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抗日战争的旧档案,新四军第七师绝对是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怪胎”。
别的队伍那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数的是歼敌人数,算的是缴获了多少条枪。
七师倒好,脑门上顶着两个字——阔气。
这帮人到底多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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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个数据能吓死人:一年能往上头交二十万两黄金。
后来毛主席提起这茬,给了一句相当到位的点评:这就是个“印钞机”师。
可这钱哪是印出来的啊,分明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赚回来的。
把日历翻回1941年,你会发现这所谓的“印钞机”,那会儿简直就是个难民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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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谁要敢说这帮穷光蛋将来能养活大半个华中局,怕是连神仙都要笑掉大牙。
从“叫花子”变成“大财主”,这中间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这到底是怎么变出来的?
咱们得从一笔“必须要算”的烂账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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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刚开春,皖南事变落幕。
新四军那是伤筋动骨,军长叶挺被扣了,政委项英也牺牲了。
两千多个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再加上地方上的游击队,七拼八凑才拉起了第七师的大旗。
师部设在一座破庙里,墙壁上连香灰印子都没擦干净;满打满算不到一千九百号人,连个甲种团的架子都搭不起来;至于家底儿,就四个字:耗子都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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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上任的叶进明和蔡辉,脚刚落地,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副惨状:主力部队还没影儿,当兵的正撅着屁股在地里刨食,琢磨着怎么跟老乡换点豆腐渣填肚子。
这会儿,摆在叶进明跟前的头一道难题来了。
活下去,咋办?
按老理儿,没吃的就得种,这叫“屯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到了1942年春天,全师上下确实都下了地。
那年早稻长势不错,算是把肚皮问题给糊弄过去了。
可叶进明心里的算盘不是这么打的。
光有大米白面顶个屁用,没枪、没药、没电台,遇到鬼子照样是活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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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这地界虽说是鱼米之乡,可偏偏卡在敌后的嗓子眼上,日伪军封锁得那是铁桶一般,粮食运不出去,那就是一堆会烂掉的死物。
你再看一百多公里外的上海、芜湖,那里的粮价早就涨上天了。
这边是粮食多得长毛,那边是米价贵得像金子。
这一进一出的差价,就是部队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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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中间横着十几道鬼子的封锁线呢。
硬冲?
那是拿鸡蛋碰石头。
偷着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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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战士们扮成菜农、挑夫,一次夹带两袋米,那得运到猴年马月去。
有回五个战士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把两袋大米绑在运木炭的车底下混进芜湖,换回来三支驳壳枪和十瓶磺胺。
就这十瓶药,硬是把三十多个伤员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这事儿给叶进明提了个醒:路子是对的,就是步子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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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这种“小打小闹”变成“大买卖”,靠游击队蚂蚁搬家肯定没戏。
他得弄一条真正的“高速路”,让成吨的物资能大摇大摆地穿过封锁线。
就在这时候,一个叫汪子东的人撞到了枪口上。
这家伙是汪精卫伪政府商业部粮食科的副科长,虽说是个汉奸,可手里攥着芜湖到上海粮食运输的“总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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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大笔一挥,几船大米就能畅通无阻。
这下子,第二道让人头疼的选择题来了。
对这个汉奸,是宰了,还是用他?
按当时大伙儿那股子恨劲儿,锄奸队一颗花生米送他归西,那是大快人心,还能上光荣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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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叶进明忍住了。
他算的是“大账”:毙了一个汪子东,后面还有李子东、张子东排队等着,封锁线照样是铜墙铁壁。
可要是能把汪子东攥在手心里,那七师就等于掐住了敌人的钱袋子。
但这事儿棘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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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子东虽说不是那种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可这人胆小如鼠,生怕被日本人发现,全家老小脑袋搬家。
叶进明心里有了谱,这事儿得两手抓,一手给甜枣,一手挥大棒。
巧了,没过多久汪子东的老娘没了。
叶进明借着吊丧的名头,带了几个警卫员,居然大模大样地混进了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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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厅,叶进明跟汪子东摊牌了。
他没扯那些虚头巴脑的大道理,直接帮汪子东算了一卦:“欧洲那边的仗你也瞅见了,苏联红军都快打到柏林了,小日本还能蹦跶几天?
趁现在给自己留条后路,还不算晚。”
汪子东没敢当场拍板,只推说是“明天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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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第二天,这小子没露面,派了个下人送了封信来。
信里那叫一个哭穷卖惨,说自己就是混口饭吃,不敢通共,怕连累一家老小。
这哪是信啊,分明是汪子东在试探,想讨价还价。
叶进明扫了一眼,把信撕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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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时候光靠嘴皮子磨是没用的,得让汪子东明白:不合作,你现在就得玩完。
接下来的半个月,七师突然翻脸了。
汪子东运往南京的一船大米让人给劫了;汪公馆边上的伪军哨所让人给端了;汤沟镇的水陆码头直接被封死,汪府连个电话都拨不出去。
这就是叶进明的手段:让你知道,我随时能要你的命,也随时能断你的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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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五天半夜,汪子东那是真扛不住了。
他带着心腹,提着个马灯,哆哆嗦嗦地摸进了七师的前哨营地。
买卖谈成了。
后面这一连串的操作,简直能写进商业教科书当奇迹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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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着叶进明的路子,汪子东在镇上开了家粮行。
明面上,这是伪政府官员的私人生意,骨子里,这就是新四军的“物资中转站”。
更有意思的是,这家粮行后来居然把日本人也拉进来“入股”了。
这又是叶进明的一招神棋。
那会儿的日军也想捞油水啊,看着汪子东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也想跟着分一杯羹。
叶进明顺水推舟,同意让日本人进来“分红”。
于是,一个极其荒诞的三角关系搭起来了:日本人挂名监管,等着拿钱;汪子东在前面顶雷,打掩护;新四军躲在幕后,那是真正的掌柜。
店里的账本备了两套,一套专门糊弄日本人,一套自己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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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只管伸手要钱,压根儿不管货是往哪儿运的。
有了这把保护伞,七师的生意那是彻底铺开了。
1943年,叶进明搞了个“点成线,线连面”的大战略。
顶着汪子东的名头,粮行、盐铺、布庄、煤场、药房在南京、镇江、扬州、芜湖遍地开花,一口气开了三十多家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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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商队挂着“汪伪”的旗子大摇大摆过关卡;到了晚上,渔船和马车把换回来的武器、西药、黄金源源不断地拉回根据地。
这就是传说中的“金线”。
等到1944年,光是在上海滩,七师控制的米店就有10家之多。
账本上的数字那是相当惊人:仅上海这几家店,一年的利润就能换回300根大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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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那会儿的行情,一根金条差不多能换800块现大洋。
这笔钱,足够买几万条步枪、几十吨弹药。
换句话说,这一年的赚头,养活20个甲种师都富余。
所谓的“印钞机”,就是这么转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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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这张网不光是用来搂钱的。
它成了新四军在敌后的一条大动脉。
不少情报员、战地记者,甚至是被通缉的干部,手里拿着“商号”的证件,大摇大摆地穿过封锁线,从沦陷区溜回根据地。
回头再看,七师之所以能搞出这个奇迹,是因为叶进明他们做对了一个核心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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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仗的年月,敢用做买卖的脑子去解决军事上的死结。
他们没被“汉奸绝对不能碰”的死理儿捆住手脚,也没满足于“饿不死就算赢”的低标准。
他们把战争这事儿看透了——打仗说白了就是打后勤,就是拼经济。
只要能把物资搞到手,把敌人搞穷,把咱们搞富,这就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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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既能打仗又能赚钱”的本事,让第七师在那个缺衣少食的抗战岁月里,硬是活成了一个异类,也活成了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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