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任公安部部长，一生忠诚不渝，享年90岁

很难想象，本是一个文弱的代课老师，转身便成了让日伪军闻风丧胆的“小白龙”；也曾被关押7年、受尽炼狱般的折磨，出狱后依旧拼尽全力奔赴事业；手握治国安邦的重任，却连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添置，自始至终都记得，自己是个根正苗红的农民儿子。这份反差里，藏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最纯粹的忠诚，也藏着一段跨越烽火与和平的传奇人生。

1920年9月30日，王芳出生在山东新泰东都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原名王春芳。少年时的他，家境贫寒却天资聪慧，靠着亲友的接济勉强读完小学，后来成为一名代课教员。若没有1937年的烽火狼烟，他或许会在三尺讲台上度过一生，教书育人，安守一方烟火。可日军的铁蹄踏碎了这份平静，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烧杀抢掠的暴行遍布山东大地，看着家乡沦陷、同胞受难，年仅17岁的王芳，心中燃起了不灭的救国救民之火，那份少年意气里，藏着破釜沉舟的决绝。

这年10月，王芳毅然放下手中的教鞭，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次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一条不畏艰险、矢志不渝的革命道路。谁也未曾料到，这个看似文弱的青年，日后会成为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刚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4支队时，他被分配到保卫科工作，日复一日与情报、锄奸打交道，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日子，为他后来的公安生涯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而真正让他声名远播、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是他在敌占区的潜伏与策反工作，“小白龙”这个绰号，便是那时日伪军在恐惧中给他起的名号。

世人多以为，“小白龙”的绰号源于他身手矫健、行踪不定，实则另有隐情——为便于在敌占区开展工作，王芳常常身着白衣、骑着白马，独自或带着两三个随从，从容穿梭在日伪军的据点之间，有时甚至敢直接混入敌营，不动声色地搜集情报、发展地下力量。这般看似孤注一掷的冒险，背后是他周密的筹划、过人的胆识，更是对革命事业的赤诚。有一次，他派往日军内部的潜伏者郭善堂（化名林洪洲），通过他的五哥王春风带信，称有紧急情报汇报，约定在王春风家中见面。

情报传递网图

可当王芳如期赶到时，郭善堂却大吃一惊，悄悄拉着他的衣袖说：“楼上正有两个日本人打牌，太危险了，咱们换个地方吧。”王芳却异常镇定，轻轻摆了摆手，语气从容：“不必，我头上又没写着‘八路军’，他们不认识我，这里反而最安全。”说完，他让五哥上楼陪日本人继续打牌，自己则在楼下，神色平静地听完郭善堂的汇报，全程面不改色、气定神闲。这份临危不乱的定力，从不是天生的禀赋，而是在一次次生死考验中淬炼而成，是刻在骨子里的从容与果敢。

更惊险的一次，是他化装前往伪军吴化文部开展工作，返程时在莱芜金水河边的一个小山村过夜。深夜，通信员突然急促地叫醒他，低声禀报：“首长，村外狗叫异常，像是有敌人靠近。”王芳立刻起身观察，话音未落，一梭子弹便呼啸着打在了他们住的土墙上，十几个鬼子在月光下举着枪，步步紧逼向村子走来。此时，村口出口已被封锁，村南山坡大概率也被敌人占领，危急关头，王芳忽然想起进村前仔细观察过的地形，当机立断带着随从钻进村北的高粱地，借着青纱帐的掩护，悄无声息地成功撤离，身后的村子里，很快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而他们早已远离了险境。

这样命悬一线的经历，在王芳的敌后工作中数不胜数。他在敌占区开展的策反工作，更彰显了高超的斗争智慧与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当时，吴化文手下有个独立营，营长刘鸣久出身土匪，手下有五百多人，武器精良，在当地颇有势力。王芳经过仔细分析，认定刘鸣久讲义气、重朋友，并非死心塌地投靠日寇当汉奸，骨子里仍有爱国之心，有策反的可能。而刘鸣久是青帮成员，为了拉近关系、顺利开展工作，王芳特意找来几个老青帮成员，潜心学习他们的暗语、礼仪，做足了万全准备。

蒋介石

见到刘鸣久时，对方先是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紧急集合队伍，全副武装的士兵整齐列队，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他面前，试图震慑这个“不速之客”。可王芳丝毫不慌，从容不迫地走过队伍，目光坚定、神色沉稳，没有丝毫怯意。席间，王芳趁机向刘鸣久分析当下的时局，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到日本侵略者的失道寡助，再到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置百姓于不顾，每一句话都戳中了刘鸣久的心事。

酒过三巡，刘鸣久酒后吐真言，大骂蒋介石和日本鬼子，满心悔恨自己当了汉奸、助纣为虐。王芳见状，趁热打铁，郑重承诺会保证他和部下的安全，让他们弃暗投明、立功受奖，为国家和百姓效力。那天晚上，王芳住在刘鸣久的营部，彻夜辗转反侧，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还特意安排警卫员，若自己遭遇不测，便迅速撤离、向上级汇报。万幸的是，第二天，刘鸣久终于下定决心，带着五百多名部下毅然起义，投入了革命的怀抱，成为抗击日寇的重要力量。

这段策反经历，看似是灵活变通的斗争策略，实则藏着王芳的智慧与担当。在革命大义面前，个人的体面从来都要为大局让步。他不是没有底线，而是深谙“灵活斗争才能争取更多力量”的道理，明白唯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更快结束战乱，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这种“能屈能伸”的韧性，贯穿了他的一生，也让他在后来的工作中，总能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找到破局之路，于绝境中开辟新生。

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王芳的工作重心转向了解放战争的战场，先后担任鲁中军区保卫部部长、第三野战军第8纵队组织部部长等职，亲身参与了孟良崮、淮海等著名战役。在战场上，他不再是隐蔽战线里神出鬼没的“小白龙”，而是冲锋在前、无所畏惧的战士，既要负责部队的保卫工作，严防敌人的破坏与渗透，还要组织战士们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鼓舞士气、凝聚力量。孟良崮战役中，他坚守岗位、沉着指挥，稳住军心、凝聚战力，带领战士们密切配合大部队，最终助力战役取得胜利，用铁血担当书写了共产党人的忠诚。

很多人不知道，王芳在战场上不仅有铁血刚硬的一面，更有温柔细腻的细节。有一次，部队在行军途中，遇到一名受伤的战士，因当时医疗条件有限，战士的伤口已经化脓溃烂，疼得满地打滚、苦不堪言。王芳看到后，立刻停下脚步，不顾路途匆忙，亲自为战士清理伤口、涂抹药剂、细心包扎，还把自己仅有的干粮分给了他，轻声安慰。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战士们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拼命守护家国，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们感受到温暖，让他们知道，身后有人守护，有人牵挂。”这份体恤下属、关爱士兵的赤诚，让他深受战士们的爱戴与敬重，成为战士们心中最可靠的“主心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山河归于安宁，王芳奉命前往杭州，先后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后来又升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此时的他，终于从战火纷飞的战场，转向了和平年代的“战场”——维护社会治安、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用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百姓的平安。而他身上的“小白龙”精神，也从敌后斗争的隐蔽战线，延续到了和平年代的公安工作中，细致、果敢、坚韧，不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不辜负任何一份百姓的信任。

剿匪

当时的浙江，刚解放不久，匪患猖獗、特务横行，社会治安混乱不堪，百姓深受其害。有一股土匪盘踞在杭州周边的山区，经常下山抢劫百姓财物、破坏交通设施，无恶不作，百姓苦不堪言，敢怒而不敢言。王芳上任后，第一时间组建剿匪队伍，亲自带队进山剿匪。他不像其他干部那样只在后方指挥调度，而是深入山区腹地，走访当地百姓，耐心了解土匪的行踪、习性与据点，结合地形特点，制定周密的剿匪计划。有一次，为了摸清一股土匪的准确据点，他乔装成普通农民，背着柴火，在山区潜伏了三天三夜，忍饥挨饿、不惧严寒，终于掌握了土匪的一举一动，最终带领剿匪队伍一举歼灭了这股土匪，为百姓除了一大害。

除了剿匪肃特，王芳还有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负责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在杭州的安全保卫工作。从建国初期到1976年，毛主席先后38次到杭州视察、工作，每次都是王芳亲自负责警卫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从未出现过一丝差错，用一生的坚守，践行了对党的忠诚。很多人以为，警卫工作不过是“站站岗、放放哨”，简单而枯燥，实则不然，其中的细节繁琐而严苛，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无法挽回的危险。

有一次，毛主席计划到杭州西湖散步，王芳提前一天就对西湖周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从路面的平整度，到周围的树木、建筑，甚至是湖边的每一块石头，都逐一检查、反复确认，生怕出现任何安全隐患，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疏漏，都不肯放过。散步当天，他亲自在前面引路，目光时刻警惕着周围的动静，神情专注而严肃，哪怕是风吹草动，他都会立刻警觉，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有人问他，这般紧张操劳，累不累，他只是淡淡一笑，语气坚定：“领导的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关系到百姓的安宁，再累也值得。”

王芳和毛主席

更鲜为人知的是，王芳还主导创建了乔司劳改农场，这是全国最早、办得最好的劳改农场之一，为我国的劳改工作树立了典范。1950年，因杭州市玉泉农场耕地分散，管训罪犯不便，且地处风景名胜区，不利于长期发展，王芳便主动牵头，寻觅新的场址，最终选定了杭县乔司附近的原“杭州第一模范集体农场”及“新飞机场”作为新场址。他亲自起草计划书，多次向谭震林书记汇报，积极争取支持，还亲自选定张启德、孙树德等8名优秀干部，带领罪犯从玉泉步行十几个小时到达乔司，开启了劳改农场的创建之路。

创建初期，条件极其艰苦，没有住房，干部和罪犯就一起割茅草、盖草棚，罪犯睡简陋的地铺，干部们也只是睡简易的竹编床；没有劳动工具，就向当地群众借，发动罪犯自己动手加工；缺乏生产资金，就想尽一切办法自给自足，动手做豆腐、砸石头、织麻袋，靠着一股韧劲，硬生生撑起了农场的运转。王芳经常到农场视察，从不摆领导架子，和干部、罪犯一起劳动，手把手指导生产，耐心鼓励他们自力更生、改过自新，用温暖与包容，唤醒他们心中的良知。1955年，浙江省第一监狱建成，王芳还亲自题写了监狱名称。在他的主导下，乔司劳改农场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改过自新的劳动者，成为全国劳改工作的标杆与典范。

就在王芳的工作蒸蒸日上，为浙江的公安事业和社会稳定作出巨大贡献，一步步践行自己的初心与使命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将他卷入了深渊。“文革”期间，王芳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审查长达七年。这七年里，他受尽了各种折磨，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可即便身处绝境，他始终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没有屈服于强权，没有说过一句违背初心、违背信仰的话。

很多人在遭受这般残酷的迫害后，都会变得消沉、怨怼，甚至一蹶不振，但王芳没有。在被关押的日子里，他从未放弃学习，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关注国家大事，思考国家的未来与发展，甚至利用空闲时间，梳理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得失，为日后重新投入工作做好准备。他常对自己说：“我问心无愧，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党、为了人民，党和人民总有一天会还我清白。”这份坚定的信念，像一束光，支撑着他度过了最黑暗、最艰难的岁月。1977年，王芳终于恢复工作，此时的他，已经57岁，两鬓染霜，却没有丝毫懈怠，立刻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仿佛要把这七年失去的时间，全部补回来，把未完成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恢复工作后，王芳先后担任宁波地委书记、浙江省委副书记等职。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百废待兴，浙江作为沿海省份，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诸多争议与挑战。当时，“温州模式”刚刚萌芽，个体经济、乡镇企业开始悄然兴起，却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与反对，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尾巴”，应该被坚决取缔。

在这样的争议声中，王芳没有盲目跟风、人云亦云，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亲自前往温州调研，深入基层一线，走访个体工商户和乡镇企业，耐心了解他们的经营状况、发展困境与真实需求。他发现，“温州模式”虽然不够规范，却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解决了大量群众的就业问题，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带来了好处。

于是，他力排众议，明确表示支持“温州模式”，提出“系统清‘左’，不断破满，勇于唯实，大胆创新”的工作思路，鼓励群众大胆尝试、勇于探索，放手发展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不要被条条框框束缚。1985年8月，王芳带领省委调查组，深入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和私营企业考察调研，明确表态“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就可以干”，并将调研情况写成《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调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为“温州模式”正名，打破了争议与束缚，推动其快速发展壮大，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典范，浙江经济也随之快速崛起，逐渐跃居全国前列。

王芳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心系百姓、着眼长远，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区域交通发展，为金温铁路的筹建奠定了重要基础。金温铁路连接金华和温州，是浙江南部的重要交通干线，对当地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可由于各种原因，多年来一直未能开工建设。王芳深知，交通不便会严重制约浙江南部的发展，阻碍百姓致富的步伐，于是他多次向上级汇报，积极争取资金和政策支持，还亲自前往实地考察，协调解决建设中的各种困难与问题，为铁路后续破土动工、顺利建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浙江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坚实的伏笔。

1980年，王芳被抽调到中央，负责“两案”（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的预审工作，担任最高检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很多人都以为，他会被安排负责江青组的预审工作，毕竟他曾长期负责毛主席的警卫工作，与江青有过多次接触，了解很多鲜为人知的情况，是最合适的人选。可王芳却主动推辞了，他坦诚地说：“我和江青太熟，难免会让人产生偏见，不利于预审工作的公正开展，也会影响案件的公平公正。”于是，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负责对张春桥的预审工作，用行动践行了“公正司法”的初心。

预审期间，王芳先后提审张春桥11次，而张春桥始终采取“三不主义”——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试图以沉默对抗预审，拒不配合工作。当时，我国法律还没有“沉默权”的概念，很多人建议对张春桥采取强硬手段，逼迫他开口，可王芳却始终坚持依法办案，坚守法律底线，耐心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告知他有陈述有罪情节或作无罪辩解的权利，始终以理性、公正的态度，开展预审工作。终于，在一次提审中，张春桥打破沉默，开口表态，王芳认真记录下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作为预审工作的重要依据。在整个预审过程中，王芳始终坚持公正、客观、不偏不倚，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既没有冤枉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一个坏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依法办案、公正司法”的深刻内涵，为“两案”的顺利审判，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3月，王芳升任浙江省委书记，兼任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时的他，已经63岁，早已两鬓斑白，却依然保持着务实求真的工作作风，经常深入基层、走访群众，倾听百姓的急难愁盼，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他坚决反对迎来送往、铺张浪费，每次下基层，都要求地方干部不要搞特殊待遇，不要准备丰盛的饭菜，直接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有一次，他到一个乡镇调研，当地干部特意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他坚决拒绝，要求和群众一起吃农家饭，还特意叮嘱身边的干部：“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要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脱离群众，不能忘记初心。”任职期间，他大力推进地方党委、政府机构改革，积极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部署开展整党工作，各项工作都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与认可。

1987年3月，王芳调任公安部党组书记，同年4月任公安部部长，5月兼任武警部队第一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1988年4月，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党组书记、部长；1990年12月兼任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此时的他，已经67岁，本该安享晚年，却再次扛起了守护全国社会治安的重任，用余热温暖着山河大地。当时，我国的公安工作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居民身份识别混乱、毒品犯罪抬头、人民警察队伍建设不完善等问题，都亟待解决，王芳上任后，便全身心投入到公安系统的改革与发展中，攻坚克难、砥砺前行。

王芳上任后，首要推动的便是居民身份证制度的实施。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出门办事、异地出行，只能靠户口本、单位介绍信证明身份，手续繁琐、极其不便，也不利于社会治安管理。王芳深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建立一套统一、规范的居民身份识别制度，势在必行，也是保障社会治安、方便群众生活的重要举措。于是，他积极向国务院提议，推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并亲自部署身份证的制作、发放工作，全程跟踪指导，解决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困难。

1984年8月30日，北京市380名居民首批领到了居民身份证，中国歌舞剧院的歌唱家单秀荣成为第一个领到身份证的公民，被称为共和国“一号公民”。而这一切的背后，都离不开王芳的积极推动与不懈努力。他曾在全国居民身份证工作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提醒每一位公民：“出门别忘携带居民身份证。”在他看来，居民身份证不仅是公民证明身份的有效证件，更是公安机关实行社会治安动态管理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流动人口管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了推动居民身份证制度实施，王芳还在公安系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推动《人民警察法》的立法工作，明确人民警察的职责和权利，规范人民警察的执法行为，让公安执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立人民警察警衔制度，激发人民警察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提升人民警察队伍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大力开展禁毒工作，加强禁毒国际合作，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有效遏制了毒品犯罪蔓延的势头，守护了百姓的身心健康。在他的带领下，我国的公安工作逐步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社会治安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他还曾亲自指挥处置多起突发事件，每次都沉着冷静、果断决策，既维护了社会稳定，又关爱了群众利益，始终坚持“既要维护社会稳定，也要关爱群众”的工作理念，用担当与温情，守护着一方安宁。

1993年，王芳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他并没有闲下来，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与使命，而是担任了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会长、中国警察学会名誉会长，继续为公安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余热。他常常深入基层，看望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为他们送去温暖与关怀，倾听他们的故事，表彰他们的事迹；他积极推动见义勇为事业的发展，呼吁全社会关注见义勇为行为，弘扬见义勇为精神，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见义勇为的行列中来，传递社会正能量。

退居二线后，王芳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衣着朴素、饮食简单，从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着农民儿子的本色。他的家中没有豪华的装修，家具都是用了多年的旧物件，就连身上的衣服，也是穿了多年、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从不舍得买一件新的。有人劝他，退休了，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不必如此节俭，他却笑着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能有今天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艰苦朴素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不能丢的，丢了就忘了本。”他还经常教育子女，要低调做人、踏实做事，不要靠着他的光环谋取私利，要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人生价值，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2006年，王芳出版了《王芳回忆录》，这本书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包括他在敌后斗争的惊险经历、预审张春桥的详细细节，以及他在浙江和公安部工作的点点滴滴。这本书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修饰，只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记录了他72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忠诚与担当、坚韧与坚守。王芳曾说，他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功绩，也不是为了留下虚名，而是为了让后人记住那段烽火岁月，传承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继续努力奋斗。

2009年11月4日，王芳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他的离去，让很多人悲痛不已，那些曾与他共事过的战友、同事，那些被他帮助过的群众，都纷纷前来送别，缅怀这位一生忠诚、一生奉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华社发布的《王芳同志生平》，系统梳理了他的一生，高度评价了他的革命功绩，称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公安政法战线杰出领导人”。

他的一生，从代课老师到抗日英雄，从公安战线的守护者到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历经风雨、饱经沧桑，却始终初心不改、忠诚不渝；他手握重权却廉洁奉公，身居高位却艰苦朴素，用一生的坚守，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用铁血与温情，书写了一段传奇的人生。岁月流转，精神永存，王芳的忠诚与担当、坚韧与坚守，终将被永远铭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前行、奋勇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