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如何重塑政治参与与真实性的未来

十二个月前，在线快速政治参与的主要策略是在社交媒体网站上花费大量资金投放付费广告。

无论是哪个地点，还是哪个平台——YouTube、Google、Facebook、Instagram或TikTok——政治党派在过去一年中在数字广告支出上分配了五位数和六位数的金额，以期在实时中影响潜在选民。

其简单逻辑是，预算越大，与选民的在线互动就越多。

事实上，在被称为‘全球选举年’的那一年，社交支出的规模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2024年，全球超过50个国家进行了投票，数据随后显示，这些国家的政治广告支出总额已超过20亿美元。仅Meta（即Facebook和Instagram）就占了这个庞大数字的一半。

在这些海岸线上，政治广告常常被强行插入我们的社交媒体信息流。

在爱尔兰上次大选期间，所有主要政党在投票正式开始前的两个月内，社交媒体广告支出超过了160,000欧元。

与十月份的总统选举相比，这场选举是在一个完全由新的欧盟透明法重新划定的数字前沿上进行的。

自十月中旬起，政治广告透明度与定向法规（正式名称）引入了更严格的披露要求，适用于选民在数字平台上可能接触到的任何政治信息。

现在，个人数据只能用于目标定位和受众细分——这是过去政治活动中宝贵的参数——前提是这些用户必须明确同意。在法律生效之前，大型科技公司已经进一步限制所有政治广告，因为Meta提到法律中存在“不可行的要求”。

这一全面禁令实际上使爱尔兰的政治团队失去了提升其活动内容的经过验证的方式。这就将责任转移到了原始的、有机的社交内容上，以向大众传达政治信息。

真实内容成为了Heather Humphreys和Catherine Connolly各自竞选活动的一个主线。无论是骑着哈雷摩托车，还是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进行抛球，这种向真实内容的转变，无论多么简单，都让那些努力将点赞和分享转化为选票、最终赢得胜利的人显得更加亲切。

当然，两个社交媒体活动都不是没有失误，比如一张国会大厦的图片意外出现在了竞选视频里，而不是贝尔法斯特市政厅。

虽然深度伪造视频似乎显示了康诺利辞去竞选的画面，不仅揭示了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政治的严酷“现实”，而且还展示了传统的政治竞选方式，比如正式的达尔演讲——这些内容很容易被操控——已经不再奏效。打破“政治如常”的规则意味着要通过病毒式内容来接触选民。

类似的动态在大西洋彼岸展开，尽管没有欧盟透明法的相关立法，佐赫兰·曼达尼也将战略重点放在实质而非风格上，以吸引纽约选民。对曼达尼历史性胜利的后续分析显示，传统竞选模式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这场运动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组织，而是作为一种草根运动开始，通过志愿者参与制作的病毒视频来产生互动，最终帮助动员了创纪录的在线追随者和选民。

曼达尼最终的选举胜利可能没有康诺利那样势如破竹——毕竟康诺利获得了63%的首选票——但2025年纽约市长选举的投票人数超过200万，吸引了几十年来最多的选民。

这可不是巧合。在爱尔兰，康诺利的竞选活动也推动了前所未有的年轻人投票率，这无疑表明社交媒体能吸引注意力，但同时也能将冷漠转化为行动。

在年轻选民所在的地方与他们沟通，并使用社交平台的语言，带来了新的参与水平，因为正是这一群体已经非常擅长内容创作。

他们处于在线参与的变革前沿，这有助于确保更多年轻人不仅参与政治对话，还能自己塑造结果。

社交媒体被当作单纯的广播渠道或选民工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它现在已经演变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参与生态系统。在这里，运动迅速传播，政治叙事也在实时中不断被塑造和重塑。

对于在大西洋两岸展开的两场截然不同的选举，精明的社交策略既是共同的主题，也是成功的秘诀。

康诺利和曼达尼各自的竞选活动旨在重新定义网络政治参与，展示社交媒体不再是附属品，而是竞选活动成败的关键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