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杨峰：当一位记者连跑六年灾害现场 | 记者手记

2019年8月25日，强热带风暴白鹿登陆闽南地区，杨峰手握一台5斤左右的摄像机，站在汕头海边拍摄因台风而暂停使用的一座大桥，人被风推着走，眼镜片和镜头布满水珠，希望通过拍摄浪花拍岸、椰林晃动，以直观展示台风的剧烈程度，可他连站都站不稳，拍摄预先设想的画面更是难上加难。

15天前的杨峰不会觉得现场如此艰难。

同年8月10日，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温州，杨峰作为导播坐在办公室里，与现场记者沟通、协调播出内容，经常提出一些让现在的他看来“不切实际”的要求。

六年后，他已经参与过数十次灾难现场的报道，“现场”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

在杨峰与熊阿姨4个半小时的对谈中，他提到了许多只有去到现场才能经历的细节：洪水中处在蓄滞洪区村民间的斡旋；逝者家属集体签字同意公布遇难者名单；在梅大高速事故后，从养护单位的办公场所内了解到更多细节……

在访谈中，杨峰详细讲述了12场灾害的采访经历，从新人到资深记者，他每年都在刷新自己对灾害的认知，每年都有新的感悟。

以下是杨峰六年的职业故事，整理自播客“熊家客厅”第29期《为什么工作出差必须携带救生衣？》

2019年，我开始正式接触气象灾害相关的报道。

台风利奇马登陆温州时，我在新京报做导播，与前方的几组记者沟通直播需要的画面，让他们前往合适的点进行拍摄，自己也会选取一些与媒体合作的开放摄像头的视频，将这些零散的画面串入连续的直播。

我不满足于导播这份后方的工作。

一方面是我刚毕业，想多去前方做灾害现场报道；另一方面导播不太适合没有太多现场经验的年轻人来干，直播是“导播负责制”，缺乏现场经验的我经常“瞎指挥”前方有经验的记者。

比如某地因灾出现人员伤亡，导航显示去到现场需要两三个小时，但因为天气等难以预料的原因，实际上可能需要四五个小时才能赶到，但身为导播的我根本理解不了。

后来我争取到了前方的工作机会，第一个到的现场同样是台风。

虽然白鹿的强度比利奇马低很多，但这让我发现，在现场和办公室，不同的环境对台风的感知完全不同。出发前，我设想去到汕头的海岸线旁——那里有一座临时停运的大桥，有沙滩、有椰林——通过拍摄它们来表现台风的破坏性。

可到了现场后我才发现，我对自己和同事的要求实在严苛。

我只扛了一台两三公斤重的摄像机，但在暴风雨中根本站不住，人被风吹着走，眼镜片和镜头全是水珠，我完全看不清我拍到了什么。

2020年，梅雨带在长江流域的停留时间比之前长得多。

中国大部分的国土处在季风区，加之气候变暖，夏天的洪灾并不少见，即便发生了三峡开闸泄洪、消防员因救援牺牲等事件我们也没有将洪灾放在报道中心，大多只是远程采访。

但安徽歙县的洪涝灾害却引起了广泛关注。

当年，全国高考因为疫情已经延期了一个月。而歙县遭遇的洪灾使高考再次被推迟，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这时长江流域的洪灾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去到现场后，路上的超市被淹没，车辆多被洪水冲毁，整个工业园泡在水里，当时我联系了一个超市老板，他告诉了我从创业、投资到因洪水损失的经历。

尽管有这样鲜活的案例摆在面前，但暴雨的发展过程如何？为什么歙县的洪水比其他地方更严重？洪灾在当地的演进过程是怎样的？水利设施是怎样的？起到了什么作用？是否与这次灾害有直接关联？当地又是如何应对这些灾害的？防灾减灾岗位上的人在做些什么？这些问题我那时并没有关注，我只是记录下了洪灾对当地的影响。

几天后，洪水围困了江西鄱阳墩街镇。当时媒体经费相对充足，为节省时间和差旅费，我们在结束一处现场报道后，还会就近走访其他受灾点，我也紧接着赶往鄱阳继续采访。

我是北方人，没有经历洪水的经验，也是这次去到现场我才对圩和堰这类水利设施有了解。（注：“圩(wéi)”意为低洼区防水护田的土堤。）

在南方，农民们会在地势低洼地区围湖、围河建圩以扩大种植区域。

在这次洪灾中，大水冲倒了很多围堰，淹没农田，甚至有些堤坝上的房屋也一并被冲毁。

很多村民家中有船，我乘船跟着消防员去转移他们时，相当多的村民不愿被转移，就算那个地方地势低洼，水位可能一两个月都下不来，但他们为了保住家里的牲畜和财产，宁愿住在家里，不在集中安置点领免费的吃喝，靠着存粮生存，自己划船进出，他们基本都是老人。

这里涉及到平原洪灾与山区洪灾的不同。

山区的洪灾来的快去得也快，洪水的过程往往伴有泥石流、滑坡，毁坏道路，导致在山洪过后，基础设施建设恢复较慢，但一般不需要泄洪。而在一些毗邻江大河旁的平原低洼地区，部分地区被划分为蓄滞洪区，鄱阳县内的单退圩区就是其一，它们需要在面临洪灾时主动通过开闸、炸坝甚至毁圩的方式泄洪。

在决策层看来，只需要下令泄洪，把水排掉就能缓解洪灾，但在基层执行时，会涉及村与村、人与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利益纠葛。

比如两个位于蓄滞洪区的村子分位于河流两侧，需要在洪水到来时主动进水，两侧的村民都希望对方的村庄先进水，后进水的村庄水位较低，就能保有较多的收成，虽然政策层面会补贴，但补贴的金额是小于损失的。

在鄱阳湖这一带的村庄，村民们会整晚守在圩旁，防止其他村民、政府人员破坏。

若是非倒圩不可，村民会尽量拖延时间，有时洪峰很急，在拖延、斡旋的过程中另一边的圩先倒了，原本需要主动倒圩的村庄就幸免于难，但村庄是始终要进水的，这会让经济更发达、人口更多、处在下游的县城不被淹。基层和上级政府间消极的对抗，是我此次在现场明显的感受。

这些冲突并没有被写进报道。

相比全国性的洪水，村庄冲突的公共性较小。

但这也是身处现场才能被挖掘的细节，报道上经常会写某地有几十万人受灾，但这只是一个数字，如果不去现场看见鲜活的人，看见他们是如何在灾难中经历生活的变故，报道始终是一个数字，过度用数字去报道，就是把灾害摊平了。这次现场的经验刷新了我作为一个北方人对南方水利设施复杂性的印象。

连续跑了两场洪灾，当采访接近尾声时，我已经特别疲惫。

驾车长途跋涉、近距离接触灾民，报道发出后，公众和领导的注意力似乎已经转移，这让我身心几乎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就像熊阿姨说的，没有人来教记者怎么处理这些创伤，当时的我也还没有学会处理自己的哀伤情绪。

直到两年后的土耳其地震，我见到国际救援队伍根据队伍规模和能力，对进入灾区的作业时间、在现场的连续作业时间都做了限定，我才从相关的制度中学到了，通过与现场保持适当距离来保留体力和精力。

2021年郑州暴雨，我开始带着问题思维进入现场。

这是一场由气候变化、制度缺陷、管理失位等多种问题共同酿成的特大灾难。洪灾发生后，郑州交通瘫痪，我先从广州飞西安，在西安坐高铁到运城，随后在运城租车经洛阳、巩义进入郑州。

洪水中的“混乱”让我印象深刻。

当时河南的灾情涉及了包括郑州、新乡、鹤壁在内多个地市，民间与政府的救援力量在跨地区调度时，很难及时共享信息，尤其是民间力量，他们往往扎堆去向媒体报道的热点受灾地区，一度出现交通拥堵、力量被浪费的情况；而没有报道的灾区却缺乏救援，很多村子在缺乏外部支援的情况下自救了两三天。

比如我在卫辉的大堤坝上听到传闻说上游可能会放水，我采访了堤上正在筑坝的指挥，试图了解河流上游的情况，但受访的几位指挥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在大堤上住了一晚后，出于风险考量，我离开卫辉远离卫河的鹤壁市区过夜，第三天，卫辉城区被淹，包括我住过的地方，被淹前，卫辉没有提前组织人员撤离。

这些问题，在灾后的调查报告都有指出。

这次报道，让我积累了许多灾难报道经历。前两天自己开车很累，和同行汇合后我们便组队，有人开车、有人查信息、有人找路……突发灾害报道传递公共信息，有越多人了解越好。

吸取先前采访洪灾的经验，这次现场采访时我会穿着救生衣，也因为灾害现场没有信号，我还自费购买了无线对讲机，以便在灾区与同行的记者保持联系。最后的稿件呈现中，我更多以更宏观的角度写新闻，微观的或自己的现场感受我没有呈现太多，这也许是我和其它记者在写作层面的差异。

2022年我再次来到鄱阳湖。与前年不同，这时的鄱阳湖遭遇了严重的干旱。相比暴雨、洪灾、台风等会在短时间内造成严重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灾害，干旱是静态的，它的破坏很难在短期内量化。

静态的灾害很难被及时报道，往往只有造成普遍性影响或突破某个极值时，才会被关注。比如四川限电、浙江工厂缺电停工。而我关注到鄱阳湖干旱也是因为一串数据——鄱阳湖接连刷新1951年有记录以来最早的进入枯水期、低枯水期记录，这让我能够说服编辑去做这个选题。

我带着摄影记者扫街的心态去到现场。

起初我开车沿着鄱阳湖绕，拍下大旱下干裂的土地、裸露的河床、干涸发臭的湖蚌 …… 随后我在湖旁的村庄碰到禁渔 后上岸的 渔民。他们向我讲述了湖区生态的变化；还找到了因大旱遭遇损失的种粮大户。打井队在大旱中变得紧缺，农户需要井里的地下水进行灌溉。

8 月 21 日，湖水退去，鄱阳湖南矶山水域 形同戈壁。摄影：杨峰

8月21日，鄱阳湖南矶山水域，河蚌干涸而死。 摄影：杨峰

当地对鄱阳湖修闸争议已久。

历史资料显示，三峡水库的修建对下游鄱阳湖干枯季时的水量有明显影响。支持的人认为修闸是保护环境，反对的人认为应该减少人工干预环境，各持己见，没有明确的答案。

“秋子湖”同样是一个具有争议的水利设施。

过去退耕还湖时，这种湖中之湖被大规模地拆除，当时主流的舆论认为这有助于鄱阳湖的生态恢复，但后来也有专家学者说秋子湖的拆除破坏了鄱阳湖的蓄水功能，争议始终存在。鸟类专家从保护鸟类的角度论证，鱼类专家从保护鱼类的角度论证，交通部门首要考虑水道通行，种粮大户首要考虑农田灌溉，制度没法顾及所有人。

另一种报道干旱、炎热的方向是写身在其中的人。

我国的统计口径缺少对热射病死亡与职业等多种要素的关联，因此我非常推荐极昼工作室这篇稿子，作者串联起大量的个案，呈现高温下因热射病死亡在户外工作者、车间工人、老人中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熊阿姨提到的《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剖析》，这本书从各种社会环境因素去分析一场非正常热浪造成700余人死亡的原因。像这样对干旱和炎热天气的记录，中国媒体的关注度并不够，一般大家关注到这个现象时，极端天气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而遭受极端气候影响的人也较少被媒体书写。

2023年涿州洪灾，我在保定涞水县、霸州胜芳镇，记录下村庄遭遇洪水的故事。

8月5日，从汤家庄主村进入西塔的村道被泥石流冲毁，村民爬山进入。拍摄：杨峰

其中《“孤岛”汤家庄村的离别与团聚》这篇报道在征得村民同意后，向公众实名公布了汤家庄村在洪灾中的绝大部分死亡、失联者的19人名单。

这种做法在舆论场上一直存在争议，但有两件事让我一直想做一次类似的尝试。

一是人物《MU5735航班上的人们》在稿件中对遇难者实名处理。二是郑州洪灾时，红星新闻统计了荥阳一矿场的失联人员名单，促使官方改变自己的统计口径。

在汤家庄村洪水中，我了解到遇难、失联者的人数后，逐一与家属沟通并征求其公开意愿，最终得到了积极的回复，他们希望公布名字和其他详细的个人信息，借此让外界关注这次灾害，缓解自己的无力感。

进村之前，我咨询官方村庄是否允许外人进入。

官方的回答是不具备进村条件，并没有明确拒绝。我在傍晚五六点进入汤家庄村，第二天上午十点撤出村子，起初的采访比较顺利，但在第二天凌晨，我们采访完上游受灾情况更严重的村小组，准备继续往上采访时，采访窗口已经结束，好在采访的内容已经足够完成稿件撰写。

名单公布后，村民对我的报道以及公布的行为非常认可，但认为有两位遇难者名字也应该写上。但我因为没有找到二位的直系亲属确认，出于严格的新闻伦理考量，便没有公开。

不过在评论区中，村民还是补上了他们的名字。

这次洪灾对村庄的每个人来说都是惨剧，但村民在采访前后希望让信息被大众了解的态度对我是正向激励。即使不能深究因果，如实记录也有价值。

2024年有两件因气象事件导致的灾害刷新我的认知。

广东梅大高速塌方就是其中一件。它让我意识到大基建时代过去后，大型公共基础设施保养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涉及到成本、技术、执行等多种因素，如果维修过程中存在疏漏，会埋下重大的安全隐患。

5月2日，梅大高速塌方灾害现场

5月2日，梅大高速塌方灾害西侧边坡自动化监测设备分布

稿件中的这三段话是这次采访的重要增量：

“梅大高速K11+870-K12+153路边坡安装的自动化监测设备，是广州吉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吉欧电子”）生产的MIS30普适型GNSS监测专用接收机。

5月2日，封面新闻记者在灾害现场见到，塌方点西侧1公里内的边坡上，分布了5套配备了太阳能发电板和信号天线的前述设备，太阳能板的出厂日期为2023年9月2日，其中一套设备距离塌方点仅50米左右，这批设备的工作指示灯均亮起。已塌方的边坡由于泥土掩埋，尚不确定是否装有同款设备。

知情人士称，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是塌方区域的边坡位移监测设备的实际使用单位，记者见到，塌方发生后，该公司派员前往灾害现场参与处置。”

去到现场之前，我并不知道监测设备的存在，而且因为事故发生地集中在塌方一处，周围都被封锁，按常规方法去不到事故地点旁。

第一天我就在高速下方的村子完成了采访，但获得的信息与事故关联度不高，整体而言是无效的。我尝试爬到村子的边坡上，用相机、无人机拍摄事故现场，但监测设备的细节是拍不到的。

后来我在事故现场周边，看到路上的养护车朝同一个方向开。

我与澎湃新闻的记者跟在它们后面，最后进入了一家事后新派到事故现场旁的养护单位，工作人员告知了几家负责道路长期养护的公司名称，我们就在高速上盘旋，跟随可能是养护公司的车辆找到了养护公司的地址，从中了解到了高速的养护记录、道路图纸等资料。

在办公区旁的高速路段，我发现了边上铺有自动化监测设备。

这被用于监测边坡位移，上面标有产品型号和生产日期。我就想去事故现场进行核实。凌晨一点左右，我们在道路旁采集了监测设备的数量、距离、实际使用单位的信息后，便离开了现场。

另一个事件是2024年4月份韶关的一场地质灾害。

当时我和其他三位记者走路进入村庄，天空下着小雨，道路泥泞，脚经常需要从泥里拔出来再走，其中两位记者中途折返，我和另一位记者互相激励，走了八九个小时，与武警救援力量一起进入现场。

途中有一个路沿可以从被泥石流覆盖的路面和路外的大水坑间走过，路沿很滑，经过时，我和几个武警都掉进了水坑里，尽管我会游泳，但还是完全反应不过来，在水下泡了五六秒，眼镜被冲走、相机也进了水，好在我的背包里装着救生衣，掉到水坑后还能飘起来，武警很快就把我拽上来了。

进入受灾现场后，我的体力已经耗尽了，率先到达的火箭军也是一身湿，在旁边烤火，他们让我过来一起烤，不然湿着衣服睡觉会受不了，我不想和他们抢火，就直接穿着湿衣服入睡。第二天醒来后，已没有体力再展开采访，设备也只剩手机和无人机可以正常使用，肺里还进了点泥水，和我一起进入现场的记者也是同样的状况，结果第二天中午，道路就修通了。

拼得那么累，不仅新闻没做好，还遭受了体力、财产、身体健康的损失。在这之后，在去现场前我就更加权衡自己的行程与体力的分配。

同年还有一件小新闻，但对我个人来说是大事。

一月的时候新疆禾木雪崩掩盖道路，导致上千人被困景区，很多当地人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天气较往年温暖可能是导致雪崩的原因。禾木连接外界的道路两边是雪墙，天气不够冷，雪就冻不结实，倒塌后阻断交通，也使道路工作人员承受更高的风险。

气候变暖不只让东部遭受更多暴雨、干旱灾害，对中国内陆地区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我先前不知道的。

2025年我跑了两起洪灾。

七月底北京密云、怀柔与河北相邻县市的洪灾最为严重，报道了密云和太师屯镇后，我朝河流上游的河北走，发现两边对灾害认知的不同。

北京上游的很多山区原本就被纳入预案，红色暴雨预警发布后，村干部去村里呼吁大家尽快撤离，减少了上游山区的伤亡； 但 没有被纳入预案的 平原地区 则遭遇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7月29日，密云区第二人民医院和太师屯镇养老照料中心

而河北对暴雨的预警相对疏忽，处在河北与北京交界的兴隆县山谷中有大量文旅设施，当天正在举办发布会，旁边居住有工人和参与项目的网红，当晚很多人被洪水冲走了。

去过那么多的灾难现场，2025年再去报道洪灾，除了个体故事，我开始尽量收集资料去探究灾害成因及灾区群众对灾难的认知。如果有读者能看到新闻，在之后面对类似情况时，也会知道怎么防灾减灾。

灾害越来越频繁，过去极端的天气现在变得平常，作为记者，每年我都有新的认知。但对于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了很久的人来说，他们或许已经有了自己的防灾哲学，但在气候快速变化的当下，长久的经验、哲学也会被打破，每个人都要时刻刷新自己对灾害的认知。

出差去灾难现场时，相机、电脑、衣服、现金是我的标配，手机一定要支持卫星通话，这样在没有信号的时候也能联络外界，报道洪灾时还会自己带上救生衣，有时候也会带上对讲机。租车要首选当地牌照的。

遇上台风天，我会给手机带一个防水袋，头上则戴顶白色工地头盔防止被砸，配上反光衣，在报道工地事故时还可用于混淆身份。有一些采访对象不愿受访，我就会递给他一张名片，极少数的采访对象会在之后联系我。

作者 | 黄子睿 郭英姿

编辑 | 郭英姿

值班编辑 | 王姝文

运营总监 | 叶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