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事：没用的县令

　　这事儿是我爷爷讲给我听的，他又是听他爷爷的爷爷讲的。说起来得有几百年了，可我觉得，这里头的道理，到今天也不过时。

　　说是在明朝那会儿，有个叫郑直的人，打小就看着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家孩子争抢打闹，他蹲在墙角看蚂蚁；别人下地干活，他躺在树底下听风声。

　　他爹娘愁得慌，说这孩子将来可咋整？

　　可这郑直命不赖，娶了个能干媳妇。那媳妇姓王，是邻村一个木匠的闺女，长得不算俊，可那心眼儿活泛，手也巧。

　　过门有一段时日了，看自家男人不急着找活路，王氏心里也急。

　　眼瞅着左右四邻一个个都谋了差事，有的去商铺当学徒，有的给人扛活，唯独郑直，天天在家喝茶看云。

　　村里人嚼开了：“郑直那个懒汉，白瞎了那么个好媳妇。”

　　王氏托了三姑六婆，好话说尽，总算在镇上的粮行给他寻了个差事，扛粮食。

　　第一天，郑直去扛粮包。别人扛一袋，他也扛一袋。别人扛起来就走，他扛起来，站那儿不动了。

　　管事的大声吆喝：“走啊！愣着干啥？”

　　郑直说：“往哪儿走？”

　　管事的差点没笑岔气。

　　旁边扛粮食的伙计们也都乐了，有人说：“这傻子，连路都不认得，还来扛粮食？”

　　郑直听见了，也不恼，就那么站着，等人给他指路。

　　后来还是管事的拉着他的粮包，说：“跟我走，跟着我，明白不？”

　　郑直就跟着他，一趟一趟地扛。别人扛三趟的工夫，他扛一趟。可他从不停，一直扛。

　　第一天，掌柜的就把他辞了。

　　掌柜的跟王氏说：“大妹子，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这人真不行。你让他往东，他先得想半天哪边是东。我这小本生意，养不起这号人。”

　　转头，王氏又托人，这回找了个更轻省的活儿，在布庄当伙计。

　　布庄的孙掌柜，是个胖乎乎的老太太，人挺和气。

　　她说：“站柜台总能行吧？就站着，人来了招呼一声，人走了收拾收拾。”

　　王氏千恩万谢，把郑直送过去。

　　第一天，孙掌柜让他在柜台后站着。他就站着，一动不动，跟庙里的泥胎似的。

　　来了个买布的，问：“这布多少钱一尺？”

　　郑直看着人家，不吭声。

　　那人又问一遍：“我问你这布多少钱？”

　　郑直还是不说话，就那么看着人家。

　　那人火了：“你这伙计哑巴啊？”

　　孙掌柜赶紧跑过来打圆场，问了才知道，郑直根本不记得布价。孙掌柜头天跟他说了三遍，他转头就忘。

　　孙掌柜摇摇头，跟王氏说：“大妹子，你男人是真老实，可我这店，留不住他。”

　　没法子，王氏把人领了回去。她没像别家媳妇那样又哭又闹，只说：“人各有命，他不是下苦力的料，也不是陪笑脸的料，兴许是那坐高台、吃供奉的命。”

　　再次出门托关系去了。

　　这回找的是个更不起眼的活儿，在县衙当杂役。

　　那时候衙门里的杂役分好几种，有跑腿的，有打扫的，有看门的。

　　王氏托人给郑直谋的，是打扫的差事，就是扫扫院子，倒倒脏水，不用跟人打交道，也不用记啥事。

　　郑直就去了。

　　第一天，管杂役的赵班头，一个粗嗓门的黑脸汉子，他指着扫帚说：“拿着，扫院子，从这头扫到那头，明白不？”

　　郑直拿着扫帚，点点头。

　　赵班头不放心，又补一句：“就从那边墙角，扫到这边墙角，扫完了就歇着，别乱跑。”

　　郑直就扫起来。

　　他扫得很慢，一下一下的，扫得倒是干净。别人半天扫完的院子，他扫了一天。可他扫完了，真的就坐在墙角歇着，哪儿也不去。

　　赵班头路过看见，心想这人倒是不惹事。

　　就这样，郑直在衙门里扫上院子了。

　　别人干活，偷奸耍滑，能少干就少干。他不，他该扫多少扫多少，扫不完不回家。别人骂他，他听着；别人使唤他，他就去；别人捉弄他，把垃圾倒在他刚扫过的地方，他看见了，也不吭声，重新扫一遍。

　　时间长了，那些杂役倒不好意思再欺负他了。为啥？你骂他他不还嘴，你打他他不还手，你折腾他他也不生气，你还能咋着？

　　县衙里除了杂役，还有一帮人，是书吏，管文书案卷的。这帮人自恃肚子里有点墨水，眼皮子朝天，根本瞧不上郑直这样的。

　　有个姓钱的书吏，嘴最损。有一回看见郑直在扫院子，就站在廊下，阴阳怪气地说：“哟，这不是郑大才子吗？读圣贤书，扫天下尘埃，好志向啊。”

　　旁边几个书吏跟着笑。

　　郑直抬起头，笑笑说：“是啊。”

　　大伙儿哄地笑起来。

　　钱书吏脸黑如锅底，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他本想看人脸红脖子粗，结果人家跟没事人似的。

　　于是，他背着手走下来，围着郑直转了两圈：“我说郑大才子，你这扫帚拿得不对，得这样拿，这样才有读书人的样子。”说着，还去夺他的扫帚。

　　郑直也不躲，让他夺。钱书吏拿着扫帚，比划两下，自己也觉得没意思，扔回去，说：“真是个木头，没用的东西。”

　　郑直捡起扫帚，接着扫。

　　后来这事传到县太爷耳朵里。县太爷姓陈，是个五十来岁的老举人，在任上好些年了，啥样人都见过。他把赵班头叫来，问那个扫院子的杂役是咋回事。

　　赵班头就把郑直的事说了，说他干活实在，不惹事，别人骂他也不恼，像个没脾气的人。

　　陈县令听了，捻着胡子，若有所思。

　　过了些日子，衙门里有个看门的老头病了，得有人替。

　　看门这活儿，说轻不轻，说重不重，就是得一天到晚坐着，有来人就问问，没来人就干坐着。坐功不好的干不了，腿勤的也干不了。

　　赵班头正发愁派谁去，陈县令忽然说：“让那个扫院子的去吧。”

　　赵班头一愣，心想扫院子的？那个郑直？他能行吗？

　　可县太爷发话了，他只能照办。

　　郑直就去看门了。

　　他往门房里一坐，就跟长在那儿似的。早晨去，晚上回，中间一动不动。

　　有人来了，问啥他说啥，问不着的他一个字不多说。没人来的时候，他就坐着，看着门外的大街，也不知道在想啥，也可能啥也没想。

　　别的差役都纳闷，这人坐一天不嫌闷得慌？有人跑去跟他说话，说三句他回一句，说五句他还是回一句，后来人家也不去了。

　　就这么着，郑直看了三年大门。

　　三年里，衙门里换了好几拨人，书吏调走的调走，升迁的升迁，差役辞退的辞退，新来的新来。

　　只有郑直，还在那儿坐着，跟门口的石头狮子似的，风吹不动，雨打不走。

　　陈县令有时候从门口过，看见郑直，就站住看一会儿。

　　郑直见县太爷来了，也不站起来，就那么坐着，等县太爷问话。县太爷不问，他也不开口。

　　后来陈县令升迁了，要调到府城去。临走前，他对新来的县令说：“衙门里有个看门的，姓郑，那人看着傻，其实是个有定力的。这种人，你用好了，有大用。”

　　新县令姓吴，三十来岁，科举出身，心气儿高。听了这话，嘴上应着，心里没当回事。

　　吴县令到任没几天，就出了件事。

　　原来县衙里有个刘主簿，是个老油条，在衙门里混了二十多年，上上下下都吃得开。这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捞了不少油水。

　　吴县令新官上任三把火，想整肃吏治，查出些眉目，要拿刘主簿开刀。

　　刘主簿哪肯束手就擒？他暗中联络了一帮人，想给吴县令使绊子。

　　有一天，府城来人巡查，刘主簿指使人把几份要紧的案卷藏了起来，想让吴县令在府城官员面前出丑。

　　那天早上，吴县令急得团团转，满衙门翻箱倒柜，就是找不到那几份案卷。

　　刘主簿在旁边假惺惺地说：“大人别急，慢慢找，兴许是哪个不长眼的放错了地方。”

　　正乱着，门房来人通报，说府城的官儿已经到了城门口。

　　吴县令脸都白了。

　　这时候，郑直从门房走过来，手里端着个茶壶，往吴县令跟前一放。

　　吴县令正急得火上房，抬头看见他，没好气道：“都啥时候了还送茶？出去出去！”

　　郑直站着没动，闷声闷气：“那个……柴房的柴……快烧完了。”

　　吴县令一愣：“啥柴房？”

　　“就后院那个……堆破烂的。”郑直一板一眼，“昨天我看见有人往里钻，才发现那旮旯空得能藏进一个人。想着万一冬天要烧茶水喝，得早点说。”

　　吴县令心里“咯噔”一下，抬腿就往后院走。

　　一帮人跟着，呼啦啦涌到那间堆满破烂的柴房里。

　　郑直走到一个破柜子跟前，指指下面。吴县令弯腰往底下一摸——几份案卷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

　　一翻，正是找了一上午的那几份。

　　刘主簿当时就瘫了。

　　这事过后，吴县令再看郑直，眼神都不一样了。他把郑直从门房调出来，让他管库房。

　　库房是衙门里最要紧的地方之一，钱粮账册都在里头。

　　头一天上工，库房的老张头看见来的人是之前看大门的，以为是托关系进来的，心想多少该有点墨水，便问：“想必是饱读诗书？认识多少字？”

　　郑直老老实实答：“会几个。”

　　老张头一愣，又问：“那账目上的本事，想来也是通晓的？”

　　“不会。”

　　老张头鼻子差点气歪：“那你来干啥的？”

　　郑直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是吴县令让我来的。”

　　旁边的人噗嗤笑出声来。

　　老张头挥挥手：“行吧行吧，随我来。”

　　他把郑直领到库房，指着满屋子的东西说：“这是粮，那是布，这个是税银，那个是农具。每天进多少出多少，你都得记下来。”

　　郑直点点头。

　　老张头问：“你记住了？”

　　郑直说：“记是记住了，可我不会记。”

　　老张头一愣：“啥叫不会记？”

　　“就是不识字，不会写。”

　　老张头气得胡子直翘：“你不会写字来管库房？这不是闹笑话吗！”

　　可郑直有自己独有的一套。

　　别人管库房，总得记记账，对对数目。

　　郑直不，他管库房的法子就一条：谁来领东西，都得有县令的条子，没条子，天王老子来也不给。

　　有人拿着条子来领东西，他就给，给完在账本上画个道道。画的是啥道道，他自己认得就行。

　　有人想糊弄他，拿假条子来，他看不出来，可他有个笨办法——他把县令的笔迹记在心里，看那字不像，就不给。问他为啥不给，他说：“这个字跟以前的不一样。”

　　人家说：“县令写字还能天天一个样？”

　　他就不吭声了，反正不给。

　　闹了几回，没人敢糊弄他了。

　　后来库房内部又出问题。

　　有一年多招了几个人进来，个个都是奔着捞油水来的，没想到郑直看他们的法子更绝——他也不管他们拿不拿东西，他只看库房里的东西少了没有。少了，他就站在库房门口，谁也别想出去，一直到东西找回来为止。

　　有一回，少了三斗米，他就站在门口，从早晨站到天黑，谁也不让走。

　　那几个人饿得前心贴后背，实在扛不住，只好把米偷偷放回去。郑直看见米回来了，就挪开身子，让人走了。

　　啥也不说，啥也不骂，就这么站着。

　　后来那几个人都受不了，主动要求调走，说宁愿去干重活儿，也不跟郑直一块儿待着。

　　就这么着，郑直在库房待了三个月，库房里一粒米没少，一根线没丢。

　　吴县令一看，得，这郑直还真有两下子。

　　再后来，县丞的位子空出来了。县丞是县令的副手，管的事儿多，底下人也多。按规矩，该从书吏里头提拔。

　　可几个书吏争得你死我活，今天这个告那个的黑状，明天那个揭这个的老底，闹得乌烟瘴气。

　　吴县令烦透了，退了堂还得断这些烂账，这叫什么事儿？

　　想来想去，忽然想到郑直。

　　他把郑直叫来，端详了半天，问：“郑直，让你当县丞，你干不干？”

　　郑直想了想，问：“县丞干啥的？”

　　吴县令说：“就是帮着我管事儿。”

　　郑直又问：“管啥事儿？”

　　吴县令说：“啥事儿都得管。”

　　郑直想了半天，摇摇头：“我不会。”

　　吴县令笑了，说：“不会不要紧，你坐着就行。”

　　郑直说：“坐着就行？”

　　吴县令说：“对，坐着就行。”

　　郑直就当了县丞。

　　他往县丞的位子上一坐，跟当年看门的时候一样，活像庙里的泥胎。下面的人来回事，他就听着，听完了，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让下面的人看着办。

　　这话一出，配上他那张板板正正、不怒自威的脸，底下人心里直打鼓：我的个娘，这是真让咱自己办？还是试探咱？摸不清深浅啊！

　　越是不说话的人，水越深！越摸不清，越不敢糊弄。一个个头皮绷得紧紧的，办事比伺候亲爹还上心，生怕出一丁点儿差错，让这位不动声色的县丞大人抓个正着。

　　一来二去，衙门里风气反倒正了。没人敢偷奸耍滑，没人敢糊弄差事。

　　有时候个别新来的书吏差役试探他，想从他这儿走门路。拎着东西来，他不收；说好话，他听着，听完就忘；递条子，他不接。

　　软的不行来硬的，有人故意给他难堪，在衙门口当众说难听话，他听了，还是那样，不恼不怒，扭头走了。

　　时间长了，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郑直这儿，啥也甭想，他就那么坐着，谁也甭想把他从那个位子上挪开。

　　为啥？因为他啥也不干，谁也挑不出他的错；他谁也不得罪，谁也不恨他；他不争不抢，谁跟他争？争啥？跟一个啥也不要的人，能争出啥来？

　　吴县令三年任满，升迁走了。

　　新来的县令姓马，是个厉害角色，一上任就大刀阔斧，换了好些人。可他换到郑直这儿，停住了。

　　他问底下人：“这郑县丞，干得咋样？”

　　底下人说：“没干啥。”

　　他又问：“出过错没？”

　　底下人想了想，说：“没有。”

　　他再问：“有人告他状没？”

　　底下人又想了想，说：“也没有。”

　　马县令琢磨半天，最后说：“那就留着吧。”

　　就这么着，郑直一直当着县丞。

　　后来马县令调走，又来一个，再来一个，来来去去好几任，郑直还在那儿坐着。

　　有一年，知府下来巡查，一眼就瞅见院子里站着个人，板板正正的，跟个木桩子似的杵在那儿，一动不动，还以为是假人。

　　问身边人：“那是谁？”

　　身边人说：“郑县丞。”

　　知府又问：“当了几年了？”

　　身边人算了算，吓了一跳：“有二十多年了。”

　　知府也吃了一惊，细细打听郑直的为人。听完了，知府沉默半晌，说了一句话：“这是个奇人。”

　　过后没多久，县令的位子空了出来。这回上头没有直接派人，让下面推举。衙门里的人坐在一起，议来议去，议不出个人选。

　　推举这个，有人说他有贪墨的嫌疑；推举那个，有人说他跟某家财主走得近；推举另一个，又有人说他脾气太躁，得罪人太多。

　　最后有人说：“要不，让郑县丞顶上？”

　　满屋子安静了一会儿，有人点头，有人叹气，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反对。

　　为啥不反对？因为郑直当了二十多年县丞，没得罪过一个人，没出过一件错事，没让人抓住过一点把柄。他不贪不占，不争不抢，不结党不营私，谁也说不出他半个不字。

　　消息报到府里，知府一听是郑直，当即点了头：“就他吧。这人不简单，该他坐那位子。”

　　就这样，郑直当了县令。

　　他当县令，跟当年当县丞一样，还是坐着。可这时候，没人再敢小瞧他了。

　　他到任第一件事，就是把库房的钥匙要过来，挂在腰上。第二件事，是把各房的书吏叫来，让他们把各自管的事儿说一遍。

　　他说：“以前的事，我不管。从今往后，每月初一把账册拿来我看。我看不懂，你们得讲给我听。讲不明白的，换人。”

　　底下的人面面相觑，这才发现，这个坐了十几年的“木头人”，心里跟明镜似的。

　　郑直当了三年县令，县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三年后，他辞官回乡。

　　消息一传出去，县衙门口就跟赶集似的，黑压压堵了一群人。百姓们说什么也不让走，非要让他接着干。

　　郑直摇摇头：“三年够了。再待下去，我就该会当官了。”

　　他背着个小包袱就上了马车，马夫见了都愣住——别的官到这个岁数，哪个不是一脸沧桑、满身疲态？可他看着，还跟当年刚进来扫地那会儿一样，脸上没褶子，眼里没浊气，干干净净的，连头发都没几根白的，不像个操劳了半辈子的。

　　后来有人问他：“郑大人，您这一辈子，是怎么坐到这个位子上的？”

　　郑直想了半天，说：“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该我干的，我干；干不了的，我不干。我就是这样，也只能这样，还能咋着？”

　　那人听了，愣了半天，忽然间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我爷爷讲到这儿，总要说：“这人啊，有时候太能了，反倒不长久。反倒是那些看起来没啥用的人，最后能坐稳当。为啥？因为他不争，所以天下没人能跟他争。”

　　这话，是两千多年前一个叫老子的人说的，叫“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我爷爷不懂啥老子不老子，他就记住了一句话：

　　“有用的东西，被人用着用着就坏了；没用的东西，搁在那儿，一百年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