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蜀道（上下卷）》自序：探索“一带一路”的“本底”

探索“一带一路”的“本底”

——《大蜀道(上下卷)》自序

易旭东 蒋光耘

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人类共同的心理结构。

人总有追根溯源的天性,总爱从遗址、文物中感受历史的脉络。社会的文化品位,都能借由遗址、文物考古等话题的反哺,得到提升。

社会整体文化层次的提升,使大众具备相当的历史审美,蜀道考勘不再被视为一个幽深、神秘、玄远的小众话题,而是以一种更加亲民的形态,融入人们日常生活。

蜀道,交通遗存,文化景观。

中国“古代陆路交通活化石”。

蜀道史同样是“层累地造成”。历经历史长河的经年冲刷,大多数道路尘渍斑斑,也成为“层累”的历史,与本来面目相去甚远,先秦时期的蜀道尤其明显。在稀缺的史籍文献中,摘抉隐微,商榷正伪,将蜀道身上积淀已深的历史渍垢逐层剥去,在“历史还原”的方法论上,将蜀道从认识论的“夹缝”中拉出,复原古蜀道的灵魂。

翠云廊,具有更多的年代质感、文化向度与经济维度。

一切划时代的实践,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

“一带一路”,天下主义的实践范本。

哲学原理中,规定多样性的极限,多样而不相对;经济规律中,共享、共赢,一元而不绝对。身处民族国家时代的世界,为化解“文明的冲突”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在记叙中追问,在追问中照亮。”

《大蜀道》 易旭东、蒋光耘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图源:读者报强国号)

“还原历史”与“道路伦理”

中国文化传统并不仅是“史官文化”。剑门蜀道,巴蜀文化的内涵脉络,三星堆、金沙城的底层逻辑,令人目眩神迷,一种系统性的陌生、惊讶,逸出了传统历史文化的认知框架,无论学界,还是大众,在这些国宝面前,都可能会更谦卑、敬畏。中华文明原来在四川盆地、成都平原里,还有众多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玄机,这不仅极大提升了中华文明的丰富程度,还使世界从更开阔的维度来看待中华文明。

“还原历史”通常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书面记录,如书籍、报纸、期刊、日记、信件、文稿、会议记录等;第二,遗迹、遗址或遗骸。如陶器、钱币、瓦罐、青铜器、界址与工具、器皿的碎片等。前者,古人有意识地选择,用以传递重要信息给后代为目的的文献记录,借助于石块、纸片等来实现。后者,无意识地传承,可能存在洞穴、坟冢之中,甚至散布在民间。

本书记叙的蜀道,需要清楚遗址、文物、文献与史料的记叙。首先是撰写的时空,不是描述的时空;其次需要以“探古”的态度挖掘新闻价值,构建记叙时空的“点与线”。

学界关于成都平原区域经济史、民族史的研究,基本以独立单元分叙,缺乏一种整体性关怀、系统性研究。蜀道在国家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历史的完整考古学序列,也长期被忽视。

目前,表现或反映蜀道相关内容的图书,仍停留在物理层面的资料收集、整理、挖掘与校勘上。同时,四川、陕西、甘肃和重庆均“分而叙之”,各说各是,各唱各调,主要内容仍属“学术论文”“闭环发行”的资料性编录、新发现的支道遗址,供专家学者参考使用。面向广大读者的,有社会影响力的图书,寥寥无几。

《大蜀道》 易旭东、蒋光耘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图源:读者报强国号)

《大蜀道(上下卷)》,是一部“中国西部交通史”,更是一部“民族地理人文史”,既是记叙先秦时期巴蜀地区道路的专著,也是梳理中国西部五千年历史的发展图谱,还是一部“蜀道文化”史。它详细记录了“成都人”“成都城”形成时的地理变迁,更细致描述了“治水”“筑路”中砥砺前行的“中国故事”。《大蜀道(上下卷)》更像是一部揭开巴蜀文化密码的历史、人文、地理大辞典,是具有创新性的、典型的百科全书。

古蜀文明的多维度阐释。

我俩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民族特征、文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现场考勘,结合道路遗址、史籍文献、出土文物,在山川地貌、乡情民俗、传说口述中寻找历史现场的蛛丝马迹,将远古的古蜀人、今天的四川人,用电影镜头般的特色语言,言简意赅地描述出来;在纵横交错的历史地理里,精确指明每个朝代的变迁繁衍,最后落点在天府成都。

“蜀道文化”会逐渐成为“显学”。

蜀道的“大”,超越以往行政区划、地理概念,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世界”意涵,不仅有物,而且有人。蜀道的世界性,不仅体现为空间的广阔性、时间的连续性,还表现为要素的多元性、联系的复杂性。蜀道的“大”,不再仅是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展现的舞台,更成为人类社会与外部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样板(样本)。

打破学术论文与大众阅读的壁垒。

民族与历史的发展,绝然离不开地理环境和道路交通。

“道路伦理”的视域下,道路修建与生态叙事,对先秦时期四川史志的“空白”,通过蜀道探源进行有意识地“弥补”。“世界”并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还是一个土地共同体与文化区块链。巴蜀文化,存在于世界之中,有人类、有动植物,有都市、有乡村,还有矿产、山水与交通,即丰富多样的产业链、供应链,展现出“和而不同”与“秩序共存”。

大蜀道的交通系统、道路遗存,是早期人类信息传播方式、古代交通组织的杰出代表,保存着夏禹时期至今五千多年的丰富历史信息、文化传承,完整地记录了人类交通发展、多元文明融合的历史进程,不愧为人类交通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文明对话交流的结晶。这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文明高度、政府规划水平与管理能力。

既有先后,也有交叉。

大蜀道文化的接触地域、扩散时间、传播通道,远超我们的想象。文化传播的波浪,可能有多个波心、多次波动,向外扩散的涟漪,绵延不断。金牛道上的成都平原、秦巴山地、三秦之地、成渝双城,大蜀道上的川甘青古道网、川鄂陕古栈道网、川滇黔夜郎道网,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萌发、定型和发展的重要舞台之一,对古代与现代国家的形成、发展影响深远。

“奏议宜雅,书论宜理。”

我俩倡导以胸怀情感观照文明传承,道路记叙需兼具雄浑、密实的双重品格。通过大蜀道“德运终始”的兴衰轨迹,串联起从大禹治水、修路,到“周礼制序”的实施,再到“一带一路”的治理智慧,揭示历史循环中不变的“人性光谱”,重申“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文明根基,承载“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使命,揭示历史循环中不变的“人性光谱”。

在“流量为王”的社会中,锚定“仁义附焉”的精神坐标,具有特别保护、传承与弘扬的价值。

源远流长的巴蜀文明,蕴藏着中华文明的源代码。

《大蜀道》 易旭东、蒋光耘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图源:读者报强国号)

“情感考古”与“现实记叙”

“文脉”,既在文献史志、博物馆里,属于学术意义上的梳理,也埋藏在每个人的心间。看似“沉默证物”,实为“固定”的每个历史时段的情感流露,在蜀道文化的“表达”里,再现熟悉而陌生的“五丁精神”,寻找到自己情感的“固态”。这种数千年以来的代代相传的情感“共鸣”,正是蜀道文化根脉“表达”鲜活的体现。

“情感考古”是追溯文化根脉的方式之一。

“同一时期有地方特征的文化共同体。”

三个核心要素包括:时间一致性、空间共同性和特征群体性。

通过文物、工具、建筑等实物遗存界定。

三位一体。地理约束、技术突破、文化互动与观念演变的动态结果。

基于蜀道遗址、博物馆遗物的“能指”“所指”,提炼出分层符号体系。

生态环境层:生物、地理、资源等基础符号,是文化体系的基石。技术经济层:生产、生活、贸易相关符号受生态层制约,影响上层建筑。社会组织层:宗法、等级、政治符号反映社会秩序观。意识形态层:审美观、宇宙观、生死观符号是文化核心意涵。

“情感考古”,类似于考古学文化中的分层阐释与体系建构。通过划分文化符号层级、分析各层级逻辑关系,形成结构化的文化解读框架。就蜀道文化研究而言,具体表现在这部作品中,形成“生态环境—技术经济—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四层符号体系模型。遗憾的是,我们学养不足,功力不够,逻辑还不够清晰,不能达到一读就懂的状态。

“情感考古”,需清晰辨别不同年代的道路沉积,不能随意扰动。不同土层对应不同年代的伦理、人文,唯有如此才能厘清历史脉络。

在蜀道上,杜甫的悲伤、离别,李白的惊叹、牵挂等情感,是一代又一代诗人、作家在文学书写中,不断沉积、积累、丰富而成。从最初对蜀道简单的表述,到如今逐渐丰富、细腻的记叙,都是前人的声音在我们血脉中的回响。

我们借助这些蜀道文化的符号,来表达甚至生成自己的情感。

需要“在现场”进行物质遗存的当代解码与道路的代际情感传递。我俩都是“老记者”,从文字记者到电视记者,“现场调查”是我俩的职业本底,一直期许如当年做“调查记者”一般,说走就走,想跑遍大蜀道及其支道,甚至再去波斯“御道”——中东版金牛道、阿庇亚大道——欧洲版秦直道,再走进西北走廊,深入岭南走廊。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做不到。

离开祁连山脉,进入秦岭山脉,从多民族交汇地,再到周人发迹地,感知两个不同地理单元,体会地情与文化的关系,感知道路与人类的和谐。

多年来,我俩无数次往返于大蜀道的支道上,行走于古人曾穿行的大道小径,历经史前雏形、汉唐繁荣、明清延续至现代转型,见证了南北文明交融与交通变革的陇蜀古道。大禹父子、氐羌先民开辟的原始通道,用于盐茶马贸易与彩陶文化传播,由嘉陵道、祁山道、阴平道和迭潘道四条古道组成。

嘉陵江上游支流。由陇入蜀,流域的主要孔道有西狭栈道、青泥栈道……

绵延陇东,苍凉周原。天水秦州,礼县西犬丘;秦皇故里,秦岭西汉水。

先北上兰州,后南下陇右走廊,至川甘陕交界处,探勘“大蜀道”之“甘路”,周秦文化与古蜀文化的交流、碰撞。从河西走廊到陇右通道,地情地望,刀光剑影,世界史、中国史、氐羌史,不期而至,顿生亲切。

青泥河,成县东河、南河汇合后入飞龙峡,流经青泥岭峡谷段,河水左冲右突,由北到南,纵贯县境一百一十多公里,由北向南,至陕西略阳白水镇,注入嘉陵江。

“情感考古”的意义,在于探寻民族与个人的精神根脉。

经典文本。借用考古学的方法,挖掘情感符号在历史文献中的起源、演变,强调情感并非天然形成,而是通过诗文、图刻、文学创作等文化实践逐步建构、传承。

通过对大蜀道物质遗存的分析,探讨社会情感表达与文化观念的关系。

聚焦“原境分析”,强调蜀道物质遗存的空间关系、使用场景对情感解读的重要性,结合史志文献与考古现场、博物馆文物,构建情感表达的双重证据链。

我俩试图将“情感意图”,通过考勘道路材料证实,跨学科理论融合,整合文化人类学、道路交通学等多学科理论,解析家国情感在道路代际与社会层面的传递机制。

通过解构道路叙事、沉默证物与文献记载,揭示朝代更替与情感的代际传播,“集体潜意识”在后代中复现,量化道路“情绪温度”,构建情感传递的可视化“距离”。

分析蜀道的走向,路段、支道等的命名,以及空间布局,视为情感压抑或释放生理化表现。发现“道”与“意”的对应关系,家国叙事撕裂与写作个体心理的关联,将物质遗存转化为“能指-所指”系统,实现从“遗址描述”到“意义阐释”的跃升,为文化保护与传播提供框架,形成蜀道文化物质、制度、行为、精神“四层模型”。

各层级相互关联,从具体到抽象递进,形成“一主多元”的文化体系。通过分层解析,系统性优化文化建设路径,可视化传播与活态传承,增强文化认同的心理共识。

考古道路遗存与研究博物馆文物,不仅是历史载体,更是情感表达的“固态化文本”,需结合原境与文献解读,与表观“沉默证物”和传说等非文字材料的结合,为情感的代际传递提供生物、心理双重解释,推动情感研究从反叙事写作的半定量定性,走向公众参与的创新路径,将蜀道文化“故事化”“影视化”。

实现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平衡。

1985年5月,本文作者之一易旭东(前蹲者左)与同学从长江入大宁河考察留影。

“四十年情结”与“四年成稿”

“椅子研究”与“田野考勘”结合。

媒体的从业背景,让我俩有了追问、勇于接触道路文化特质的共性。

做媒体前,都是“文青”,易旭东甚至已经发表了八篇(部)中短篇小说、七篇学术论文。至今,仍具有写“网文”10万+阅读量的“基本功”。新闻无法安放对“旧闻”的追记、文化特质的探索,“田野考勘”因其自由、纪实的特征,恰好能让我俩扬长避短,舒展个性,毕竟比作家、诗人懂追问,比记者、学者会写作。

享有媒体资源带来的诸多优势。相对于作家、学者要花时间、金钱去考勘,记者型作家经常能利用出差时间积累的经历、素材,时间和经济成本相对而言更有优势。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世界就变小、变薄、变得无趣。

通过深度的记叙,把蜀道双向地“读厚”“读浅”。

试图以“有形”去追问“无形”。

即便是蜀道的同一路段,在不同人的视角下,呈现出的样貌也大为不同。本书不仅不是剧透,反而可以增加对世界多元性的理解,为我们的阅读叠加不同的视角、厚度。

蜀道掠过的不只是文化遗址,而是转型中的中国的历史切面。在战乱中,用诗意的文字记录着松茂古道的经济交流、文化融合,敏锐捕捉着日常生活里的趋势变迁。

既是新闻也是史诗,更是不同时代的人性、文明。

开创一种独特的新闻、影视文学风格,去“模糊”历史与文学的边界。

记叙一个国家在高速现代化中的历史文化沉淀。

“见微知著”。有温度的社会学、含理性的交通学田野调查。将历史考据、文化分析和个人考勘完美融合,记者的观察力、作家的细腻感知、影视编剧的立体具象与破圈的学科研究相结合。既追求宏大叙事,又专注于日常生活的肌理。

1985年5月,本文作者之一易旭东从长江入大宁河考察留影。

“大蜀道”涉及川、陕、甘、渝及鄂、湘、黔的遗址现场考勘、采访,跨区大、路途远、时间长。在近二十年中,我俩在研究、写作前,将文中涉及的“蜀道”少则1次,多则5次,到了现场进行考勘、采访。

从2021年6月开始写作,至2025年2月完稿。

1984年,易旭东调入《成都工人报》的前两年,应四川省建委之邀代表成都市建委主管的《现代城乡报》,就从成都到广元、绵阳一带考勘、调研,足迹遍布广元、青川、梓潼、剑阁等地,在广元到陕西汉中——金牛道采访近20天。

1985年,易旭东与五个大学同学深入长江三峡的小三峡,从巫山到巫溪,考勘、采访贯通川渝陕鄂湘黔的“巫盐古道”,以大昌古城为根据地,徒步大宁河栈道……

2021年,在《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上下卷)》出版时,写作《大蜀道》就已准备成熟,并提前预告(见该书封底),我们向成都市金牛区作协作了专题汇报。

2022年5月,正式提出写作计划并得到金牛区作协大力支持。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实地考察三星堆遗址、翠云廊古蜀道,返京途中,参观汉中市博物馆有关历史文物展陈。此后,蜀道再次成为历史文化的热点地区,成千上万的专家、学者、作家投身研究、写作,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也纷纷组建团队,力图产出研究成果。领会精神后,9月18日完成第一稿。

2024年5月10日,作者易旭东(右)、蒋光耘(左)考勘青泥河栈道时,在甘肃成县杜甫草堂(又称杜公祠)留影。

2024年4月,我俩担任了讲述甘肃陇南地区乡村振兴的“新文旅电影”《亭亭凤凰台》的编剧工作,利用剧组采风、勘景的契机,连续两个半月,再赴四川广元、南充,陕西汉中、宝鸡,甘肃天水、陇南等地现场考勘、采访古蜀道,完善了《大蜀道》的一些内容,金牛区作协提出修改意见后,我俩重新修订文稿。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先后考察陕西宝鸡、甘肃天水。我俩再次学习、领会总书记的文化思想,按照出版要求,修订“誊清稿”。

从2020年6月写作《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上下卷)》、2022年6月写作《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上下卷)》时,就已确定研究课题、写作提纲,挤出时间,自费考勘、采访还没有去过的路段、遗址,一直持续到2024年9月。

考勘、采访前后四十年,研究、写作四年成稿。

每当踏上古道,时不时会热血沸腾地追问,脚下的路,是无数先民踩踏渐成的古道吗?当一天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大地上,有多少血泪在这条古道上洒过?

用心聆听天籁般的声音,目送绝尘而去的影子,我俩在朝阳下彷徨,来去如天际的浮云,流转似水的眼眸锁不住那片身影,问天际的云,归宿在何路旁?天野辽阔,可有心中的方向?甚至忘记是战天斗地的“五丁”修凿的金牛道,“五丁精神”依然有存在的价值;在松茂古道上的松州城前那一瞬――我俩只愿与蜀道相融在这里……

金牛道、松茂古道两边的建筑,已不是曾经的模样,只有“绿野仙踪”般的治愈景色的翠云廊还能还原历史。沉默中将古道漫溯、追忆,唯恐喧嚷打搅古道的沉默。

历史因精神而生动,人类因精神而伟大。

跨领域的主题探索,多学科的知识整合,既有学术深度,又通过文学、影视化语言增强传播力,以“沉浸式”叙事还原古蜀生活场景,吸引公众关注专业考古成果。

志在探秘、解谜,蜀道至少四千年的“历史文图”。

2024年5月10日,作者易旭东(右)、蒋光耘(左)考勘青泥河栈道时,在甘肃成县杜甫草堂(又称杜公祠)留影。

“情感抒写”到“客观记述”

本书类似于《蜀道传》,本质是“记述”,而非“创作”“论述”。客观、准确、全面地保存历史信息,为研究者、影视创作者提供最可靠的原始资料。“创造性”体现在科学地设计结构、合理地组织材料、清晰地表述事实,不是艺术创造。明显不同于历史文学创作、学术专著撰写,试图融入的个人观点、文学想象或学术论证。

避免大量使用文学性描写、心理推测,缺乏关键数据与事实支撑;大蜀道传记充满抒情与赞美,近乎报告文学;在记述历史事件时,避免掺杂个人评述,破坏客观性。

文学创作讲究起承转合,学术论文强调论点论证。

作家转型学者,常无意识地将小说结构、论文框架带入,导致分类标准不一,层次混乱;学者转型作家,容易带入艰涩的术语、复合句冗长,影响志书的普及性。

作家转型者常着眼于生动场景而忽略关键数据。

学术转型者可能长篇论述意义而遗漏基本事实。

作家研究,大多在现有资料库中搜寻所需材料。

学者写论文,习惯在相对明确的文献范围内进行挖掘。

面对上述困境,若要实现向优秀读志、用志的华丽转身,必须自觉地进行一场系统性素养修炼,从“归零”之心到谦逊、敬畏,重新进入一个全新领域。抛弃自己所熟悉的创作规律、学术范式,在新的领域必须破除过去的“路径依赖”,跨越“认知凝滞”,从“中老年”回归“青少年”,持续进行范式创新。

2024年5月10日,作者易旭东(右)、蒋光耘(左)考勘青泥河栈道时,在甘肃成县杜甫草堂(又称杜公祠)留影。

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接近田野调查。不同的是,如果以非虚构写作的标准来衡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强调突破空间上的距离。心理的距离,却更难突破。

读者始终能感受到研究者、写作者在心理上的疏离。

为大众写作,就得写得清楚,写得有趣。

相辅相成,没有必要在准确、优美中二选一。

不能意识到一个个活生生的读者存在,文字生于书页,也将死于书页。

见识、知识和经历,还要有对语言的非凡掌握作为发声的工具。

世间无穷事,化为笔下的蜀道则需要创新的表达与理解。

记者、作家、影视编剧、学者转身非虚构的蜀道前世今生的书写,既不是调查记者的延伸,更不是简单的职业调整,是一场从“我手写我心”的个人表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众书写的深刻转变;从追求艺术真实、学术创新的“有我之境”,进入追求历史真实的“无我之境”的艰难跋涉。

这条路,布满认知的荆棘、专业的沟坎。

一旦上路,携带着历史的真实性、文学的敏感性、新闻的即时性,画面的影调性能使其更善于捕捉蜀道文化的神韵,学术训练能对复杂史料进行逻辑梳理,将不再是单纯的作家、学者,而是成长为深谙蜀道文化血脉,以独特的复合型优势,实现从“情感抒写”到“客观记述”的精准切换。为赓续中华文脉、服务当代发展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不用图片,回归文字的美,居然与编辑不谋而合。

固有样态。如今,蜀道一类的图书,基本都大量使用图片,强化真实性。

汉字的形、意之美,契合现代审美。从甲骨文的象形到楷书的规范,汉字在数千年演变中保持了“方块字”的二维空间特性,形成复杂而有序的结构之美。

汉字有义,一字即一词,一词即一义,但常可转注、假借。阅读中,往往仅一瞥,即可得义;即便偶尔会义,也立即想见汉字的形、音、影。在文化交流中,汉字可以几乎同时激起人们对形象、视觉的空间、运动、声音、听觉的时间和意义、领悟的信息,三方面的记忆、想象和直觉。

汉字不仅是象形文字,不仅有象形(具象),而且有想象(声音、会意、转注)和抽象(指事、假借)。艺术化文字——汉字,兼具具象、想象和抽象三者为一体。

没有图片,必然要面对“读不懂”的质疑。

传统套路,就写学术论文,或科普文章,在网上流传最广的肯定是那种让读者心里感慨:“写得好,写出我心里想的。”读本书,除了读出“释疑解难”,能不能还读出点原本没想到的东西。作为作者,还要敢于创新,将史志与文学融合,道路与经济链接,努力向文学世界的前沿靠近,向未知的深处开拓一下。

“配置图片”“容易读懂”,不是记叙蜀道、蜀道文化的标准。

哪怕读两遍还没有完全“懂”,仍能有收获。比如,看语言、句型的创造,词语的搭配;古老的蜀道还能写成“新闻大特写”“微影视脚本”等。一读便懂,是新闻通稿、科普文章、穿越小说。“读得烧脑”,是因你不熟悉的学术价值,能让你读得“恼火”,也算起到作用。“烧脑”,说明蜀道文化的信息激发了你大脑内的多巴胺。

作者易旭东与编辑交流

压迫性的思考,视觉性的追击。

再次阅读,也是一种能量。

具备了更多的思考和深度。

期许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达到一定的效果,即便一点点。

往前走,不是前方梦想的微弱光芒,而是身后现实的如履薄冰。

依赖的是一颗不忘良心、初心的平常心:常怀一颗笑对人生冷暖的平常心,就有圆融丰满的喜悦常相伴随。幸福似穿鞋,松紧自明;幸福如喝水,冷暖自知。

快乐是生理,幸福是精神。

经历、努力、兢兢业业,就是成功者。

活得有趣,写得有味,读得有“感觉”,才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作者简介

易旭东,资深媒体人,曾在多家报纸任副总编辑。知名学者型纪实作家,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特聘资深研究员,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天府文化学者,北宋人物史研究学者,电影、电视编剧。在国内外报刊发表纪实作品830万字,近50篇作品获各种奖项,20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权威文摘报刊选用,成集出版,收入文库。

《成都传•雪山下的公园城市(上、下)》,2022年3月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获李劼人文学奖;《三千年前的“双城记”——从“三星堆”到“金沙城”(上、下)》2023年11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获首届金芙蓉文学(报告文学)艺术奖。与蒋光耘合著《大蜀道(上、下)》2025年12月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与蒋光耘合作编剧院影电影《亭亭凤凰台》2025年12月国内外公映。

蒋光耘,四川大学新闻学院毕业,鲁迅文学院首届文学创作研修班学员。知名影视剧策划,编剧,电视编导,资深媒体人,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电影家协会、四川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曾任新华社四川分社《蜀报》、四川有线电视台、成都电视台责任编辑、记者,多部新闻、文学作品获全国、省、市各类政府奖项。

拍摄的纪录片《降初拉姆》获“国际山地纪录片节”提名奖;担任电影《刘伦堂》《情定红海滩》《成都故事2021》策划;担任电影《风起秋浦河》《亭亭凤凰台》总编剧,创作的电影剧本《国旗飘飘》获中国电影家协会“根亲中国”最佳剧本大奖。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易旭东 蒋光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