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苏轼第五站—汴京

每一次政权的变更

注定了苏轼“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漂泊之路

说到汴京，这是我既爱又恨的地方，我人生中的所有际遇从这里出发。这里见证了我起起伏伏的仕途之路，也是我从被命运播弄之后逐渐清醒做出选择的地方，这要从一次重大的考试说起。

古城墙下迎新春，连接“当代开封”与“北宋汴京”，脚下的城址，仍是苏轼当年熟悉的汴京出入疆界。

嘉祐二年（1057），对我来说是 梦想的起点。这一年三月，我从西南小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变成了名震京师的文坛新星。我与弟弟子由同榜进士，我写了一篇 策论 《刑赏忠厚之至论》，这是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宣言。据说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看了我的文章后，说到：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欧阳公是我的伯乐，正是他非常认可我的这篇文章，我在这次考试中得第二甲第一名。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 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刑赏忠厚之至论》

四月，母亲程氏卒于眉州，我在五月底才收到讣告，当即离京，返乡守丧二十七个月。母亲从小就教导我 重品德， 做人要清廉、不贪、正直。她曾说：“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如今还没看到我实现“致君尧舜”的士大夫理想，我怎能不悲痛？

夫人曰：“君子不欺暗室，况发人之藏乎？” 卒不许。 其后子孙仕宦，有清白之称，皆夫人之教也 《记先夫人不发宿藏》

嘉佑五年春（1060），我与弟弟丁母忧期满，重回京城。朝廷这时候先授我为河南福昌县主簿（九品小官），但是我往后更想要在这汴京城中留下来，再加上恩师欧阳公的荐举，因此我决定冲制科。这是皇帝特召的特科，选拔“非常之才”。我深知这比进士难太多，于是整整一年，我和子由寓居怀远驿，闭门苦读、全力准备制科。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我考了第三等，时人评“ 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称 我为“百年第一”。

忆在怀远驿，闭门秋暑中。 藜羹与麦饭，日不阙西东。 《初秋寄子由》

怀远驿故址

考中之后，我正式入仕，被授凤翔签书判官，那年我26岁。这是我第一次因仕宦离开汴京，也是我和弟弟的第一次分别。子由一直从汴京送我到郑州城的西门外，终于还是得挥手道别。 我骑在马上往前走，地势一高一低，一边赶路一边回头望，只见弟弟的帽子在远处的坡垄间时隐时现，心中百感交集，当即赋诗寄弟，再申早年“夜雨对床”的归隐之约。 之后途经 渑池，子由寄我《怀 渑池寄子瞻兄》，我于是和诗 《和子由渑池怀旧》。 想起五年前我们离蜀赴京，路过渑池，山路崎岖，人马困顿，我们二人相携相扶，住在渑池的寺庙里，还在墙上题过诗，我们都不曾忘却啊。昔日少年初入仕途，我想到的却不是 仕宦之路上的 大展宏图，而是往后我们终究是聚少离多了。我就像这地上飞鸿的泥爪一样， 频繁转徙， 在雪上踏出一条条路来。

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 ……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和子由渑池怀旧》

治平二年（1065）二月， 因宋代有三年磨勘的为官制度，所以 这时 我在凤翔做满三年，又一次回到了汴京待命。我先是做了四个月的判登闻鼓院，主要是负责受理官民上书、申述、建言，后召试得直史馆，参与编修《英宗实录》， 正式进入北宋文官最清贵的“馆阁”系统。五月，与我相伴十一年的结发妻子王弗病逝，我悲痛不已。想到她陪我读书，在凤翔任职时站在屏风外听客人的言语，来提醒我交友，爱我的家人如同自己的亲人。她是懂我、支持我之人！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轼始于京师，闻丧奔走，哭不克哀。 …… 将死，殊无怖苦，语甚悉。其言皆君子之行也。呜呼！吾侪小人，忍不记其语哉！ 《亡妻王氏墓志铭》

治平三 年（1066）四月，父亲苏洵也病故于汴京。我与子由扶柩归蜀守丧。直到熙宁二年（1069）春，我重返汴京， 任判官告院，后兼权开封府推官。 此时王安石变法拉开序幕，京城成为新旧党争的核心战场。我目睹新法推行中的民生弊端，多次上书神宗，并拟《谏买浙灯状》，反对宫中高价收购浙灯，劳民伤财。这些做法遭到了改革派的排挤，同属“旧党”的同事纷纷出走汴京。熙宁三年（1070），挚友刘恕因直言批评时政，在京处境艰难，自请外放。当时我因批评新法改革，世人大都远离我，唯独他待我深厚。如今他也离开京城，我更加零落，不知能撑到何时。

交朋翩翩去略尽，惟我与子犹彷徨。 世人共弃君独厚，岂敢自爱恐子伤。 朝来告别惊何速，归意已逐征鸿翔。 …… 君归为我道姓字，幅巾他日容登堂。 《送刘道原归觐南康》

使我决心离开京城的是熙宁四年（1071），表兄文与可，他也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排挤出京，贬为陵州知州。文通善画墨竹，我十分喜爱他的画，他常赠予我。就算此刻我不自请外放，等来的只怕同是一笔贬谪。同年七月，我赴杭州任通判，这是我 第二次因仕宦离开汴京。

壁上墨君不解语，见之尚可消百忧。 而况我友似君者，素节凛凛欺霜秋。 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 夺官遣去不自沉，晓梳脱发谁能收。 江边乱山赤如赭，陵阳正在千山头。 君知远别怀抱恶，时遣墨君消我愁。 《送文与可出守陵州》

开封小南门，摄于二六年二月十一

从熙宁五年（1071）到元丰二年（1079），我一直在京城之外，从杭州通判到密州知州，再到徐州知州，最后到湖州知州。万万没想到，第三次赴京，是以往所作的诗歌惹祸。我被御史台逮捕，押解到汴京，投入狱中整整一百三十天。那里暗无天日，我受尽折磨，几近死刑，是我在汴京最黑暗的日子。本以为必死无疑，岂料上天偏偏让我绝处逢生，以“贬谪黄州”代替死命。

谁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 坐待春风至，飞英覆空屋。 破巢带空枝，疏影挂残月。 岂无两翅羽，伴我此愁绝。 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 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 时来拾流胶，未忍践落子。 当年谁所种，少长与我齿。 《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

在黄州度过四年之后，我接到新的任命，知汝州。元丰八年（1085）三月， 神宗驾崩，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旧党执政。五月，我正式诏命为登州知州。七月出发，十月到登州。在任五天后，便被诏入京，这是我第四次赴京。 两年前，我还是一个贬谪之臣，可如今天下大变， 短短一年内，我就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一路升至翰林学士知制诰，成为“内相”，参与朝政决策。这是我仕途的巅峰。

元佑元年（1086）立秋，我奉旨祭祀西太一宫，见到宫内石壁有王荆公旧题诗二首，公已于当年四月去世，不禁感叹世事沧桑。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 。 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 。 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 。 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 。 《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

这是我在京城待得最久的一段日子了。此时旧党执政，新党失势，虽身居要职，但党争暗流汹涌，时常感到内心压抑。如今回来京师，书法笔墨都被抛置脑后，想起在黄州时一手搭起的“雪堂”，何不召集一些与我同样有闲情雅趣之人，大家暂脱官场纷争，畅叙幽情。 元祐二年（1087），我在驸马王晋卿府邸“西园”主持一场文人盛会，史称“西园雅集”。与会者有主人王诜，弟子由，学生 黄庭坚、秦观、张耒 、 晁补之，书法家 米芾，画家 李公麟，道士陈景元，僧人圆通大师 十六人。当年王晋卿因为收受我所谓的“讥讽文字”不上缴而革除职务被贬，我们七年不通音讯。如今我们又在京城劫后重逢，也以雅集来重续情谊。

感叹之余，作诗相属，托物悲慨，厄穷而不怨，泰而不骄。怜其贵公子有志如此” ，诗中云：“怅然怀公子，旅食久不玉。欲书加餐字，远托西飞鹄。谓言相濡沫，未足救沟渎。 《和王晋卿·并引》

虽然官至三品，旧党受到了重用，但是旧党全盘否定新法的弊端我亦是不赞同，身处政治权力的中心，我更加惶恐，想起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子虚乌有也能置之死地，我还是心有余悸。既然能够从负罪的贬谪之臣迅速身居京城要职，那明天也可能一败涂地，真是怕了。真想实现年少时“致君泽民”的宏愿，也不一定要在这汴京城中施展拳脚， “达则兼济天下”，其实并不在于“高居庙堂”一条路，“江湖之远”同样可以造福苍生。元佑四年（1089），我再次请求外放，出知杭州。

杭州三年任满， 元佑六年（ 1091），我又回京，任翰林学士、侍读。无奈京城党争太凶，又外放一年到颍州和扬州。元佑七年（ 1092）九月我再次被召回汴京。中间我几次上疏自辩外放，未果。直到 元佑八年（ 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再起，我离汴到定州，这一走，就没再回来。

汴京， 我六次到此，六次离开， 这里是我“致君泽民”理想的萌芽，也是对我“为民守道”风骨的淬炼，让我能够超越个人荣辱，在理想与现实冲突时，磨砺意志，坚守初心，在历史的舞台上 急流勇退，取舍自如，并实现人生的自我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