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剧本重演？哈梅内伊逝世，沙阿之子归来，谁操纵伊朗命运

周六，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重大军事行动”。截至周日，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已被确认身亡，报复性袭击正在席卷海湾国家与以色列，德黑兰方面则已组建了临时领导委员会。

特朗普呼吁伊朗人民在轰炸结束后“接管你们的政府”；内塔尼亚胡则敦促他们“摆脱暴政的枷锁”。

在第一轮袭击开始后的数小时内，流亡王储礼萨·巴列维——这位曾在1953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军情六处策动政变后重掌权力的沙阿之子，发布了一份预录声明。他在声明中将此次行动称为“人道主义干预”，并号召伊朗民众准备重返街头。

这种历史的对称性并非巧合，而是结构性的必然。作为当年剧本的共同撰写者，欧洲应当清楚这一切将走向何方。若不回溯1953年那场民主、民族主义与外部势力激烈碰撞的历史，便无法真正理解伊朗的当下。

20世纪50年代初期，伊朗拥有君主立宪政体、运作良好的议会以及充满竞争性的政治生态。

当时的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实现了伊朗石油部门的国有化。他的诉求基于残酷的现实：英国-伊朗石油公司——即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在1947年报告的利润高达4550万欧元，而支付给伊朗的份额仅约为700万英镑。

当摩萨台通过议会机制推进国有化时，英国的回应是暗中颠覆。当时公开的理由是基于冷战逻辑。

正如历史学家叶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从解密档案中所证实的那样，当时并无证据表明共产党即将夺权。核心问题在于对石油的控制，以及担忧伊朗可能为全球树立的先例。

1953年8月19日，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的政变爆发。这场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英国军情六处协同作战的跨大西洋行动，从一开始就带着欧洲的指纹，通过贿赂、宣传、雇佣暴徒以及操纵教士，推翻了伊朗的民选政府。

正如中央情报局在2013年亲自承认的那样，该机构在其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接踵而至的是建立在系统性镇压之上的权威主义现代化。沙阿铲除了所有独立的政治组织。到70年代中期，大赦国际已将该政权列为全球人权记录最差的政权之一。

当和平政治的路径被封死，激进的替代方案便会填补真空。

1979年革命汇聚了一个广泛的联盟——学生、工人、自由派、左翼人士以及教士。正如政治学家查尔斯·库兹曼所记录的，结果具有偶然性而非必然，但它确实是在1953年干预所塑造的约束条件下展开的。

因果链条清晰可见：通过干预买来的短期稳定，最终摧毁了长期的合法性。革命有其内在动力，但1953年的政变塑造了这些动力运作的场域。

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现并非因为西方干预失败，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干预的结果。

由此产生的政权冷酷、高压，并对邻国构成威胁——但了解其上台的历程就能解释，为何外部高压总是能持续强化那个欧洲本想削弱的机器。

欧盟的反应遵循着一种令人熟悉的模式。

此次袭击发生时，各方正因伊朗核计划及其地区代理人姿态而处于真正的紧张状态，但历史模式依然奏效。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娅·卡拉斯称哈梅内伊之死为一个“定义性时刻”，同时形容这场冲突“极其危险”。

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组成的“三驾马车”谴责了伊朗的报复性袭击，但并未对军事行动本身表示谴责，仅声明“必须允许伊朗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两枚伊朗弹道导弹射向了塞浦路斯方向，那是一个托管着英国军事基地的欧盟成员国。

这场欧洲并未选择的冲突，正逐渐蔓延至欧洲的领土之上。

盟友们得到了通知，但未被咨询。究竟要咨询什么？正如安妮·阿普尔鲍姆所指出的，这项行动的发起既没有针对伊朗人民的一贯战略，也没有关于后续局势的预案。这反映了过去十年间在伊朗问题上的战略漂移。

自特朗普于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以来，欧洲“三驾马车”虽试图维持协议却以失败告终，最终接受了伊朗被排除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国际支付系统的事实，并向美国的制裁妥协。

1953年的模式揭示了一个欧洲应当识别的动态：那些优先考虑控制而非合法性的干预，最终会产生更具强制性、对外部影响更加敌视的政权。如今，随着最高领袖身亡，以及当年由中央情报局扶植的沙阿之子正与华盛顿协调后续行动，欧洲面临着一个逃避了七十年的问题。欧洲可以选择继续承受那些既无法参与塑造、也无力发起挑战的美国决策所带来的后果。

或者，欧洲可以认清1953年本应教会世人的道理：伊朗人民渴望主权、尊严以及选择未来的权利。外部力量很少能带来这些，在伊朗的案例中则从未实现。这意味着应当坚持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获得准入，维持独立的决策渠道，并与那个欧洲理应最了解其历史教训的“政权更迭框架”保持批判性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