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一场巨大的戒断反应

新年假期真的太爽了。

爽到你根本没意识到，它是有保质期的。它就像年夜饭桌上的家乡菜，油光发亮、香气四溢，但你不可能坐那儿一直吃。你早晚要起身，洗碗，收拾残局，回到自己那被KPI和外卖盒填满的生活。

而回归自己的生活，你要经历一场巨大的戒断反应。哪怕你已经三十岁了，哪怕家里氛围偶尔糟糕，会因为你不愿意去相亲局和讨厌被催婚而争吵，但你离开时依然舍不得，依然没法从假期里抽离出来去面对大城市里那份等着你的工作。

于是，有人发帖：“返沪落地，看着马路崩溃大哭。透支的快乐果然需要数倍的眼泪和孤独去偿还”......

可明明是回归自己选择的城市和工作，崩溃大哭，为什么？

关键原因，自然是落差太大。

过年期间，你走亲戚、串门子、吃喝娱乐打麻将，整个人都泡在一张密密麻麻的关系网里，充满集体主义的温情。你一出现，就自动带着身份——谁家的孩子，谁的同学......你走在街上，被叫住的次数，可能比你过去一年在大城市公司里，和陌生同事打招呼次数的总和还多。

而且，在中国的很多三四线城市、小镇和村民社会里，这种集体主义的温暖，会被放大到极致。

举个例子，在东北，你回趟家，不管几点，接站的永远比下车的人多：你爸妈爷奶大舅二姑都来了，甚至家里的猫狗也来接你了。即使你这个被长辈牵肠挂肚的孩子，已经30岁了，说出去，大家也不觉得意外。正如李雪琴所说：“东北家庭没有亲戚，只有家人”。

而所谓“小地方”的集体主义，也不单存在于亲人之间，也存在于邻里之间。这在沈阳、兰州等“三线”建设的工业基地城市很常见。改革开放以前，这些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就是以大型厂区为载体的“单位大院”[1]。你家楼上楼下和对门住着的，常常是你爸妈开关厂、钢铁厂或者显像管厂的单位同事，他们熟悉你，你也熟悉他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历了去单位化的过程，一线新一线的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单位的空间力量早已淡化。但由于中国不同城市间社会变迁的步调并非一致，所以在太原、克拉玛依等地，你仍会看到，有形的单位虽已走向解体，但无形的单位也依然留存在大家的心里，影响着日常生活[1]。

所以，工业根基浓厚地区的人总能理解，在电影《钢的琴》里，王千源饰演的原钢厂工人陈桂林，为了和前妻争夺女儿抚养权，会很自然地找到他的工友们帮忙给女儿造钢琴，即使钢厂早就倒闭了，但情谊长存，这大概是独属于老工业文明下集体主义的温情。

而在中国南方地区，宗族氛围浓厚。宗族中的人们，形成了一种以集体精神为中心的价值观。尤其，在福建、广东两省，宗族影响力很大——“事业可以起落，宗族不可衰落”，这些地方的宗族，往往与村庄重合，一个宗族通常涵盖整个村庄的人口[3]。

△（图/图虫创意）

你回家，就意味着回到“一个村”。你的亲戚网络不是十几个人，而是覆盖几百、上千人的共同体。祠堂是你们整个家族的精神内核，无论你是创业周转、就学婚嫁，永远有大家族为你合力托底。逢年过节全族聚在一起祭祖，团结二字，刻在你们同宗族的血脉里。

而传统春节的意义，恰好在于它是维系宗法血缘共同体和熟人社会和谐运转的节日仪式，为亲情交流提供了契机[4]。

更重要的是，中国很多地方的春节，持续时间很长。在福建莆田农村，家族以里社的名义组织活动，这些里社每年都要举办元宵巡游仪式和社公、社妈的诞辰庆典，形成了很庞杂的仪式系统，甚至在正月二十六，各里社还会合办“总元宵”的联合巡游[5]。

但你要赶着上班，最晚正月初七就要拖着箱子走了，你才刚强化了集体认同感没几天，就要离开了。当老家还沉浸在“没过十五都算年”的热闹里时，你已经开工，并被新一年的KPI和OKR赶着跑了。

你会眷恋老家的“温情”，还有一个不那么浪漫的原因：你成了老家的客人。你享受了紧密社会网络带来的安全感和热闹，却因为只停留几天，恰好避开了维持这种温情所需付出的长期成本——经济上的、隐私上的、关系上的......你懂的。

走的时候你心情挺复杂的，不止是离别导致的空间距离拉大，而是你角色的突然转换：从“谁家那孩子”变成了“要独自面对一切的成年人”。

正是在这样的情绪底色下，你坐上了返程的高铁。

返程的高铁，几乎总是安静的。

这种安静，大概可以理解为热闹散场后的平静。你坐在窗边，一边看着窗外倒退的田野、厂房，一边刷手机、看视频，顺手回几句“快了”“路上还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空荡。

高铁像一条传送带，把一个个刚刚被情感填满的“家人”，精准地分拣、运送回名为“大城市”的精密机器里，变成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

大城市，是明显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的深情在这里，没有土壤。

有研究考察了中国不同省份1981-2010年间的个体主义差异。结果显示，个体主义重选择（即独居率、离婚率、家庭规模和大家庭比例）平均得分最高的3个省份分别是上海、北京和浙江，平均得分最低的3个省份则分别是甘肃、江西和宁夏。该研究进一步指出，现代化水平越高，个体主义越强[6]。

这很容易理解，现代化水平，衡量指标是人均GDP、城镇化率和教育水平。在大城市里，完备的城镇化生活模式，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让我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具备更强的控制感、减少了传统人际关系的社会束缚，也降低了我们对他人的依赖[6]。

况且，你离开自己家，回到的，只是临时的出租屋：租金高，面积小，噪音大，淋浴头在马桶正上方，甚至没窗户。以及，在北京，或上海，你工资的增速赶不上租金上涨的幅度，太多人仅租房花费就占到了收入的50%-60%，远超国际公认的30%的住房可负担标准[7]。

而受一线城市核心区高房价的影响，很多像你一样选择租房的年轻人，会搬到北京的通州、上海的松江或者深圳的龙岗这样的城市郊区。结果就是，大家每天紧密地拥挤在早晚高峰的地铁车厢里，每天往返通勤的时间往往超过2小时，精力都耗费在路上[7]。

郊区的公共空间和文化设施也不多，让你很难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形成兴趣社群，这对于很多来自小城镇或农村、习惯了社群生活的人来说，孤立感会尤为强烈[7]。

快节奏的大城市结构本身，也并不鼓励深度关系。

2018年上海市时间利用调查数据表明：上海市就业人群用于维持生理与生存的时间多、闲暇时间少，日常活动时间分布的规律性较强，总体围绕朝8晚6的工作时间节奏展开[8]。

△ 上海就业人群工作日约46%的时间用于自我照料，37%的时间用于工作通勤，剩余约17%的时间由闲暇与家务照料活动主导[8]。（图/图虫创意）

基于2017年针对北京市36个小区居民问卷调查数据，相较于本地居民，外来移民的邻里交往水平更低[9]。你不会像本地居民那样去进行更频繁的邻里交往，而这样的邻里交往，在你的老家常常是自然发生的。

2019年，对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等十个特大城市开展的“居民生活状况调查”表明：租房群体主要由80后和90后构成，占租房总人口的62.9%，有房群体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分别高出外地租客20%和24%[10]。

于是，在北上广深、杭州、成都、武汉这样的城市里，越来越多年轻人生活在一种高度原子化的状态中。

社交关系，也在从“朋友”转向“搭子”：一起健身的、看演出的、下班吃饭的，能够弥补情感需求，却很难承载真正的情绪[11]。

你来自人情浓厚的小地方、生活在人口密度极高的大城市，但你却长期处在情感密度极低的环境中。想到这里，你有点受不了。

当高铁减速、进站，大城市高压生活的现实，就会在一瞬间扑面而来。

你一路匆忙，出高铁换地铁，而当你出了地铁，看着那条空旷得有点不近人情的马路，你突然意识到：哦，不是所有人都回来了。

你拖着行李箱走在人行道上，轮子咕噜咕噜的声音在空荡的夜晚格外清晰。这一刻，崩溃的情绪已经卡在喉咙里了。

回到出租屋，放下行李，你想起年夜饭已经是8天前的事了。春节，是你被允许短暂回归共同体的例外，而你的常态，仍然在北上广深、杭州、武汉这样的一线和新一线城市。

然后，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

你所经历的，不是一次普通的往返。在中国，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你不是个例。从1980年代以来，大量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迁移到发达地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小城镇迁移到大城市[12]。城镇化率从不足20%攀升到了2025年67.89%的高位[13][14]。

△ 2026年春运首周（2月2日至8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4亿人次[15]。（图/图虫创意）

而迁移，也从来不是对称的。

从省级尺度来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东部省市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中心[16]。结果就是，大城市扩张，小城市收缩。

有研究基于2012-2020年的灯光数据，识别了中国收缩城市的时空分布格局。结果表明，全国约34.9%的地级市处于收缩状态，东北和西北地区收缩程度最明显[17]。

而更大的城市规模，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岗位需求以及更高的工资溢价[18]。以北京为例，仅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就提供了全国10%的人才岗位[19]。

△ 根据《2024年中国城市综合指数》，北京依然位居榜首，上海位列第2。（图/图虫创意）

经济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产业发展是城市竞争力的源泉。只有不断提升城市竞争力，城市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而我们的十八线老家，对产业投资缺乏吸引力，也没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引人口流入[20]。

你知道的，老家你回不去了，主要是回去之后，也没太多与你技能相匹配的岗位。

有人感慨回县城是普通人的绝路：“县城的就业市场窄得像条门缝。你在一线城市引以为傲的核心竞争力，在县城可能分文不值，那里看重的，往往只是你察言观色的本领。”

此外，你还想到：下一次的大团圆，要等到明年，父母又老了一岁，一年365天，你们真正相处的时间，屈指可数。

网上曾流传过这样一组残酷的计算：

“假设父母60岁，还能再活30年。把五一、十一、春节假期都算上，扣除吃饭、睡觉，每天和父母待在一起8小时，总共还剩170天；如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那么是69天。”

这69天，就是你乡愁的余额。

△中国的代际同住呈下降趋势，2011年至2015年间，成年子女与父母居住在不同城市的比例从19%增加到了24%[21]。（图/图虫创意）

然而，让人难受的并不是这个数字本身，而是你明明算清了这笔账，却依然在一次次出发时，回过身，亲手关上了那扇家门。

于是，我们回到开头那个疑问，明明是自己选择的工作和城市，是权衡利弊后的最优解，为什么你会崩溃大哭？

其实，任何人独处的时候，很容易怀疑自己在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你离不开老家的温情，希望有人兜底，也清楚大城市的机会，想决定自己的人生。

但人本来就可以同时拥有两种真实而冲突的愿望。法律里把这种状态称为“权利竞合”——多种权利同时存在，彼此拉扯。

在这里，想回家，是对安全与依附的权利主张；想离开，是对自我决定人生的权利主张。

这不是矛盾，这是人性。

崩溃大哭，当然是因为你知道回不去；也因为你已经长大到，必须负责任地把路走下去。

而这两件事，原本就值得你哭。

参考资料

[1]柴彦威. (2016).中国城市的单位透视. 东南大学出版社.

[2]田毅鹏, & 高梓淞. (2022). 单位大院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嵌入.社会科学文摘(10), 97-99.

[3]Gong, W. , Zhu, M. , Gürel, Burak, & Xie, T. . (2021). The lineage theory of the regional variation of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in china.Frontiers in Psychology,11.

[4]李翠华. (2014). 春节文化研究综述.戏剧之家(8), 3.

[5]郑莉. (2025). 乡村社会的仪式与秩序——莆田东华三村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6), 178-190.

[6]刘盼, 邱林, 谢天, & 任孝鹏. 生活选择的重与轻:现代化如何预测中国个体主义的多重变迁. 生活选择的重与轻:现代化如何预测中国个体主义的多重变迁.心理学报.

[7]Liang, S. , & Zhang, T. . (2025). Residential marginalization of renters: social adaptation of urban youth in suburbanized living in first-tier cities.Art and Society,4(1), 40-52.

[8]焦健, 王德, & 程英. (2024). 上海市就业人群的时间利用行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地理研究,43(9), 2370-2391.

[9]刘志林, 王晓梦, & 马静. (2020). 转型期北京社区公共空间对邻里交往的影响机理:本地居民与移民的对比分析.地理科学,40(1), 10.

[10]项军 & 刘飞.(2021).特大城市青年房租客的结构、境遇与心态.中国青年研究,(09),79-88.

[11]廉思. (2024). "搭子社交":青年社交模式的新表征.人民论坛(9).

[12]Liu, M. , Jia, R. , & Zhang, Y. Y. . (2025). Curbing brain drain: incentive programs and economic fundamentals in shaping college students' job location decisions.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87(000), 38-56.

[13]国家统计局. (1998). 中国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

[14]国家统计局.(2026).王萍萍：2025年全国人口总量为140489万人 人口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stats.gov.cn.

[15]叶昊鸣.王聿昊.(2026).春运首周交通出行人数超14亿人次.新华网.

[16]柯文前, 肖宝玉, 林李月, 朱宇, & 王焱. (2023). 中国省际城乡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及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地理学报,78(8), 2041-2057.

[17]Wang, Q. , Xin, Z. , & Niu, F. . (2022). Analy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shrinking citie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nighttime light.Land,11.

[18]陈靖, 李惠璇, 徐建国, & 陈子浩. (2022). 城市规模与就业冲击——基于新冠疫情后的网络招聘数据分析.经济学（季刊）,22(6), 2125-2146.

[19]北大城市软实力研究院-智联招聘.(2025).2024中国城市新质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

[20]Gao, H. .(2022).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china.

[21]Gan, Y. , & Fong, E. . (2020). Living separately but living close: coresidence of adult children and parents in urban china.Demographic Research,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