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岁保姆和60岁保安搭伙过年，白天和睦，夜里这一点实在忍不了

52岁保姆和60岁保安搭伙过年，白天和睦，夜里这一点实在忍不了

我这人吧，不怕吃苦，就怕冷清。

去年儿子一家在南方过年没回来，我一个人守着老房子，三十晚上下碗饺子，春晚的声音开得老大，可那热闹是人家的，我只有一屋子的空。年初一早上，对门邻居放完鞭炮，那红纸屑被风吹到我家门口，我扫了，心里也跟着空落落的。

所以今年，儿子又说来不了的时候，老周——就是小区物业那个老保安——提了一嘴：“陈姐，要不……搭个伙？”我想了想，答应了。

老周六十，比我大八岁，人是真不错。老实巴交，话不多，做事扎实。我在这小区做了三年保姆，东家是对年轻夫妻，经常出差，我白天去收拾屋子做饭，晚上回自己租的小单间。老周是夜班，我们常在清晨我出门、他下班时打个照面，点个头。有时我买多了菜，会分他一把葱两颗蒜；他巡逻时看到我晾的被子快掉了，也会帮着捡起来重新夹好。都是孤身在外的苦命人，有点淡淡的暖意，不多，但够用。

白天，那是真的和睦，甚至有点过于好了。

我们说好，年夜饭在我那小单间做。地方小，转身都难，但窗户擦得亮堂，我特意贴了张小小的福字。年三十下午，我就开始忙活。老周下夜班，没去睡，直接拎着一条鱼、一块肉、还有一袋砂糖橘来了。他说鱼是老家亲戚捎来的水库鱼，肉是托人买的土猪肉，橘子是物业发的福利，甜的。

“陈姐，我给你打下手。”他搓着手，有点局促。

“行啊，你把那鱼鳞刮了。”我也不客气。

就那么点地方，我俩得错着身子干活。他刮鱼鳞，水溅到我袖子上，他慌得直道歉；我炸丸子，油点蹦起来，他下意识侧身帮我挡了一下。没人说话，只有锅里咕嘟咕嘟的声音，收音机里放着热闹的贺岁歌曲，窗外偶尔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城里禁放，也就孩子们偷偷玩点小摔炮。可我心里，竟然觉得有点……踏实。是那种久违了的，厨房里有烟火气、身边有个能喘气的人说话的踏实。

四个菜一个汤，摆上我那折叠小方桌，满满当当。我俩对着坐下，老周从怀里摸出个小扁瓶，是二锅头。“我喝一点，驱驱寒。陈姐，你也……喝点甜的？”他指指我买的椰汁。

我笑了，给自己也倒了一小杯白酒：“今天过年，我也陪一点。”

杯子轻轻一碰，声音脆生生的。我们聊起了老家，聊起了各自的孩子。他儿子在西北跑运输，也回不来。聊起以前在村里过年多热闹，舞龙舞狮，现在都冷清了。话匣子一打开，发现我俩老家隔得不算太远，有些年俗都一样。他说他老伴走了七年了，我说我离了也快十年了。都是被生活推着往前走，不敢停，也没个依靠的人。

这顿饭吃了很久，从天色微暗吃到外面华灯全亮。碗是我洗的，他非要抢着擦桌子扫地，笨手笨脚，但认真。收拾完，一起看春晚。小品不好笑，歌舞闹哄哄，但我们一边看，一边还能扯几句闲篇，说说这个演员老了，那个节目不如从前。没有刻意找话，就是很自然。

那一刻我觉得，搭伙这个决定，真是做对了。像个家，像个伴。白天所有的细节，都透着一股相互体谅、相互取暖的味儿。他甚至注意到了我腰不好，搬重物时总是他抢先一步。

可到了夜里，问题就来了。

我那小单间，就一张床，一个沙发。沙发很短，老周一米七几的个子，根本睡不下。我试探着说：“要不……你睡床，我睡沙发？”

他脑袋摇得像拨浪鼓：“那哪行！我一大老爷们，我睡沙发，凑合一晚就行。”

结果就是，他把几个凳子拼在沙发边上，腿搭在凳子上，身上盖着他的军大衣，就那么蜷着。我睡在里屋的床上，隔着薄薄一扇没关严的门，能清楚听到他每一分钟都在翻身，凳子被压得吱呀作响，还有他极力压抑着的、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一两声闷哼。

他有关节炎，夜班熬的，腰也不好。这么睡，跟上刑差不多。

我躺不住了，坐起来，对着外面说：“老周，你进来睡吧，这床……也够宽。”话说出口，脸上有点烧。

外面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传来他沙哑的声音：“不了，陈姐，真不用。我这就挺好，你快睡。”

然后，是更刻意的、努力保持不动的安静。可越是这样，那细碎的、痛苦的忍耐声，在深夜里就越清晰。他怕吵到我，连咳嗽都捂着嘴，闷闷的，听着更难受。

我睁着眼看着黑暗。白天所有的和睦、温暖，到了夜里，被这尴尬又现实的处境衬得有些心酸。我们不是夫妻，甚至谈不上是恋人，只是两个孤单的老人，想凑在一起过个年，取个暖。可这“暖”，到了需要同榻而眠来成全的时候，中间就隔着厚厚的、名叫“礼数”、“怕人说闲话”、“不好意思”的墙。这墙，比北京冬夜的寒风还硬，还冷。

我能忍他翻身的声音，能忍吱呀的凳子响，可我实在忍不了的，是这份小心翼翼的“不打扰”，是这种近在咫尺却不得不划清的界限带来的那种深刻的孤独。它提醒我，白天的温暖再真，我们也只是“搭伙”，不是“一家”。夜里这份无处安放的关怀和别扭，比一个人守着空房子过年，更让人觉得凄凉。

后来，我抱着被子下床，走到外间。他吓了一跳，赶紧坐起来。

“你进去睡，我在这坐会儿，看看电视。”我把被子放沙发上。

“那怎么行！你快回去，我没事，真没事！”他急得都要站起来了。

最后的结果是，后半夜，我们俩一个缩在沙发这头，一个裹着被子坐在沙发那头，对着已经没了节目的、满是雪花的电视屏幕，有一搭没一搭地，又说了些陈年旧事。直到天蒙蒙亮，远处传来依稀的鸡鸣（也不知道城里哪来的鸡），他才因为实在困极，歪在沙发一头打起了轻轻的鼾。我给他盖好滑下的军大衣，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光。

天亮了，又是“和睦”的一天。

年初一早上，我们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互相道了“新年好”，煮了速冻饺子吃。他眼里有血丝，我眼下有乌青。我们谁也没提夜里的事。白天，我们一起去逛了免费的庙会，人多，他走在我旁边，偶尔虚扶我一下，防止被人撞到。我们一起在广场看了会儿老头老太太扭秧歌，阳光很好，晒得人后背发暖。我们又恢复了那种默契的、保持适当距离的“搭伙”状态。

好像昨夜那份煎熬的忍耐，只是一场梦。

但我知道，那不是梦。那是我们这种年纪，这种境遇的人，心里最真实、也最无奈的一处角落。想要靠近取暖，又怕靠得太近，烧着了彼此，也烫着了旁人眼光里的那把尺子。

明天，他就要恢复夜班，我也要继续去东家干活。这个年，就算过完了。

搭伙过年，挺好，白天有个说话吃饭的伴。可夜里那一点——那份因为不是家人、所以必须忍受的“不方便”和“生分”，那份看得见却跨不过去的线，实在让人心里头，有点说不出的堵得慌。

也许，对于我们来说，白天的和睦是真的，夜里的忍耐也是真的。生活就是这样，给你一点甜头，又让你尝尝那甜头下面，埋着的一丝苦。能怎么办呢？到了这个岁数，什么都明白了，也什么都得忍着。

只是不知道明年过年，还会不会有人提议“搭个伙”。如果还有，我大概……还是会答应吧。毕竟，白天那份有人气儿的和睦，对一颗冷清了太久的心来说，诱惑太大了。夜里的忍不了，就……继续忍忍吧。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种人，过年最真实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