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精英癌”正在肆虐，扭曲中国最优秀的一群孩子！

作者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来源 ：北大教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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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下基础教育领域，尤其在某些最具有典型性与影响力的高级中学，无论是对优质教育的理解，还是具体办学的实践，出现了两种看似不同的取向，准确地说，是两种对立的“理念型”：

一种为“精约教育”，它强调严格的制度与纪律，养成习惯，砥砺品格、磨砺意志，用“苦中苦”或“苦中乐”以实现“人上人”的目标；

另一种为“博放教育”，它致力于将约束降到最低，主张解放学生，让学生在集体之外成长，让每一个学生可以变得伟大。

这对“理念型”教育模式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并且呈现出中国社会的断裂。

大城市尤其是社会的中上阶层开始体验与享受素质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乡村与社会中下阶层信任与选择的仍是“应试教育”。

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在对“继承人”的培养途径、对精英的塑造策略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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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化解我们自身的困境了吗？学生的学业负担减轻了吗？学校减负后，素质教育由谁、在哪儿、又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学校减负了，家长们忧虑了，校外培训机构却高兴了。

减负将学校的主阵地让渡，将教育的关键责任外包，在自主且愉快的校园，在多元的评价中，学生们是没有区分度的普遍地好；然而，核心竞争已经移步于校园之外，在课余、在假期，在各种收费贵贱不等的培训班和补习班中，在奥数、英语、书法、钢琴等各种考或不考的技艺与特长的培训中。

此“减”彼“增”意味着教育的育人与择人的两大功能分离：在应试教育中，学校既培育亦筛选，学得好就能考得好；而今在校园浅表的愉快背后，有多少身心疲惫的孩子与负担沉重的家庭？

温情的人本主义者此刻已成为急躁的功利主义者，纸上谈兵的“虫爹”完全败给精明强干的“虎妈”、“狼爸”。家长们不心疼孩子吗？不懂拔苗助长的道理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既是培训机构蛊惑人心的广告词，也是家长们彼此绑架、推高投入的心魔。

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对峙中，出现了教育的培育功能与筛选功能的离奇分裂，这还只是教育变革大戏的第一季。

如今，剧情的第二季已深入到学校的内部，博放教育的出现意味着在教育最核心的部分发生了断裂——教书与育人的断裂，既有无教育价值的教学，也有无教学根基的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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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时尚少年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成绩优异，SAT满分，理竞赛获金牌、拿冠军，一个个是（预备）世界名校“男神女神”；

他们以梦为马，驰骋全球——去印尼的小岛喂海龟，去纽约NGO机构实习，去斯里兰卡的幼儿园当义工；

他们经历丰富——独立拍摄纪录片，参加英语辩论，组织模拟联合国；

他们头衔吓人——少年科学院院士、学生会主席、十大人物、社团创始人；

他们的理想丰满——想当战地记者，想当导演，想进四大做投行；

他们的现实也绝不骨感——浑身名牌，出入高级场合，谈吐风雅；

他们享受高品质生活，他们不是简简单单只会读书的书呆子，他们是有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履历的活动家。

有趣的是，在形式上构成对精约教育的纠正与反拨的博放教育，在崇尚儿童、解放儿童的宣言中同样隐藏精妙且严苛的激励技术，精约教育中严格的外在纪律被巧妙地转化为自我技术。

他们深谙成功学，从小就习惯于“表格化的生活”，精准地规划自己的每一步，日常时间与生活事件变成了一张张待办的事项清单（To Do List），一个个选项搭成了通往“成功”的阶梯；

他们学会“人脉连连看”的游戏，努力经营人脉；

他们不懈怠，力避细小的失误，领跑于同龄群体；

精彩的人生如同按了快捷键的剪辑画，在一个个“亮点”与“高潮”的叠拼中真成了“了不起的一代人。”

就权力技术而言，博放教育是精约教育的升级版，控制由外转入内，从压制到诱惑，再到自我的再生产。

他们确信自己拥有独一无二的人生，从小被强化的“批判性思维”让他们想要挑战一切可以挑战的人，无论是学校里的知识权威——老师，还是家里的经验权威——父母长辈。

一味讨好年轻人成了这个社会的通病，放下身段的成年人自愿成为孩子的靶子，他们或者受虐狂般地叫好，或者微醉地写着动听的赞美诗。

正是在看似轻飘飘地自由、宠爱但内里又极为严苛的氛围中，我们时代最光鲜亮丽的孩子患上了一种奇怪的病症——精英癌。

这种病症让人虚妄，让同龄人既嫉妒又疏远，让学校既自豪又放纵，让家长既骄傲又惧怕。他们善于表演，得体的乖巧，适度的反叛，场面的堂皇地发言，私下的调侃嬉笑，切换自如；这种病症让人孤寂，他们在孤独却热闹地成长中，成功地回避了潜在的挑战、挫折，也生硬地切断了一切自然、质朴的连带，他们自觉且自然地走向自我的封闭。

这种病症让人既亢奋又不安，他们总在盘算如何把没有的东西弄到手，他们什么都想抓，但没有一件抓得牢。在抓到一件之后，很快就会把它丢掉，再去寻找新的。

即使他们手里已经拥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也时时刻刻想往着其他的数以千计的美好的东西。这种想法使他们焦急、恐惧和懊丧，使他们的精神永远处于不安状态。

托克维尔用身处幸福之中却还心神不宁来描绘民主时代人们的心理特征，这同样是我们时代年轻人的心理特征——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最幸福的，但脸上经常布着一层乌云，即使快乐的时候，也会使人感到他们心事重重，似乎怀有隐忧。

“被宠坏的孩子”的心智特征又是“被诱惑的”的，兴趣、天才、“做配得上宽松与自由的人”，这些时尚而虚妄的词，已经让一个孩子不能安静、朴素地做原本正常普通的孩子了，“被诱惑的孩子”身后是“被绑架的家长”与教育，观念与风尚的虚妄既诱惑着我们，也架空了我们。

如同一个沉疴已深的患者，头疼发烧是体表特征；在今天的风尚虚妄症中，高烧得手舞足蹈、神志不清的博放教育正是病症的出口——因为孩子是未来，他们有无限的可能，于是，他们成了现代“无限病”的表征。

欲望与意志被无限地动员起来，欲望已经逾越了“必要”与否的限制。一切外在与内在的约束——道德的权威、他人的权利、社会的限制、事物的局限在他眼里都不值一文时，一种妄自尊大与自鸣得意，在惟我独尊中显示着野蛮生长的威力。

这就是无限病症——一个人没有能力将自己限定在明确的限度内，那就是一种疾病的征兆。

然而，现实的社会经济结构从各方面限制着人的力量，民情风尚又在扩大人的欲望，他们变得软弱无力，且每前进一步，都遇到强大的障碍。“无限”仅是病表，病源却在“无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风尚的虚妄让其忙于扮演各种时尚的角色，通世故的人总是带着假面具，几乎没有以其本来的面具出现过，甚至弄得自己也不认识自己，当他们不得不露出真面目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万分的局促。

在他们看来，“要紧的不是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而是要在外表上看起来好像是什么样的人”（卢梭）。

今天的教育给了太多超过孩子自然需要的东西，这不仅没有减轻他的柔弱程度，反而使他更加柔弱了。

其二，在人与人之间，做“人上人”僭越之心、自私之心使他们同一切人比较，同一切人竞争，同时也对一切人封闭。处处要占第一的心，是自爱变成自私的关键。

他们不仅是自然意义上、更是社会意义上的“独子”，手足之情被生硬地切割掉了，他人、集体、友谊成为快速行走的沉重的累赘，义务、责任、师长、具体人生的各种情谊连带都成为羁绊，博放教育中的个人确实只剩下孤零零的树木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机会长出自己生命的枝枝蔓蔓，失去了真实的情感支撑、人伦纽带，他们既封闭孤独，又脆弱轻佻。

其三，在人与社会、文化之间，“人往高处走”，亲情与故乡是他们急于摆脱与逃离之地，他们成为没有故乡的“孤儿”。

教育机会均等允诺个体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然而，向上流动的方式是离开。教育原本应是实现社会团结的基石，教育成就却以个体主义的方式导致了社会的分裂。

学校成为悬浮在具体社会之上的知识与价值的“孤岛”，抽象的知识与虚妄的成功不仅引诱了年轻人的灵魂，还侵蚀了基层社会的活力。

植根政治经济结构的精约教育深陷社会文化的无根之苦，嵌入民情风尚秩序中的博放教育虚张无限之疾；两者内里又相通，前者有多严苛，后者就有多虚妄，无限地扩张中同样无根，而无根地挤压里又趋于无限。

它们看似不同，逻辑却惊人地一致。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教育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