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海军 | 农民家庭分工模式与“破碎型团结”

彭海军

（中山大学社人院2025级博士研究生）

本文基于湖北恩施州一个偏远山村塆组的个案观察，深入分析了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人口空心化与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家庭为求生存与发展而形成的多样化分工模式。这些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家庭成员的地理分散与功能碎片化，本文将其概括为“ 破碎型团结 ”——即家庭通过成员的分离与协作，以牺牲代际与夫妻间的情感联结为代价，合力实现家庭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推动下一代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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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自发进城买房和扶贫搬迁，当前老家整个塆组一共还有10户人家、18名常住村民，几乎都分布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公路沿线。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1名，70－80岁的老人4名，60－70岁的老人8名，50－60岁的中年人4名，30－40岁的青年人1名。村组的空心化和老龄化十分明显。而在家庭结构层面，工业与农业两种生计、挣钱和抚育两种分工将家庭撕扯成几瓣，不同程度上呈现出碎片化的结构形态。谁在家务农，谁出门打工，谁在县城陪读，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抉择。

一、核心家庭分工模式：“ 一家两制 ”

核心家庭（通常为中年父母与成年子女）因无抚育任务，分工模式相对简单，主要围绕“务农”与“务工”展开，形成“一家两制”的家计格局。

1.在村务农+远出务工

这一模式特点表现为：父母留守农村从事农业，子女远赴大城市务工，以获取更高收入。这是比较经典的“ 半工半耕 ”模式。

三堂舅62岁，舅母56岁，他们原来也住在山顶上，十多年前搬家到公路沿线建了两层楼房。三堂舅极少出远门，一边务农一边帮农民建房，近几年还和舅母一块去高山，给烟农做点工，省吃俭用也积攒了一些积蓄。三堂舅前年和二堂舅每个月轮流赡养老母亲，直到去年离世，目前三堂舅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他28岁的儿子娶媳妇。这个表弟读完初中后就去了温州皮鞋厂打工，一直到现在，长相非常秀气，但是一直没能找到对象结婚。

2.在村务农+县乡务工

这一分工模式特点：父母在村务农，子女在县城或乡镇从事非农工作，收入相对较低但能兼顾家庭。

二堂舅66岁，舅母63岁，夫妻俩一直在村里种田养猪。二堂舅农闲了就下山到县城搞副业、当脚夫，相当于重庆地区的“棒棒”。他们的大儿子儿媳一家在县城定居，务工和抚育同时兼顾。而小儿子远赴湖南做上门女婿，一样的案例本村至少有5－6个，一般都是小儿子上门，但也有两个儿子都上门的少数案例。

二叔如今68岁，二婶57岁，夫妻俩在广东漂泊大半生，靠做清洁工和回收废品积攒几十万元。2011年，他们回村斥资20余万修建了两层半楼房。二叔非常抠门，存款至少有几十万，但是自己单侧肾坏死了也不愿取出定期存款给自己做手术。二叔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二堂哥，30多岁了依旧找不到媳妇。二堂哥继承了二叔的抠门性格，在城乡之间做家电安装与维修工作，无论熟人还是生客都胡乱喊价，生意遍布各个乡镇，按道理也攒了不少钱。然而二堂哥不修边幅、十分邋遢，风里来雨里去养成了黝黑的糙皮厚肉，这在“看脸的时代”自然会劝退绝大部分女性。即便如此，二堂哥以及二叔都看不上二婚女人，尤其是二婚带娃的女人，嫌弃前者是认为名声不好，拒绝后者是害怕辛苦一场为他人作嫁衣。不知道从哪年开始，二叔以及家族的其他人都不再催促二堂哥结婚，仿佛结婚也不是必然的人生，维持现状也不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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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二堂哥带着二叔四处安装空调，但从来没有给二叔发过工资，每次提到收入二叔都会自我打趣。二婶除了种田，也经常去给烟农打零工，150元/天，一年能做40—50天。农忙时节，二叔就留在家里帮二婶种田喂猪，二叔这人喂猪当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我记事开始，他便习惯把猪喂养在家里，在厨房放干草搭窝，让猪崽在客厅奔跑，白天与猪崽亲嘴嬉闹，甚至晚上带猪崽上床睡觉，二叔纠正了所有人的偏见，证明了猪可以是一种聪明且爱干净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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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叔家的狗也从来没有缺位过，狗也是二叔可以亲吻和哄抱的孩子，将猪和狗当作宠物乃至孩子来养，成为二叔晚年极其重要的精神寄托。此外，二叔家的 橘猫 也是全村最健硕的猫，远看会让人误以为是一条狗，抠门的二堂哥继承了二叔热爱动物的兴趣，时常买活鱼来喂猫，而这只“橘座”去年寿终正寝，享年1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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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干家庭分工模式：“ 一家三制 ”与“一家两制”的变体 主干家庭因增加了抚育第三代的任务，其分工模式更为复杂，呈现出“一家三制”（务农+务工+陪读）或更灵活的“一家两制”变体。

1.“一家三制”：务农+务工+陪读

这是三代主干家庭最典型的模式。家庭资源向第三代教育倾斜，导致成员被迫分散在不同地点：至少一名老人留守农村务农（一般是公公），儿子儿媳妇中至少有一人远出高薪务工（一般是儿子），另一人全职或半职抚育孩子（一般是儿媳），必要时候由婆婆进城陪读。

大舅夫妇均为68岁，是目前组里唯一还住在未通公路的人家。大舅长期独居在老家种地，肩挑背扛种些玉米、土豆、红薯等粮食作物，大部分用于喂猪，自家杀一头，卖1－2头，加上多余的粮食，年收入不足1万元。即便是过年，大舅也是大部分时间独居在老家，因为一旦下到县城，他就开始担心养的猫狗猪鸡被饿坏。对大舅来说，这些牲畜不仅是经济来源，也是独居山顶的生活伙伴与情感寄托。大舅时常向子女谴责乃至在朋友圈谩骂大舅妈在城里偷闲——“光玩”，认为照顾孙子、带孙子到处玩非常轻松，而自己独自在老家辛苦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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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都劝他不要种太多田，但是为了给小女儿准备嫁妆，帮儿子减轻城市生活压力，以及打发无聊的晚年，大舅依旧种了好几亩。大舅的抱怨，不仅是年老体衰之后对农活的力不从心，也是对孤寂老年生活的委婉反抗。其实大舅夫妻俩很长时间维持着“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农忙时返乡耕种，农闲时便进城务工。大舅之前在全国各地干建筑工，大舅妈便四处当厨子，流动的状态一直持续到60岁左右，城里的建筑市场开始排斥雇佣超龄农民工，但大舅在包工头女婿的照顾下，仍然在工地上做了2－3年小工，之后便彻底被建筑劳务市场淘汰。大舅夫妇俩无奈，便回到农村老家种田喂猪，以及为高山的烟农打短工——垄行、撇烟、穿烟等等，日工资150元，满打满算一人一年可以做30－40天，短工收入成为家中比较重要的生计补充。

早在十几年前，大舅就花了20多万元在县城为儿子购买了婚房，但老房子依旧坐落在山顶且没有通公路。因为城里有房，没有评上贫困户，也就错失移民安置到集镇或城关的机会。大舅妈一共育有三个子女，其中大女儿早已出嫁，自婚育以来一直在县城陪读，大部分时间都在脱产带娃，表姐夫在浙江承包工程，逢年过节才会回家，而表姐的公婆则在村里种田喂猪。小女儿待字闺中，但也基本确定婚姻对象，在深圳某个单位上班。

表哥快40岁了，为人憨厚老实，辗转3－4次婚约才结婚生子，他长期外出务工，年薪在10万元左右。好不容易盼来一个儿子，但儿子体弱时常患病，耗费了不少时间，也花了不少医药费。由于大舅老两口年岁已高，挣钱能力逐年下降，而抚育支出将随着孩子上小学逐年增加，家庭经济压力增强。表嫂一边带孩子一边在县里兼职，从去年开始到隔壁市打工。之所以要去隔壁宜昌市打工，是因为在小县城，月工资普遍只能拿到2000－3000元，而到宜昌市务工可以拿到4000－5000元/月，差不多是县城的两倍工资。

如此一来，表嫂作为更有市场竞争力的劳动力便接替其公婆外出挣钱，成为三代主干家庭中新的经济支柱。再加上已经读幼儿园大班的小孩对母亲的依赖性逐渐降低，大舅妈便应表嫂的请求接手照料孩子，但大舅妈抱怨道：“带娃娃比种田还要累！”而表嫂每个月放假四天，就赶回来陪伴孩子。大舅在村种地务农，大舅妈在县城带孙子陪读，表嫂就近到宜昌打工，表哥远赴浙江杭州做管道工，两代夫妻为了维持一个家庭，不得不分散在四个地方谋求生计，大家都在忍受孤寂，并通过抱怨的方式舒缓各自的精神压力。

小舅58岁，小舅妈55岁，他们的主干家庭相对年富力强，家境也相对殷实，但在城乡二元经济格局下同样呈现出碎片化的家庭格局。小舅夫妻俩一生精明节俭，自家的田地从未抛荒，特别是小舅长期在城里做废品回收生意，同时在周边乡村的农民自建房工程中打零工，赚了不少钱，率先在村里建起二层楼房，先后为两个儿子娶了媳妇。小舅攒了不少积蓄，也得了一身病，但依旧没有放下地里的活。而小舅妈帮大儿子把孙子带到小学，也开始到县城的豆干加工厂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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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小舅在家种田养猪，顺便开了一个小卖部；小舅妈在县城工厂上班，农忙时回家帮助务农；大表哥30多岁，在县城消防单位上班，同时照顾孩子生活与学习；大表嫂除了中途在家生育小孩耽误了几年，便一直在广东珠海的一家工厂上班，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支柱，三口小家只能抽节假日在城里旅游团聚。而小表哥才28岁，和表嫂在黄冈消防单位上班，因为工作性质的问题，回家的频率很低。

两个舅舅家都是老父亲留守务农，老母亲在城乡之间灵活往返，在务农、务工与抚育之间来回切换，儿子儿媳当中始终有一人远出务工挣取较高薪资，一人就近挣取较低工资，顺便兼顾抚育责任。农民主干家庭通过成员分散与分工来合力实现家庭整体发展的最大化，其最终目标是完成二代核心家庭的城市化，家庭资源重点服务于第三代人的教育，但代价是第一代人的孤独、第二代人的寂寞以及三代人的情感疏离。

2.“一家两制”的变体

2.1在村务农+远出务工兼抚育：老人留守农村，年轻夫妻远赴大城市务工，并将孩子带在身边上学，老人独自承担繁重的农活。

姨妈家的大表姐和表姐夫43岁左右，夫妻俩长期在成都务工并买房定居。表姐在工厂里当会计，表姐夫从事长途运输，夫妻俩高度重视孩子的教育，不惜成本让两个孩子在成都的私立学校上学，好在大儿子十分听话和努力，成绩非常优异。而表姐的公公前年不幸患病去世，只剩一位70岁的婆婆在山上老家种地，一个枯瘦矮小的老太太，竟然独自种了好几亩地，每年喂养4－5头猪，这里面的辛劳无法想象。

2.2在村务农+县乡务工兼抚育：年轻夫妻选择在县城务工，以亲自照顾孩子，而老人在村务农。好处是亲子关系稳定，但面临县城高人情消费的压力。

姨妈家的小表姐就嫁在本村，回娘家只需要走几百米，其公婆也是70岁出头了，一直在农村种田喂猪。小表姐也坚持从小抚育儿子，在学前教育的几年，表姐一直在武汉租房，和表姐夫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抚育孩子，经济压力和老人无力帮扶，使得她一直不敢生育二胎。孩子上小学以后，表姐就回到县城发展，从事家具销售，一个月至少也有5000元，表姐夫先是做了一段时间的物流员，后来转行成为管道工。表姐反映，在熟人遍布的县城，人情是一笔大支出，这对于工资收入本就不高的三口小家来说压力很大，所以已婚已育的年轻夫妇同时在县城务工的比例非常低，但好处在于夫妻关系比较稳定、亲子关系相对融洽，老人能够得到就近照料与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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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远出务工+县城抚育：丈夫远出务工，妻子在县城抚育孩子，老人脱离农业生产，随儿子外出务工，或者辅助儿媳照顾孩子。

随着主干家庭的逐渐解体，家庭生计与分工也会作出适应性调整。姨父是一名乡村医生，靠一边种地一边看病养大了三个子女。其中表哥长相十分帅气，通过网恋结识了表嫂。表嫂从四川跨越几百公里上门奔现，并很快怀了表哥的孩子成为事实婚姻，姨妈姨父只好被动接受，直到孩子快出生了才补办结婚登记。生下儿子之后才一个月，表嫂就跟着表哥出门打工了，姨妈一手用奶粉将孙子喂养大，哭闹不止时只好用自己干瘪的乳头去安抚，长久的隔代抚育导致奶孙感情远胜母子之情，因此表嫂在生下女儿之后，便选择亲自喂养了较长时间。

随着生活上的深度接触，这个突如其来的外地媳妇逐渐在文化观念、处事方式上与姨妈家里格格不入，夫妻矛盾与婆媳矛盾交织，并引发姑嫂矛盾和三兄妹之间的不愉快。2016年左右，姨父罹患肝癌，前后治疗花费了20多万元，医保报销之后，表哥还花了十多万元，而床前床后照料主要是姨妈承担以及两个表姐辅助，三年后姨父在病痛折磨中煎熬去世。自从姨父去世之后，姨妈就失去了主心骨，加上在婆媳斗争上失势，在家种田一年左右就跟随儿子去成都打工去了。目前姨妈64岁，在儿子所在的彩钢板加工厂为工人做饭，月薪2000多元，自从进城务工以后，姨妈的劳动强度大幅下降，时常在抖音里跳跳舞打发时间，身体比在家务农时好了很多，有一种越活越年轻的态势。

表哥在这个厂工作了十多年，固定月薪9000元，身兼板材加工、运输、机械维修等多项工作，以踏实刻苦的做事风格为老板深度依赖和信任，并且为其借了20万元买房，之后每年从其工资里面扣除。通过财务深度绑定，老板留住了技术人才，表哥也减轻了房贷负担。因为表哥2019年靠积蓄和熟人借贷，凑足60多万一次性付款，在县城的碧桂园买了一套160平方米（公摊面积25平方米）、四室一厅的楼房，每平方米4300元。然而在装修上，表嫂未经商量和精打细算，就以18.8万的价格外包给装修公司并给付了定金，而自己购买材料请人施工完全不用花费如此高昂，关键是后续效果不甚满意，又持续改造和购置精美家具，到如今在房屋上累计花费近百万元。

为了偿还债务，作为全家唯一的劳动力，表哥经常下班之后跑外卖补贴家用，而且专挑凌晨和下雨天跑单价高的订单，每个月能挣1000－2000元外快。因为表哥每月需要固定向表嫂转账3000元（儿子今年上高中以后，每月上升到4000元），以此支付表嫂和他们一双儿女的生活费用，而水电费和物业费由表哥另外缴纳，每个月350元左右，此外还不定期在网上购物寄回家中。因此表哥每个月只有花费和抽烟这两项开销，而且只敢抽10元的红塔山，此外就是宅在宿舍里面看小说放松。表嫂和大舅家的表姐都在碧桂园的小区，二人同为全职宝妈，经常相约出游遛娃或者采摘时令野菜。

2.4两地务工：两代夫妻双方均远出务工，孩子由年轻夫妇抚育，年轻夫妇在城市里的生存压力非常大，但是孩子能够得到健全的父母关怀和优质的教育，老年夫妇会提供经济支持，而且两代夫妻能够不必忍受分居之苦。

三叔家的堂妹与堂妹夫才20多岁，自结婚以来从未分居，堂妹夫吃苦耐劳打两份工，基本能够养活一家四口，而堂妹则专职带娃陪读。其堂妹的公婆也双双在浙江温州的皮鞋厂打工，支付了12.8万元的彩礼，之后5－6年省吃俭用积攒了50万—60万元，为堂妹小两口在县城全款买下一套四室一厅的楼房。当全家都外出务工并随迁之后，堂妹夫村里的老家只剩下一个老奶奶，自食其力了几年之后，目前也年老多病需要人每天照顾。

三、结论与反思 家庭分工模式的选择与家庭生命周期和经济水平密切相关：越是发展到主干家庭后期，家庭生计与生活空间越分散；家庭经济水平越高，年轻夫妇及其子女越不容易分离。但大多数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为了生计，家庭成员不得不在进城与留村、挣钱与抚育上分工，不得不分散在乡村、县城和都市忍受分离割裂之苦，其最终目标是集中资源完成下一代（尤其是第三代）的城市化，实现家庭阶层的跃升。

1.“破碎型团结”的代价：

第一代（老年人）：承受着体力衰退、孤独无依的晚年生活。他们的劳动（务农、短工、陪读）是家庭运转的基石，但情感需求常被忽视。

第二代（中青年）：面临夫妻分居、情感疏离的“寂寞”困境。他们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却难以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

第三代（未成年）：虽然获得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但可能面临隔代抚养带来的情感隔阂与教育缺失问题。

2.劳动力的灵活性差异：

老年妇女是家庭中最宝贵的“ 灵活劳动力 ”。她们可以根据家庭需求，在务农、进城务工（如食品加工）、进城陪读之间灵活切换，是维系“破碎型团结”的关键角色。

中青年妇女的灵活性其次，通常在“务工”和“抚育”之间做出选择。这一婚育群体存在三种分化，一种是全职妈妈，一种是全职工作，最后一种是半职妈妈，即一边工作一边照料孩子，最后一种压力最大，需要同时面对家庭与职场的双重压力，且其职业发展常受家庭责任束缚。

成年男性的灵活性最差，常见模式为青壮年时期务工、老年返乡务农，基本只有挣钱这一条选择，只有少数年轻宝爸能够在工作的同时承担短期的抚育工作。

灵活但破碎的分工模式反映了农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它既是农民家庭在市场经济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也带来了养老危机、婚姻脆弱、情感疏离等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家庭的“团结”是以“破碎”为代价的，这种模式能否持续，以及如何为这种牺牲提供更多社会支持，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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