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亨·校董·寿礼：杜月笙与复旦的尘封往事

杜月笙，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出生于上海浦东高桥，1951年病逝于香港，享年63岁。以他当时的地位和医疗条件而言，这一寿数并不算长。然而，他的一生，恰恰横跨了近代中国最为风云变幻、空前复杂的时期：他亲历了上海被迫开埠不久的十里洋场，见证了晚清洋务运动与“开眼看世界”的探索，经历了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与庚子赔款的屈辱，也感受过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带来的新气象。此后，民国初期的繁荣、上海租界的畸形繁华、全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日战争、决定前途命运的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他都身处其中。最终，他客死于英殖民时期的香港。在这般政权更迭的跌宕岁月中，杜月笙能够游刃于各方势力之间，成为上海滩乃至全中国首屈一指的帮会领袖与社会闻人。徐铸成在《杜月笙正传》中表示“绝不想以浓重的白粉，一笔涂抹”。杜月笙是那个大变革时代的传奇人物，要采用具体人物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方法。他一生行迹复杂，功过交织，所作所为，至今仍是后人难以琢磨、亦难以忘怀的话题。

徐铸成引用杜月笙六十大寿时的“履历表”，除了青洪帮头领之外，罗列了二百三十多个头衔，包括政经各界、商业贸易、纺织运输、金融证券、新闻出版等等林林总总，令人目眩；在最后几项头衔中，有三个很特别，就是“正始中学主席校董、浦东中学主席校董、复旦中学校董”。前两个不难理解：正始中学是在最风光的杜氏祠堂落成时建立的学校；浦东是他的老家，飞黄腾达后，回馈故里；而复旦中学，以及后来的复旦大学校董，却很少人注意到。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三十周年纪念册（1935年）上的校董杜月笙照片

翻阅民国时期的报刊书籍，可以发现一些杜月笙与复旦的信息，从这些不完全的资料中，大致梳理出一些脉络：杜月笙至少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就担任复旦中学和复旦大学校董，并为复旦大学江湾新校区的扩建捐赠十亩地作为运动场基地；同一年(1931），杜月笙举行盛大的杜家祠堂奉主入祠典礼，复旦大学为祠堂落成赠送了《明德维馨》的匾额，以致祝贺；在五十大寿时（1937年），捐献了十万元给复旦作为建设基金。还有，钱新之这位可以称得上是杜月笙“哥们儿”的生意和事业伙伴，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长期担任复旦大学董事会主席、董事长；抗战初期，在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荣退之后，钱新之曾一度代理复旦大学校长职务，而这期间，作为他密友的杜月笙，名列复旦中学、大学校董名单的醒目位置。

选自《复旦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年秋1933年）

杜氏祠堂落成，复旦大学赠送的牌匾

根据比较详尽的《国立复旦大学一览》（民国三十六年春，1947年出版）记载，复旦大学前身为震旦学院，清末光绪二十八年（1903）春季建立，校址借用徐家汇天文台一些空闲房屋，马相伯先生为监院（校长），聘请外籍传教士担任义务教授，院内各项事物都由学生自我管理，养成自治自理风气。学院当时设定的科目有四种：一语文学，二象数学，三格物学，四致知学等传统名称学科；而教学方法则遵循以启发学生自由研究为目的的新式教育思想。两年后（1905年），由于学生缴费问题，涉及到外籍教授与学院发生了冲突，有些学生想要离去。当时的两江督周馥，是马相伯的故交，周馥支持教育办学，致电令沪道袁树勋拨款两万元，作为恢复学校的临时费用，拨借吴松提镇行辕作为临时校舍，并改校名为复旦，取恢复震旦之意，于当年的八月（1905年），按照清朝高等学堂章程正式成立，马相伯任校长，李登辉为总教务，由震旦学院转变为复旦公学，这是复旦大学目前公认的成立时间，民国前共毕业四期，总计57位毕业生。

复旦附属中学三十周年纪念册照片（1935年）

民国元年（1912），马相伯和于右任等主张教育兴国的进步人士，向南京临时政府申请，得到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批准立案，获得政府补助金万余元，把徐家汇李公祠（李鸿章祠堂）拨作校舍，当年秋季，复旦公学就在李公祠正式恢复开学，马先生仍然担任校长。

民国二年（1913），在孙中山的举荐下，留美的耶鲁大学博士李登辉担任校长，他锐意改革，采纳西方先进的管理模式，召集旅沪名流，组织校董会，王宠惠、唐绍仪等名流先后出任董事长。

民国六年（1917）复旦公学改组为大学，规模扩大，李登辉继续担任校长，亲赴南洋各地募集巨款三十余万元，在江湾陆续购地七十多亩，筹建新的校舍，并且得到国内热心教育的人士，积极捐建房屋，如简照南、黄奕住先生党慷慨资助捐建房屋，陆续建成了简公堂（南洋烟草公司独建）、办公室（图书馆），以及学生宿舍。大学部于民国十一年（1922）春季由徐家汇迁到新校区，原来的李公祠作为中学部校舍，不久，国民政府令拨付为本校附中永久校产。民国十六年（1927）秋季，开始招收女生。

从民国十八年起（1929），按照国民政府部办大学的教程，设置了文理法商四学院，课程都按照教育部的规定设置，校董会遵照教育部的命令改组，公推钱新之为主席校董，而就在钱新之担任主席校董的第三年，也就是民国二十年（1931），担任校董的杜月笙购买了十余亩运动场基地，捐赠给学校；同期，学校举债购进了左邻燕园的全部基地房产，至此，校区总面积达到了近百亩，新校区初具规模。

据说，燕园原地产主曾不愿转让这片土地园子，成为新校区中的“钉子户”。后来，校方请钱新之、杜月笙出面磋商收购，这大约是杜月笙最擅长的事情。达成协议后，复旦新校园连成完整一片。

选自《复旦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年秋1933年）

选自《复旦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二年秋1933年）

民国二十五年秋季（1936），李登辉校长年事已高，向校董会提出退休，众议公推主席校董钱新之代理校长，校董吴南轩专任副校长。

1937年是校董杜月笙五十大寿，他公开宣布：从寿礼中拿出十万元捐赠给复旦大学，作为建设科学馆的基金。其实，在杜月笙寿辰的前一年，1936年秋冬，就决定了捐赠事宜，并公之于众。据题为“京复旦同学欢宴李登辉：杜月笙愿将寿仪捐助复旦充基金”的报道：

[南京二十日中央社电]京复旦同学，二十日晚公宴李登辉，由罗家伦主席、李（登辉校长）致辞希望（1）在京设一俱乐部，（2）设立复旦中学，（3）同学捐让扶助母校发展，次略谓杜月笙将以五旬寿辰所得寿仪约十万元，悉数捐助复旦充基金，次由叶楚伧演说，赞同李之主张。并谓设京复旦中学事当与于右任罗家伦等负责筹备。（华北日报1936年10月21日第四版）

杜月笙五十大寿捐赠寿礼十万元给复旦

同日，《绥远西北日报》也刊发了南京中央社的通稿。第二年，在杜月笙正式五十生日之前，完成了捐赠，并指定捐赠目的和执行人。根据《南京日报》1937年5月3日头版题为“杜月笙捐赠复大十万元”的报道：

[上海二日电]杜月笙本年50寿辰，特将礼款十万元，捐赠复旦大学、建筑科学馆。二日午，由该校董事叶楚伧、邵力子在国际饭店邀宴本市名流俞鸿钧、杨虎等，为杜祝寿，并商讨建筑事宜。

这期间，钱新之是复旦大学董事会主席校董，而出面宴请的是校董叶楚伧、邵力子两位国民党元老、教育家；执行人俞鸿钧，当时是上海市市长，后来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杨虎当时担任淞沪警备司令。由此可见，这项捐赠应该是非常隆重而认真落实的。

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上海很快陷入“八一三”淞沪抗战战火，科学馆建设落空。日军入侵上海，复旦大学校区沦陷，10月，学校大部分师生辗转内迁，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在重庆的夏坝建立了新的校区。虽然由于战争原因，科学馆最终没有建成，此时杜月笙和钱新之仍然是复旦校董，依然关心重庆的校区建设，经常到重庆夏坝校区视察，帮助组织建设新校区。

1945年秋季，日本投降，复旦大学迁回上海校区，1947年3月，就在当时第一宿舍的旧址，建立大礼堂，命名为登辉堂，以纪念老校长李登辉先生。

当时的《国立复旦大学一览》（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扉页上，印有校训一：礼义廉耻；校训二：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校历中，学校创立纪念日为9月14日星期六。

国立复旦大学校训（1947年）

关于复旦中学杜月笙担任校董的情况，根据《上海中等教育》（1948出版）记载，当时复旦中学的校长是周述，校址华山路1626号，校董会董事长是邵力子；董事有于右任、钱新之、杜月笙、章益、许晓初、程沧波、江一平、奚玉书等。

复旦中学，就是马相伯先生建立的复旦公学，与前文《复旦大学一览》记述一致，创立于民国前七年（1905），民国元年（1911）经苏沪当局拨徐家汇李公祠为校舍，民国十一年春（1922），大学部迁往江湾，中学部留在原址。十八年（1929）冬，改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于右任、邵力子、钱新之、夏敬观等为校董；抗战胜利后，改称上海市私立复旦中学校，于右任、邵力子、钱新之继续担任校董，并聘请杜月笙、章益、徐晓初等为新校董。历任校长为马良（马相伯）、严复、夏敬观、高凤仪、李登辉等。

另外，复旦实验中学是民国十四年（1925）5月，由郭任达博士创立，原名为复旦大学心理学院实验中学，民国十九年（1930）正式立案，改称复旦实验中学；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1937年8月13日）爆发后，迁到南阳路；1938年夏迁到北京路；1946年夏迁回现址常德路。当时（1948年）的校长是朱祖舜，校址在常德路五七四号，邵力子为董事长，董事有于右任、杜月笙、钱新之、江一平、章益、朱祖舜等。

复旦附属中学三十周年纪念册照片（1935年）

复旦附属中学三十周年纪念册照片（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