觉醒者，直接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开火，这还是第一次。看着他那喜悦、明朗、充满正义感的瘦脸，我不由得想起两年前的一件事情来。

那天，我正翻阅材料，通讯员领来了一个瘦高个子的日本兵，后面还跟着一只浅黄皮毛的狗。我让他抬起头来。那是一张怎样瘦削的脸啊，双眼充满了阴郁和悲伤，懊丧和悔恨。交谈之后，我才知道，他叫森增太郎，出身于日本劳动人民家庭，由于受不了日本法西斯军官的残酷压迫，经过干辛万苦，逃出日本军队，跑到我军来。他苦苦哀求我收留他。当我对他表示欢迎时，他愁苦的双眼里出现了希望的光芒。我对他说：“我们这里离敌人据点很近，你的狗很容易跑回去，为了部队的安全，是否把这只狗处理掉？”他一听，不由分说地把狗搂在怀里，爱抚地摸着它的黄毛，亲吻它的头，恋恋不舍，仿佛是搂着他最亲密的伙伴。沉默了好长时间，他才痛苦地点头表示同意将狗处理掉。从那以后，他一直严守我军纪律，和我们一样，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征战。

我这样想着，忽然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森增太郎有些踌躇，嘴唇动了动，好象要说什么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我拍拍他的肩膀，问：

“阿增君(当时我们都这样称呼他)，你好象有什么话要说？”

他很不自然地看看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表交给我：“这也是那个小队长的。”

森增太郎眼睛一直看着放在我手里的手表，看得出他是非常喜欢这块手表的。但是，他还是严格执行了“一切缴获要归公”的战场纪律，为在场的青年战士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很高兴，随即又把手表交给他，郑重地说：

“我代表师政治部，把这块手表送给你保管和使用，作为这次战斗的纪念。”

森增太郎接过手表，还带着硝烟尘土的瘦脸上流露出十分复杂的感情，眼睛里闪着感激和幸福的泪花。

这时，师部两个通讯员送来李先念师长的一封信，大家立刻围拢过来，我打开那张刚刚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几行熟悉的铅笔字映入眼帘：

林部长：

你们今天的战斗打得很好，请代表我向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表示祝贺！

先念

43．11．X

森增太郎和同志们看着师长的祝贺信，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选自《红旗飘飘 24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