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蜜蜂物种数量首次统计学推估出炉！2.6万种，25%分类学缺口

本文来源于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海潮天下·导读
△ 研究团队利用统计学模型推算出全球蜜蜂实际物种量在24705~26164种之间，这意味着目前至少有18%~25%的蜜蜂物种尚未被人类发现或命名。
△ 按照自1960年以来平均每年新描述117个蜜蜂物种的速度计算，科学家至少还需要32到45年的时间才能填补目前的分类学空白，且这一估算尚未考虑未来更复杂的遗传学鉴定需求。
△ 全球蜜蜂多样性分布极不平衡，其中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被认为是新物种发现潜力最高的地区，而土耳其单一国家的未描述物种量估计高达843种，甚至超过了整个欧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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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王芊佳

出品 | 海潮天下

2026年2月24日，《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布了一项关于全球蜜蜂多样性的重磅研究。由伍伦贡大学进化生物学家詹姆斯·多雷（James Dorey）领导的科研团队，利用统计学估算模型，对全球186个国家和地区的蜜蜂物种进行了系统性的“查缺补漏”。

该研究给出的数据令人吃惊：全球实际存在的蜜蜂物种总量约为24705~26164种。这意味着，地球上还有3700~5200种蜜蜂正躲在科学界的视野之外，从未被正式命名、或记录。

▲上图：全球、各大洲及物种数量排名前十与末十的国家中，观测到的蜜蜂物种数（灰色）、经100次抽样后使用iChao（绿色）与iNEXT（橙色）统计方法估算的物种中位数数量对比；小提琴图阴影部分为中位数95%置信区间。同时展示全球所有蜜蜂物种的新同物异名（红色）、至今仍有效的新命名（橙色）与首次公开分布记录（黄色）的累积曲线。图中蜜蜂为Palaeorhiza属物种。论文出处：Dorey, J.B., Gilpin, AM., Johnston, N.P. et al.(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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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小编注意到，这个研究在方法学上，核心贡献在于建立了一套极其严密的统计学清洗与估算框架，将原本杂乱无章的全球观测记录转化为了科学的数字推演。

研究的第一步是近乎苛刻的数据“大扫除”。团队利用BeeBDC工具库，对全球超过800万条原始观测记录进行了过滤。为了确保真实性，所有学名不规范、坐标与国家对不上、或者是缺乏合法数据授权的记录都被剔除，这样可以去重，确保后续统计的每一条数据都具备了地理学上的证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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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中的“蜜蜂”，特指生物分类学上隶属于膜翅目的Anthophila，范围涵盖了大家熟悉的社会性蜜蜂、体型硕大且毛茸茸的熊蜂，以及占物种绝大多数的独居蜂（如切叶蜂、地蜂等），但不包括亲缘关系较远的马蜂、胡蜂，更不包括在演化上完全属于双翅目的蝇。简单来说，研究对象仅限于那群在1.2亿年前从肉食性祖先中脱颖而出、演化为以花粉和花蜜为生的“素食蜂类”支系，它们是全球生态系统中最为核心的专业授粉者。上图是一些蜂的标本。上图是一些切叶蜂、木蜂、赤腹蜂的标本。©Linda Wong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不过，数据不平衡是分类学面临的最大障碍。在已知的2万多个蜜蜂的种中，有4819个物种在公共数据库中，竟然一条观测记录都没有。所以，他们为了填补这个“黑洞”，不是凭空杜撰，他们用心的去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以及最新的分类学修订报告，想要用统计学手段来弥补当代数字记录的短板。于是他们就随机抽取了其中10%的缺失物种，基于其实际样本量推导出一条数学曲线，再以此模拟出那4000多个“隐身”物种的分布规律。

在具体的估算阶段，该团队动用了大型工作站进行高强度的并行计算。他们选用了iChao1和Hill numbers等成熟的统计指标，在186个国家和地区层面进行了100次迭代模拟。为了保证结论的客观性，研究设定了严格的排除门槛：如果一个国家的观测记录少于30条，或者估算结果与实际观察值出现了数量级上的离谱偏差，那么，该数据就会被直接舍弃。所以说是“宁缺毋滥”的，以确保结论能够具有极高的科学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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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无关）▲上图：由于蜜蜂的采蜜半径通常限制在几公里之内，且不同植物的花期错落，蜜蜂养殖很难像生猪或肉鸡那样实现超大规模的工厂化集约生产。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养蜂依然是数百万农户维持生计的核心副业。养蜂不需要占用耕地，初期投入成本较低，且蜜蜂授粉能显著提高其他农作物的产量，这使得养蜂成为了农村减贫和增加经济韧性的重要手段。上图是中国南方一户农民家里的养的一窝蜂。©Linda Wong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除了计算总量，研究还深挖了为什么有些地方的物种一直“找不全”。研究人员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做了分析，发现，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人均GDP）、已有的观测记录数量以及数据库的完整度，是决定“分类学缺口”大小的关键因素。有趣的是，受教育程度或道路密度等因素反而没有显著影响。

换句话讲，欠发达地区之所以还有大量未命名物种，本质上是由于缺乏长期的科研投入和分类学专家的实地调研。这套研究方法现在已经完全开源，为蜜蜂保护提供了路线图，或许也可以给人类探索其他未知生物类群提供一个标准化的作业范本供参考（详情参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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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巴西无刺蜂——乌鲁苏蜂（学名：Melipona scutellaris）。这种蜜蜂最显著的特征是体型较大，几乎与欧洲蜜蜂相当，但它们没有发育完整的鳌针，因此无法像普通蜜蜂那样蜇人。它们通常在古老树木的树洞中筑巢，对栖息地的原始森林覆盖率要求极高。在生态功能上，乌鲁苏蜂被认为是极其高效的授粉者。摄影：Elichten（CC BY-S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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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分类学现状，极度不平衡

这份估算报告，揭示了全球分类学研究极度不平衡的现状。

在瑞典、瑞士等科研积淀深厚的欧洲国家，已知的物种名录与实际存在的种类基本持平，几乎不再有新物种产出的空间；但在土耳其，情况截然不同。研究推算该国尚有约843个未知物种等待描述，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已知物种总和。岛屿国家虽然陆地面积有限，却因演化隔离有着极高密度的特有物种，在气候变迁的背景下，这些尚未被人类认识的生命正面临极高的灭绝风险。

自1960年以来，全球科学家发现新蜜蜂的速度一直维持在每年117种左右。多雷博士指出，这种恒定的进度，其实并非因为野外物种枯竭了，而是遭遇了“分类学瓶颈”。

▲上图：黄斑丽分舌蜂（Callohesma flavopicta）。摄影：詹姆斯·多雷

简单来说，全球缺乏足够的分类专家和鉴定能力，去处理堆积如山的标本。按照当下的节奏，人类彻底摸清蜜蜂家底至少还需要30~45年。在非洲、亚洲及中南美洲，物种的高多样性与科研资金的匮乏形成了强烈反差，导致大量物种在被人类认知前，就可能因栖息地丧失而无声消失。

即便是科研体系相对完备的澳大利亚，同样存在认知盲区。过去分类学过度依赖形态特征，忽视了遗传数据的应用，导致很多外表相似、但基因迥异的物种被混为了一谈。全球目前已知的生物物种约220万种，而昆虫及无脊椎动物仍是最大的知识缺口。

研究人员指出，明确蜜蜂的真实基数，其意义远超基础科学研究本身。蜜蜂作为生态系统的基石，它们的多样性直接关系到全球农业生产的稳定与生态韧性，所以这项研究不只是给蜜蜂数数，它的真正意义是要为脆弱的生物多样性绘制一张紧迫的“抢救路线图”。

感兴趣的“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读者可以参看全文：
Dorey, J.B., Gilpin, AM., Johnston, N.P. et al. Estimating global bee species richness and taxonomic gaps. Nat Commun 17, 1762 (2026).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6-69029-4
研究团队在发布这项成果的同时，也公开了基于R语言的开源工具包（BeeBDC），在某种意义上，这实际上是为针对其他野生动植物的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一套“可复制的工业化流水线”。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看。
https://github.com/jbdorey/BeeBDC
https://github.com/jbdorey/BDE_R_wofklow

©Linda Wong 摄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在生物分类学的调查中，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孤立样本”了——那些翻遍博物馆也只有一两只标本，且外貌特征极其模糊的物种。目前，科学家预计要花30到45年才能摸清蜜蜂的家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还在用“慢工出细活”的传统手艺，去对付呈指数级增长的未知生物数据。可偏偏，传统分类学家，其实比濒危物种还濒危。这篇研究蛮有意思。照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的惯例，咱们来举一反三，思考几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只是抛砖引玉、启发一下思考。

Q1、当分子遗传学证据显示大量“隐存种”存在，而传统形态学又无法有效的区分时，你觉得，分类学界应如何建立一套更具包容性的命名规范与物种界定标准，以防止因“分类学滞后”导致的法律保护真空、生态管理失策？

Q2、在高比例物种仅有孤立观测记录、又缺乏形态描述的情况下，你觉得，该如何在全球尺度上更有效地整合eDNA+整合分类学的工作流，来突破该研究目前预估的“30~45年分类学瓶颈”呢？

又比如说，不再需要守株待兔式地去抓每一只蜜蜂了，分析土壤、花粉甚至空气中残留的遗传碎屑，然后在大规模空间尺度上就可以去预判哪些区域存在未知的进化支系。你觉得，这种方式能把漫无目的的“大海捞针”变成目标明确的“按图索骥”，这么做是不是可以？瓶颈又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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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这张图片用四个案例展示了环境DNA（eDNA）技术在陆生脊椎动物监测和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估中的应用潜力：(a)通过土壤eDNA监测哺乳动物，(b)通过水体eDNA监测两栖动物，(c)通过空气eDNA监测鸟类，(d)通过特定环境介质监测爬行动物。这些案例表明，eDNA技术是一种高效、非侵入性的监测工具，能够用于评估陆生脊椎动物的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影响。图片分别来源于Newton et al. (2022)、Piaggio et al. (2014)、van Beeck Calkoen et al. (2019)和Von Duyke et al. (2023)，（CC BY-SA 4.0）

Q3、这个研究里面，有4819个物种完全缺乏地理坐标记录，研究团队对其中10%的文献样本进行建模，然后就推导出了剩余数千种蜜蜂的分布规律。不过，如果仔细盘盘，这种基于“文献曲线”的模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御“分类学冗余”的干扰？毕竟，历史文献中肯定存在大量由于早期观察不精细而产生的同物异名（Synonyms），如果基础数据中包含了大量的尚未被清理的“无效种”，那么统计模型估算出的5000个新物种，究竟是真实存在的生物实体，还是仅仅放大了历史遗留的分类错误呢？

Q4、在当前的保护实践中，研究资源往往向大熊猫、大象等明星物种倾斜。在这项研究中，多雷博士团队开发了一套BeeBDC开源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套针对“数据贫矿”地区的标准化生命普查框架，或有借鉴价值。能不能把这套“从杂乱观测到统计推估”的标准化作业范本，平移到那些同样高度依赖授粉、但分类研究更落后的类群（比如说食蚜蝇、鳞翅目或热带甲虫，等等）中，这样是否能迅速的识别出一些全球农业授粉系统的“隐性脆弱区”？这种跨类群的横向比对，能否揭示出某些被人类长期忽视的生态功能空缺？

Q5、这个研究里面提到土耳其的蜜蜂物种。笔者其实在想这么一类可能性。土耳其横跨欧亚，有极高的生境多样性，但，其野外监管力量在偏远地区还是相对薄弱了些。假设，一旦研究精确指出了某些特有种可能存在的石质荒漠、或是特定植被区，那些活跃在国际黑市上的“标本猎人”就极可能以旅游、或普通考察名义入境，进行定向采集。这类具有极高科研价值的新种，在私人收藏市场往往身价倍增，有没有可能这种科研推估无意中成了他们的“选品指南”呢？在南美类似，其实许多南美洲国家（如巴西、秘鲁、哥伦比亚）对遗传资源外流都特别的敏感，而且有专门立法。假设（只是假设哈, 请拍~）这个开源工具包被用于预测某些具有药用潜力（如分泌特殊抗菌肽）的蜂种分布的话，那么，国际制药巨头会不会利用这些公开的经纬度数据、绕过复杂的ABS审批程序，借第三方机构获取样本，在资源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来进行基因测序，并且先推估、后洗白？这类情况，到底该怎么来监管呢？

本文参考资料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6-69029-4#Fig2
https://www.uow.edu.au/media/2026/first-global-bee-estimates-hint-at-thousands-of-hidden-specie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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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源 | Dorey, J.B., Gilpin, AM., Johnston, N.P. et al.(2026)

文 | 王芊佳

排版 | 卢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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