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强烈预感！今后社会上会有越来越多的50后、60后重回上班路

我家楼下有个修鞋铺，老师傅姓董，我们都叫他董鞋匠。他的铺子就一个平方多点，挤在两栋楼之间的过道里，冬天灌风，夏天闷热。我每隔几个月总会去找他钉个鞋跟或者换个拉链，手艺好，收费也实在。昨天下午我去的时候，发现他那小铺子关着门，一把旧锁挂在木门上。隔壁开小卖部的吴婶探出头来说，别等了，老董这礼拜不来了。我问是不是家里有事，吴婶压低声音说，他能有啥事，是找到个“大活儿”了，去新建的那个开发区当门卫，三班倒，一个月三千二，还管一顿午饭。他这小铺子，以后就周末开开了。

我站在那扇旧木门前，有点没回过神来。董鞋匠比我父亲小几岁，是六二年生人，我印象里他在这条过道里坐了快二十年。他的背早就驼了，眼镜片子厚得像酒瓶底，两只手因为常年摸鞋底、拉线，指关节粗大变形。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怎么去当门卫，怎么去应付三班倒。吴婶像是看穿了我的想法，叹了口气说，没办法呀，他老伴去年中风，虽说抢救回来了，但半个身子不利索，天天要吃药，一个月药钱就得一千多。他俩就一个女儿，嫁到外地，自个儿带着俩孩子，听说女婿的生意也黄了，哪还顾得上他们。老董那点积蓄，像扔进开水里的雪，眨眼就没了。修鞋？现在年轻人鞋子坏了就扔，谁还来修，一个月能挣出药钱就不错了。去当门卫，好歹是份稳定收入。

吴婶说完就缩回头看店去了。我提着没修成的鞋往家走，脚步有点沉。董鞋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我们这片老社区，像一块吸饱了水的旧海绵，轻轻一压，就能渗出许多类似的故事。菜市场那个总是最早来、最晚走，帮忙卸菜又顺带捡点品相不好菜叶子的老魏；凌晨四点就在小区里唰唰扫地的那个瘦小身影，是以前幼儿园的退休会计王老师；就连我常去那家打印店的老板，也抱怨说找不到合适的店员，最后找了个六十岁的阿姨，说阿姨有耐心，不嫌枯燥，就是眼睛差点，得把电脑字体调到最大。

我们这代人，五零后，六零后，好像正默默地、成群地，从各种生活的角落里走出来，重新站到需要“干活”的位置上。这不是什么主动选择，更像是一种无声的、缓慢的退潮之后，露出的坚硬礁石。我们年轻时候，潮水是汹涌向上的，虽然也迷茫，但总觉得未来是能看得见的。我们进厂，我们下岗，我们做小买卖，我们把所有的指望和力气，都浇筑在了下一代身上。觉得把他们送进大学，送进城市，帮他们站稳脚跟，我们的人生任务就光荣完成了，接下来就该是含饴弄孙，是公园散步，是安静的晚年。

可现实是，潮水的方向早就变了。我们的孩子们，被卷进了另一股更急促、更昂贵的洪流里。他们谈论的是房贷、车贷、学区房、辅导班，是三十五岁危机，是行业裁员。他们的脸色经常是疲惫的，电话里总是说忙。他们当然爱我们，但这种爱，在具体的、沉重的生存成本面前，常常显得有心无力。我们怎么忍心，再把自己变成一份需要支付的账单。

于是，就只能自己来。身体只要还能动，就是最后的筹码。退休金？像董鞋匠这样没有单位的，可能只有一份微薄的居民养老金。即便有单位，像我爸那样从老国企退下来的，一个月三四千，在我们这小城看似够用，可一旦遇上点事，比如一场病，比如孩子需要应急，那点钱立刻就薄得像张纸。伸手要？这个念头在我们这代人心里，比什么都沉重。我们习惯给予，不习惯索取。

所以，那些被年轻人挑剩下的、不起眼的、甚至有些枯燥的岗位，成了我们新的去处。它们不需要最新技术，只需要耐心、守时、能吃苦、不挑剔。而这些，恰恰是我们这代人最不缺的东西。我们不怕丢面子，活到这把年纪，面子是最不实用的东西。我们怕的是成为负担，怕的是在儿女紧缩的眉头里看到自己的多余，怕的是在医院缴费单前那一刻的手足无措。自己挣来的钱，哪怕不多，握在手里是实的，花出去是硬的，夜里睡觉是踏实的。

我忽然明白了董鞋匠的选择。他那双修了无数双鞋的手，去握门卫室的登记本，或许会颤抖，但那本子后面，是他能给老伴换来的下一瓶药，是他能为自己维持的那份薄薄的、但至关重要的尊严。他不是重新上班，他是在为人生最后的阶段，修筑一道小小的、但属于自己的堤坝。

往后的街上，你会看到更多这样的身影。他们的头发花白，步伐可能有些慢，但他们会出现在清晨的早餐店后厨，出现在深夜的仓库门口，出现在需要有人看守的岗位上。这不是奋斗，这是一种安静的、漫长的坚持。我们这代人，大概注定无法轻松地“安享晚年”，我们还在用最后的气力，学习如何“安稳地老去”。这预感不是悲观，只是一种看清现实后的平静。日子总要过下去，而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日子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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