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毅副总理的夫人和儿女，子女个个成就不凡，次子很厉害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的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科学和教育界代表坐满了高高的观众席，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主席台上宣读推进“科学的春天”报告。这一天，他五十七岁，满头青丝里已夹杂白发。台下的掌声久久不息，可他的目光却不时闪过一丝游离，仿佛仍惦记着遥远西郊家中的妻子与孩子。这种舞台与家室的双重牵挂，是他多年不变的底色。

人们常用“大忙人”来形容他：国务院分管科教的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学位委员会主任……这些抬头加在一起，就足以让常人喘不过气。然而，老同事回忆起他时，总脱口而出一句，“他对孩子的功课比对文件还关心”。说来不可思议，但追溯到三十多年前那场节衣缩食的婚礼，答案便呼之欲出了。

一九四三年冬，皖南小城的寒风凛冽，方毅和爱人殷森用两碗鸡汤面、两床旧棉被、一只铁皮箱完成了人生大事。铁皮箱里塞满《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世界地理》——那是他们全部的“嫁妆”。没有彩礼，没有花车，唯有“书是保命符”的信念。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读书、求真、实干，被种进了未来子女的日常。

1952年，方毅调任上海，兼市委常委、副市长。城市改造、工赋新政、外滩疏浚，每件都要他拍板。夜幕降临，他往往拖着疲惫身体回到愚园路那间不大的家，仍不忘检查孩子的算术本。有一次小女儿怯生生递上满是红叉的作文，他没批评，只提笔写下“错字先别改，想想主题在说什么”。那张打满圈点的纸后来被装框，挂在女儿书房多年。

1956年初夏，他受命赴越南筹建经济代表处。那时家中六个孩子里最小的尚在襁褓。离京前夜，他把几张明信片放进铁皮箱，逐一写好地址。“半年后你会站得稳吗？要听妈妈话。”这是写给小儿子的；“哥哥姐姐们，好好念书，别让妈妈操心。”这是写给其余孩子的。这些信在随后的两年里从河内飞回北京，记录了海外奔走的点滴，也留下父子间最早的问候。“爸，今天我会走路啦！”殷森在信纸边缘替儿子写下稚拙的话。纸张泛黄，如今仍静静躺在国家档案馆。

时间快进到七十年代末，方毅的职务更重，孩子们也陆续成家立业。长子在中科院潜心做半导体研究，三女儿远赴德国攻读航天动力，最小的姑娘着迷考古，随后进了社科院。家宴上，方毅只说一句，“专业任你们选，别忘了对社会有用。”殷森补充，“书要读，身板也得练。”俩人一唱一和，餐桌气氛活络，六个孩子全被“点名”后哈哈大笑。

说到几个孩子里谁最让外界好奇，答案往往指向排行老二的方小榕。原因简单——在家学术氛围浓厚，却偏偏杀进了当时刚刚起步的旅游业。八十年代初，国内还在摸索“旅游是什么”。朋友劝他留在机关或高校，他却回一句，“祖父母都没坐过火车，我想让世界坐上中国的车”。一句玩笑，却道破雄心。

方小榕先在国家旅游总局挂职，跑遍桂林、黄山、长城的台阶，腋下夹着速写本，一边听老乡抱怨交通不便，一边记录水、电、路三大瓶颈。回来汇总后，他提出“景区—交通—接待”三位一体改造思路，还拉来外资改造第一批合资酒店。那时外汇紧缺，他用父亲教的算术精神，把每笔外商投入拆成数十项指标，风险、收益摊开摆桌面，合作方直呼“见过的中国谈判最懂行”。几年下来，海南、九寨沟、黄山的进出口旅游线陆续打开，国内年入境游客翻了将近四倍。

有意思的是，方小榕做事从不忘家训。老父亲当年下矿井蹲点的照片，被他放在办公室显眼位置；母亲用竹帚扫院子的黑白影像，则嵌进了PPT里。他常对同事说，“咱干的是服务业，人走出去、景引进来，别只盯着门票，要留给地方一条可持续的路。”2019年，他凭借“沿丝绸之路文化走廊”项目获得艾蒂亚奖金奖，评委会给出理由：让中国故事有了国际旅行的温度。

方家六兄妹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基因福利”。归根结底，是父母日复一日的身教。方毅常年奔波，却坚持在孩子睡前拨电话或写家书；殷森白天是办公室里雷厉风行的女干部，夜里却蹲在灯下为孩子缝补衣角。试想一下，父母把公事与家事揉在一起的样子，孩子们怎会缺乏责任感？

不得不说，方毅对教育的看重，也与其亲身经历有关。少年时，他因“闯南闯北”的游学而接触到革命思想；长征路上，狂风烈日里，他仍把一册地图绑在腰间。正是这份对知识近乎虔诚的信仰，被他“移植”进家风：书架宁可占满整墙，客厅沙发随时能变成孩子的朗读台。家里规定的“最大开销”是买书，连邻居都笑称“方家不缺零食，缺的是书柜”。

家庭之外，他的九年工业考察行程至今让许多科技史学者“扒档案”时点头称奇——攀枝花的钒钛磁铁矿选冶实验，包头的稀土基地选址，金川镍都的扩产方案，都能在他当年手写的笔记里找到影子。每到一个矿区，他必跟工人同吃同住。夜半，他蹲在矿坑口写下一行行密密麻麻的数据，第二天清晨把修改方案递给技术组。这样的工作节奏，他一坚持就是近十年。

时任国家计委一位处长后来回忆那段岁月：“方老最厉害的不是拍板，而是把科学家的方案用干部能懂的语言讲清楚，过会审就像说评书。”这份能力，同样用在家里。孩子们分属不同专业，聚在客厅讨论问题，他不插话，只偶尔提醒：“能不能讲得让家里这位老太太也听懂？”全家会心而笑，也在这轻松里理解了复杂的科研伦理。

方家子女的履历，一直是外界津津乐道的谈资。长子、次子、三女儿相继在不同领域获得教授、博士或业界大奖，最小的二女儿则把考古成果写进核心期刊。可若掰开看，会发现他们的路并不统一：有人走学术，有人下海，也有人从政。这恰恰证明了父母当年的教诲——自由探索，却绝不放弃担当。

几十年过去，当年那只锈迹斑斑的铁皮箱，如今被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里面的地图早已泛黄，但封皮上潦草写着的“路线、资源、学校”三个大字，仍清晰可见。工作人员整理时发现，夹缝里有半张泛黄纸片，写着：“教子无他法，惟读书与担当耳——方毅，一九五八年。”

那是他临行北大荒调研前留下的便笺。原来，这个家早早就把育人的核心秘密写得明明白白：读书，见天地；担当，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