浔城故事 | 父亲的笔墨与勋章

作者：张万杰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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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配图由AI生成。

父亲出生于1923年腊月初八，那是个书香氤氲的年代。祖父是一位私塾先生，父亲自幼便与伯父一同在祖父的学堂里研文识字，终日浸润在笔墨书香之中。年岁稍长后，他便开始协助祖父管理学堂，在乡里人的眼里也算是个文化人。鲜少有人知晓的是，他还是一位受过箓戒的正一派道人，通风水之术，能辨阳宅阴地，亦会为亡魂超度祈福，乡邻们平日里，都恭敬地称他一声“张先生”。我常常揣想，当年父亲潜心钻研这些神秘学问时，内心定是满怀敬畏与虔诚，那份纯粹的信仰，便是他飘摇乱世里，一方安稳的精神归处。

世事变迁从不由人，解放后，道士的身份被归为封建迷信，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写了父亲的人生轨迹。幸而他识文断字，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被调往多个部门担任会计，总算是有了一份安稳营生。可到了20世纪50年代，一波接一波的激烈政治运动，裹挟着压抑的氛围与无尽的纷扰，让心性通透淡然的父亲愈发觉得力不从心。几番内心挣扎与痛苦抉择后，他终究选择放下世俗的一切，回到故乡，以农耕度日。想来那时的他，心中定藏着万般无奈与不舍，但比起俗世的牵绊与纷扰，他更念惜内心的澄澈与宁静，便这般坚定地踏上了归田之路。

在我心中，父亲从不是罗中立油画《父亲》里，那般满脸沟壑、眼神呆滞的农人模样。他身形瘦长，约莫一米七五的身高，常年留着干净整齐的平头，浓眉大眼，眼神清亮有神，高挺的鼻梁衬着圆润的鼻尖，唇形宽厚饱满，笑起来格外温暖。若不是那对略显显眼的招风耳，年轻时的他，定是位英俊潇洒的翩翩少年，走在乡间小道上，不知要引得多少姑娘侧目回望。

记忆里的父亲，总爱穿一身淡灰色中山装，衣料虽早已褪去往日鲜亮，却沉淀着岁月的痕迹，也藏着父亲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下身配一条笔挺的黑长裤，即便经过了无数次洗涤，颜色早已黯淡发白，却始终保持着平整干净。每当我望见他身着这身衣裳，身姿挺拔地走在田间小径上，步伐稳健有力，神情从容自若，那一幕，便成了我此生都难以忘怀的风景。

父亲于我的影响，早已刻进骨血，融入余生岁月里，他的谆谆教诲，从不是生硬的叮嘱，而是藏在一言一行中。幼时我初学写字，他便常告诫我，写字是人的门面，字迹工整美观，便如相貌周正俊朗之人，自然能受人喜爱、得人尊重。每年春节，他总会牵着我的手，挨家挨户品评乡邻家门上的好对联，一字一句教我领会笔墨笔法与文字神韵。等我上了初中，他更是直言嘱托：“今后，家里的春联就由你负责了。”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托付，让我愈发用心练习毛笔字，而这份爱好，也陪着我走过往后无数风雨岁月，成了我心底的慰藉。

儿时我总跟着父亲到地里劳作，闲暇歇息时，他便会低声哼唱些曲调，声音低沉浑厚，词句却模糊不清，我全然听不懂，追问他唱的是什么，他也从不多作回答。后来我才慢慢恍然大悟，那些哼唱，大抵是他从前修习道经时的经文唱诵，那些碍于时局，再也不能宣之于口的信仰，都悄悄藏在了这一声声低吟浅唱里，藏在了无人知晓的心底。

待到80年代后，道士行当在民间渐渐恢复，父亲偶尔也会帮乡邻超度亡魂、相看风水，赚些零钱补贴家用，也算圆了几分旧日的念想。

一天，我从单位回家，父亲就跟我说：＂杰耐，你帮我做一件事，可以啵？＂

我问：＂什么事？＂

父亲：＂你是晓得的，我所有的做道士的那一套资料工具都毁尽了，你会画，你帮我画一幅＇圣像＇＂

我说：＂我又没见过＇圣像＇，我怎么能画得了。＂

父亲：＂我来告诉你怎么画，我说你画，你照我说的画就可以了。＂

我答应了父亲，并且真的给他画了一幅，然后他在这幅圣像的两边提写了一副对联：

道通天地阴阳理；

士入笔墨鬼神惊。

我读了一遍这副对联，跟父亲说：＂你这口气也太大了吧！＂

父亲只是微笑却没有反驳我。只是70年代初的那场重伤，早已拖垮了他的身体，让他不复往日康健——他曾在庐山人民医院因脚伤住了整整一年，出院后伤口迟迟难以痊愈，往后再想做重体力活，便常常显得力不从心。

至今我仍清晰记得那件小事，彼时父亲挑着半担米从红灯商店往家走，中途歇息时，邻家的小娥姑娘撞见了，热心地上前搭话：“华湘叔，我帮你挑一段吧！”父亲打量了小姑娘一番，笑着应下，爽朗地递过扁担。小娥接过担子便快步往前走，父亲跟在身后，眼看着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心里满是担心，生怕累着孩子，急忙喊：“小娥，你等等我。”连着喊了好几遍，小娥却没有停步的意思，依旧快步朝前。父亲急了，一边在身后快步追赶，一边大声喊：“你这个小娥，太不懂事了！我只是让你尝尝挑担子的滋味，你倒好，还挑上瘾了！快把担子还给我，不然我回家要找你爹算账！”小娥听出父亲语气里的认真，连忙放下担子，一脸茫然：“华湘叔，你怎么还生气了呀？”父亲故意摆出严肃神色：“我好心让你挑，你一口气挑这么远，都让你一个人挑了，我拿么事挑？”

如今回头再想，父亲哪里是在生小娥的气，分明是心疼一个孩子，不愿让她为自己受累罢了，那份藏在责备里的幽默与温柔，时隔多年想起，依旧让人暖心。

后来我去了莲花洞工作，回家的次数便少了许多，每次休假归家，父亲都格外欢喜，总拉着我絮絮叨叨，说着家里的琐碎小事，讲着村里的新鲜见闻。那时的我年少轻狂，心性浮躁，总嫌他话多，常常透着几分不耐烦。有好几次，吃过晚饭我想着上床歇息，他却又坐在床边陪着我说话，我实在困得厉害，便对他说：“爹，我有些困了，想睡觉了，有话咱们明天再说好吗？”话音刚落，父亲便立刻起身，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般，神色局促地说：“哦，是啊，是我疏忽了，你早点睡，不打扰你了。”

如今再忆起那个画面，心底只剩满溢的愧疚，那时的我哪里懂得，他的句句絮叨里，全是盼我归来的殷切，藏着对我的满心挂念与不舍。

90年代初，我停薪留职，去庐山摆摊谋生，每年都要为落实承包摊点的事烦心焦虑。有一次我回家，父亲格外高兴，拉着我的手说：“杰耐，你过来，我有事跟你说。”

我笑着说：“什么事啊，看你这么开心。”

他脸上带着几分神秘：“自然是好事，你跟我来。”说着，便领着我走到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旧钥匙，用钥匙打开家里那台老式写字台右侧的抽屉，又伸手摸索出抽屉底下的隔层，从一本旧书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泛黄的信笺。那张信笺上印着一行红字，写着：

“江西省庐山南山公路建设指挥部”

下方是钢笔行书手写的＂证明＂：

兹证明，张华湘同志糸江西省庐山红旗公社红灯大队社员，于一九七O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修建庐山南山公路时，因工负伤，请有关部门给予照顾为感！

落款：

江西省庐山南山公路建设指挥部

落款处还盖着一枚因年久褪色模糊的大圆公章。

父亲把信笺小心递到我手里，眼神里满是期许：“你拿着这个证明，去庐山管理局找找领导，让他们照顾照顾，给你安排个摊点，也省得你年年为个摊子发愁。”我匆匆扫完这张薄薄的旧信笺，满心都是不耐烦，脱口便道：“这能有什么用？”父亲语气小心翼翼，连忙补充：“当初领导原本是答应给你大姐安排一个吃商品粮的指标的，最后不晓得是什么原因，冇办成。刚好你现在拿着这个试试，说不定能有用呢！”

我满心烦躁地反驳：“都过去二十多年了，谁还认这个？再说南山公路建设指挥部早就解散了，现在的领导凭什么认这个账？你又不是抗日、长征的老干部，没人会买账的。”

父亲望着我，慢慢说起过往：“当年，南山登山公路开通的时候，领导对我们这几个受伤的人可客气了，让我们坐在头一辆车上，车头扎着大红花，我们几个人胸前，也都戴着大红花呢。”那时的我只顾着宣泄自己的烦躁，全然没看见父亲眼中的期许在一点点褪去，只剩下难以掩饰的失落与黯淡。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这薄薄一张纸，是父亲用一只受伤的脚换来的荣誉，在他心里，这从不是一张普通的信笺，而是一枚带着血与痛的勋章，是他拼尽全力，能为我寻来的全部底气。

父亲曾是红旗公社红灯大队的社员，当年被义务抽调去搞＂大会战＂是常事，他曾作为民工参加谷山湖、柘林湖、大扈湾(63所)、庐山南山登山公路、黄猫垅水库、红灯水库等工程建设。在修建庐山南山公路时，他所在的施工路段上方，是登庐公社光华大队的工区。那是1970年11月29日，公路施工工地正值中午，光华大队的经办人在分发雷管时违规吸烟，引发365支雷管骤然爆炸，酿成了一人当场死亡、二人重伤、十人轻伤的悲剧，我的父亲，便是那两位重伤者之一。

那天中午，父亲和同村做工的社员吃完午饭，就在原地歇息，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震得地动山摇，山上的石块纷纷崩落，一块巨石径直朝着父亲的头顶砸来。他仓促间侧身躲避，侥幸避开了那块致命的巨石，可另一块碎石，却狠狠砸在了他穿着草鞋的右脚脚背上。父亲惨叫一声，当场便昏死了过去。

父亲被紧急送往庐山人民医院救治，万幸捡回了一条性命，可右脚的大拇指与食指被砸成了粉碎性骨折，医生从他的伤口里，一共取出了三块碎骨。那段日子，组织上安排了年仅十七岁的大姐，在医院贴身照料父亲。

有一天上午，大姐从庐山回了家，母亲早已在门口焦急等候，一见她便连忙问道：“你爹他现在怎么样了？伤得重不重？眼下好点了啵？”大姐安抚着母亲：“爹爹是脚受了伤，医生说不要紧的，他让你别担心，还说想看看杰耐，让我把他带到庐山去。”

当天下午，我便跟着大姐，从东林寺出发，走过虎溪，沿着当年慧远法师上庐山的小径，一步步艰难前行了两个多小时才登上了土坝岭。那年我刚满八岁，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登庐山。大姐紧紧牵着我的手，终于到达了位于大林路的庐山人民医院。我和姐姐穿过院门，只记得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又拐了好几个弯，才到父亲的病房。

一进病房，我便朝着半靠在病床上的父亲大声喊了一句：“爹！”然后，眼泪瞬间便从眼角滚落。父亲看见我，一下子便来了精神，语气里满是欣喜：“杰耐，你来了，累了吧！”我一边往他身边凑，一边用力点头，嘴上仍然倔强地说着：“不累。”父亲伸出手，紧紧拉住我的小手，在我的头上、脸上、手上反复抚摸着，过了许久，才缓缓对站在一旁的大姐说：“你累坏了吧，上午下黎山，下午又上黎山，走了一天的路，带着杰耐去擦把脸，歇歇吧。”

恰在此时，一位年轻的护士走进了病房，随手拉了一下病房门旁的一根细长绳子，只听“咔嚓”一声，病房里瞬间亮了起来。我又好奇又惊喜，一边望着屋顶的灯，一边看向那位眉目清秀的护士姐姐，她也笑盈盈地望着我，转头对大姐说：“小张，这就是你家大兄弟？”大姐应声点头，对着我说：“杰耐，快叫姐姐，她就是照顾爹爹的小李护士姐姐。”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电灯，不用添煤油、不用怕风灭的灯，拉一下绳子便亮，再拉一下便暗，那份新奇感，混着对父亲伤势的担忧，成了我童年里一段格外深刻的记忆。

可那场重伤落下的病根，终究没能根除，往后的岁月里，父亲的身体，再也没能恢复到从前的模样。

父亲最后一次理发，是我陪着他去的。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从家到红灯商店不过一公里的田埂土路，我们却走得格外缓慢。走到沈家河，约莫是半程的路程，父亲轻声开口：“歇一会儿吧。”我们便在路边席地而坐，身旁的蚂蚁，依旧循着既定的轨迹，慢悠悠地爬行着。望着父亲疲惫的模样，我心头一酸，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爹，你怕死吗？”

父亲笑了笑，语气淡然又平静：“哪有人不怕死的？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呢。”

我又追着问道：“那你这辈子，有什么遗憾吗？”

他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语气里满是怅然：“要说没有遗憾，那是假话。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太多事，从来都由不得自己做主。就说我这一生，眼看就要走到头了，一辈子写了不少字，念了不少经，可到头来，一个字也没能留下来。”

是啊，那些他亲手写就的祈福文稿，那些他逐字念过的超度经文，大多都伴着仪式付之一炬，即便笔墨再好、心意再诚，终究没能留下一丝痕迹，这大抵便是他心底最深、最难以释怀的遗憾了。

一晃二十六载光阴弹指而过，父亲的身影在我心中，从未有过半分模糊。他的教诲，他的慈爱，他的无奈与坚韧，都早已深深融入我的血液，刻进我的骨髓里。他的一生，历经风雨起落，从满身书香的少年郎，到受人敬重的张先生；从安稳度日的公职会计，到躬耕田间的农人，几番沉浮里，始终守着一份通透本心与纯良善意。他没有给我留下多少物质财富，却用一生的言行，教我好好写字、坦荡做人，教我遇事从容、处世温良。如今的我，终于读懂了他当年的句句絮叨里藏着的牵挂，读懂了他递出那张被他视为珍宝，视为勋章的泛黄的旧证明时，满眼的期许与真心，也读懂了他那句“字没留下来”背后的怅然与遗憾。

可父亲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他留在我心里的那些模样——身着中山装行走田间的挺拔，牵我品评春联时的温柔，病床前摩挲我手掌的温热，还有那些藏在时光里的叮嘱与牵挂，早已胜过万千笔墨，越过岁岁年年，成为我此生最珍贵的宝藏，永远鲜活，从未消散。

2025年12月27日于三亚

【作者简介】

张万杰，1962年10生，江西九江人，现客海南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