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诗歌平易近人并大胆揭露社会黑暗，影响整个中华文化圈

会昌六年（846年），洛阳城内秋风萧瑟，一位七旬老者躺在病榻上，颤抖的手指仍紧握着笔杆。他挣扎着写下人生最后一首诗，墨迹未干便溘然长逝。消息传开，长安纸贵，江南垂泪，连唐宣宗都含泪提笔写下《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这位让皇帝“一度思卿一怆儿”的诗人，正是大唐“诗魔”白居易（772年2月28日——846年9月8日）。

白居易出生时，大唐已不复贞观之治的辉煌。他的父亲白季庚是个七品小官，母亲陈氏为续弦，家中清贫却藏书万卷。五岁能诗，九岁通音律，十六岁进京拜谒文坛泰斗顾况：“白尚书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顾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王定保的《唐摭言》对此故事进行了添枝加叶：“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两《唐书》白居易传作为官修正史，对此轶事亦有记载。成书于后晋的《旧唐书》云：“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编，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与笔记材料相比，一是具有明确的时间线“年十五六时”，其史料来源或出自《与元九书》的自述“年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是隐去了故事的地点，强调“吴人顾况”，似乎暗示不大可能在长安。三是模糊了具体作品，只说“览居易文”。成书于北宋中期的《新唐书》大体转述《旧唐书》内容，谒顾况的年龄则只说“未冠”，对顾况的描述变为“恃才少所推可”。正史的记载比较审慎，不同于小说家言，但也都肯定了白居易谒顾况的事实。

随着现代学术的日益严谨与精密，学者对此轶事的真伪问题多有关注。较早的万曼《白居易传》认为，白居易谒顾况并非在长安，应在苏州或饶州，持此观点的还有朱金城《白居易年谱》。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则认为有可能在衢州。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与王拾遗《白居易传》，皆认为传说不实。但也有不少学者坚持旧说，认为白居易在长安谒顾况实有其事。

顾况出入长安的缘由，据《旧唐书》和《唐才子传》等史料，系柳浑引荐入长安，因李泌卒而贬出长安。其具体时间，学者根据柳浑入相与李泌辞世的时间节点，已经辨明顾况贞元三年（787年）至贞元五年（789年）三月在长安。此时的白居易方旅居江南，二人不存在“时空交集”，因而无由得见。

顾况

那么顾、白二人是否会在落花时节相见于江南呢？顾况于贞元五年（789年）暮春贬出长安后，此年夏经宋州抵苏、杭，贬途中的他延续了以往的高调，与苏州刺史韦应物、杭州刺史房孺复宴饮唱和，优游山水，大作其诗，俨然衣锦还乡。当年秋经信州至饶州贬所，四年之后归隐茅山，不知所终。

白居易贞元四年（788年）前后曾避难越中，旅苏杭二郡。宝历元年（825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作《吴郡诗石记》，曾回忆37年前的少年往事：“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当时，韦应物方刺苏州，顾况其后亦成为座上宾。在时间上，顾、白二人似乎有相见的可能。可惜白居易以“幼贱不得与游宴”，无由得见韦、房两位“豪人”，但在记文中仍表仰慕之情，而于顾况这位“狂生”则不置一字，看来白、顾二人应在江南擦肩而过。

更为蹊跷的是，假使顾况曾提携过白居易，何以两位“当事人”的诗文并无一语提及对方？尤其是白居易曾多次自编其作，诗文绝大多数得以完整保留。但遍检其作，竟然对提携自己的“命中贵人”只字未提，这有点不合情理。白居易曾有行卷经历，但行卷对象亦非顾况。《与陈给事书》篇首即谓“乡贡进士白居易谨遣家僮奉书献于给事阁下”，可见是贞元十六年（800年）科考前的请谒之文。这位陈给事，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简编》考证为陈京。至于陈京是否提携过白居易，亦无从得知。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己“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在崇尚门第观念的唐代，白居易出身寒门，父、祖出身明经，俱为郡县小吏，朝中并无奥援。他的《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大贾二十四先辈昆季》：“出门可怜唯一身，敝裘瘦马入咸秦。冬冬街鼓红尘暗，晚到长安无主人”，备写初来长安孤苦伶仃，举目无亲。

与此相反，顾况在长安为官时期，虽不甚得志，却广交诗友，声名远播。据刘太真《顾著作宣平里赋诗序》所记，在“嘉木垂阴”的夏日，于宣平里顾况宅第曾有雅集诗会，登门者皆一时名流，且“既明日，属文之士翕然而和之”。以至于“举国传览，以为盛观”，可谓盛况空前，名动长安，这可能也构成了白居易长安谒顾况故事的现实基础。

白居易

通过还原文学活动的历史现场，仔细梳理顾况、白居易的人生轨迹，考察他们留下的文字等直接证据，基本可以判断，白居易拜谒顾况的故事出自晚唐时期“好事者”的杜撰，并非历史事实。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个故事虽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却合乎一定的逻辑，也就是说伪材料中蕴含着真信息：一个必须有“故事”的科场明星，一个蕴含着“梗”的名字，一位性情诙谐而又恃才傲物的文坛前辈，一个充满着传奇色彩的都会，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需要补齐“本事”的诗歌，几大元素“风云际会”，于是白居易长安谒顾况的故事“应运而生”，并获得了奇佳的传播效果。

谁也没想到，这个被预言“居天下易”的少年，后来竟成了大唐最接地气的“诗歌狂魔”。他写诗成瘾，每日晨起必诵诗百篇，写到手指生茧、口舌生疮仍不停歇，甚至自嘲：“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更离谱的是，他写完诗总拉着街头老妪当“评委”，老太太听不懂就改，改到“老妪能解”才罢休。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是唐宣宗对白居易的悼念。提起白居易这位唐代著名的大诗人，能想到他《钱塘湖春行》中的“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卖炭翁》中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他一生专注于写实讽喻诗歌创作，《新唐书・元稹传》记载：“元稹尤长于诗，与白居易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引起当时唐代诗人的争相模仿，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也对中国的诗歌发展烙下了深刻有力的印痕。

乐天一生创作诗歌多达三千余首，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创新分成四个方面：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律杂诗。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李怡

在唐代文学史上，许多诗人动辄以王侯自比，真正封侯的也只有盛唐诗人高适一人而已。真正能够让皇帝写悼文的诗人，纵观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是屈指可数凤毛麟角。白居易就是那极为幸运的一个。唐宣宗李忱非常喜欢白居易的诗词，对于他的逝去表达出了非常沉痛的惋惜。白居易的诗歌一向是平易近人，有老妇能解的美誉。《冷斋夜话》记载：“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他写下许多杜鹃啼血字字珠玑的作品，以古时《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照进诗歌当中，传达最真挚的民生民情。尤其是“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两句既写出了白居易的文学成就，又给了人们确切评价白居易的最好标准，可见在唐代就已经流传深广，千年之后成为不朽名篇，历来为诗人传颂赞叹。所以唐朝的皇帝，才会在白居易仙逝之后由衷凭吊，满怀的不舍与惋惜之意，熔铸在一首七律之中。

白居易远不止于写诗狂魔。元和十年（815年），宰相武元衡当街遇刺，满朝文武装聋作哑，唯独白居易拍案而起：“严缉凶手！”结果被扣上“越职言事”的帽子，贬为江州司马：“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赴任途中，他写下《琵琶行》，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让浔阳江头泪湿青衫的何止歌女？连江州樵夫都能背下全篇。

《琵琶行》从题目入手能知道这是一首歌行体的长篇叙事诗。所谓歌行，就是可歌可唱，流走自然，像行书一样行云流水的作品。

韩愈倡导作诗“不平则鸣”，欧阳修言文学要“穷而后工”，大底是圣贤发奋，在贬谪黄芦苦竹绕宅生的江州，白居易残酒和乐，写下了余音袅袅飘然千年的绝唱。

《琵琶行》中关于音乐的描写，历来是文人津津乐道，想超越模仿却难望其项背的典范。中国的诗歌，向来和音乐、舞蹈有密不可分的情缘。早在《诗经》时期，人们就从“风雅颂”中体悟到，不同的诗歌应与之相配合不同的音乐。

白居易

《琵琶行》中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描写了音乐给人带来的绝美感受。大弦如急雨，小弦如私语，《霓裳》《六幺》听闻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样妙不可言。也有忧愁暗恨的寥落之声，亦不缺铁骑突出的男儿之气。如果说比喻的修辞手法能给人文学上可以看见的直观感受，那么通过白居易的描写，更多的传达给人直观的，仿佛置身其中的音乐享受，更是被历代文人志士津津乐道的篇章。“轻拢慢捻抹复挑”，是对琵琶女指法的细致描写。"东船西舫悄无言”，唐时明月照应着江水，原本因送别产生的各种离愁别绪，都因一曲琵琶而安静。琵琶能有如此多的享受，是琵琶女的技艺绝尘，也是白居易的神来之笔，更是有相见恨晚的惺惺相惜之意。

琵琶女曾是京城教坊第一部，奈何“老大嫁作商人妇”，聚少离多，坐愁红颜老，在江边等归船，斜晖脉脉，和着相思曲，弦肠一时断。商女的身世，让白居易想起自己曾是洛阳牡丹花下客，一心报国，却被贬江州。曾经辉煌，鲜衣怒马少年时，是满楼红袖招的青衫落拓。现在是取酒还独倾，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江州司马。

人生的大起大落，酝酿了一腔不平之气。可是他曾因直言进谏被贬，因写百姓之苦被记恨，因写眼中事心中意被谗害。他想写又不敢言，想高歌一曲又没有管弦，想痛饮大白却又要和挚友分离……这样的人生况味，难与世人诉说，即便诉说又怕无人能懂，在眉间心上辗转数百回也难以消散。

听闻琵琶女的乐声，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写出了流传千古的绝唱。一个是教坊的商女，一个是江州的司马，两人的身份地位，人生阅历并不相同。白居易能引琵琶女为知己，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琵琶行通过对琵琶女高超弹奏技艺和她不幸经历的描述，也同时勾勒出了封建社会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不合理现象。白居易对她的遭遇有深切同情，也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这首诗一经写出便广为流传，不仅仅是因为写音乐的精彩绝伦，或者是描写乐曲表情达意的哀婉动人，亦可能是因为诗中有真挚的情感。送别、离愁、贬谪、暗恨、幽怨，说不清道不明的悲伤都酿成几分乐谱。相遇之后又有欣喜，悲凉，知己，懂得的喜悦哀愁交织绵绵不绝的情愫。

他的讽喻诗更是“魔”力全开。《卖炭翁》里“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把宫市之弊撕开给天下人看；《红线毯》痛斥宣州太守“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吓得地方官连夜撤了贡品。后来他写信告诉元稹，他辛辣的讽刺让权贵们恨得咬牙切齿：“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原》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权要者切齿矣。”

白居易

如果以为白居易只会写诗骂人那就太小看这位“魔君”了。长庆二年（822年），他出任杭州刺史，竟把诗里的悲天悯人化作治水铁腕。站在西湖堤岸，他指着泛滥的湖水对百姓立誓：“白某在此，必让西湖水灌千顷田！”三年间，他主持修筑湖堤、疏浚六井，硬是把水患变水利。离任时，杭州百姓夹道相送，有人甚至要为他立生祠。老白摆摆手，只留下一句诗：“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更绝的是，他还不忘风雅。夜游西湖时，他让歌伎在船上高唱《钱塘湖春行》，自己击节相和。岸上百姓听得如痴如醉。

要说白居易的朋友，首推元稹。“元白”的友情堪称大唐第一。元稹被贬通州时，白居易在长安“垂死病中惊坐起”；白居易谪居江州，元稹在蜀地“忽惊天上落乐天”。两人互赠诗作九百余首。

后来刘禹锡加入，上演“刘白”诗坛争霸。某日三人饮酒斗诗，白居易刚吟完“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刘禹锡立刻接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元稹则幽幽来句“曾经沧海难为水”。三人佳作频出。

其实白居易对刘禹锡是很服气的，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写道“彭城刘梦得，诗豪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

白居易

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却仍不改“魔”性。他给自己编《白氏长庆集》，分讽喻、闲适、感伤三大类，还特意叮嘱：“后生小子若学诗，先读老夫讽喻篇！”更绝的是，他提前二十年给自己写墓志铭：“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活脱脱一个“三教通吃”的老顽童。

新罗商人竞相抄录白诗，百文钱换一首仍供不应求：“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日本嵯峨天皇把《白氏文集》当枕边书。难怪唐宣宗哀叹：“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不过白居易若泉下有知，定会大笑：“诗仙让给李太白，老夫只做诗中魔！”

白居易用三千首诗“魔”穿大唐，靠的不是仙气飘飘，而是脚踩泥土的人间烟火。他的诗能上达天听，下通市井，连卖炭翁、琵琶女都成了诗中人。这种“魔性”，恰是盛唐气象最后的倔强——当李白乘鹤归去，杜甫在茅屋悲歌，唯有白居易，用最俗的白话，写着最真的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