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 失序时代的东亚抉择：我们究竟应追求什么样的“主导权”？|

吴川| 失序时代的东亚抉择：我们究竟应追求什么样的“主导权”？|

编者按

赵全胜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和【海外看世界】主编：

当今的国际秩序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才开始形成的，并衍生了全球公认的一系列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国际法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就是说只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可不可以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一直掌握在美西方的手中呢？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河滚滚来”，今后的国际秩序将如何演变，主导力量又会有哪些变化呢？这都为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制定圈开拓想象力提供了很好的舞台。参加这次快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的56位学者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日本、俄罗斯、新加坡、英国、以及中国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

讨论同时还涵盖了一些现实而又敏感的话题，例如美国霸权的走向，美欧同盟体系，台湾问题的解决（美国绑架委内瑞拉总统所带来的启示），日本的前景，以及各国的应对等等。

2026年1月24日

吴川

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特聘教授

失序时代的东亚抉择：我们究竟应追求什么样的“主导权”？

56学者评【从国际秩序失控到丛林法则再现】第34篇

2025年7月11日，第15届东亚峰会外长会在吉隆坡举行，外交部官网

在当前国际秩序加速失效的背景下，围绕中国是否应当在东亚采取更具主导性的战略姿态，甚至部分模仿美国式“唐罗主义”的讨论正在升温。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呼吁中国在东亚采取“更主动”“更主导”的姿态，甚至公开讨论是否应当效仿美国近年来愈发赤裸的“唐罗主义”路径——以国家利益为唯一尺度，通过施压、威慑乃至规则例外来塑造环境。但一个被反复回避的问题是：如果主导权意味着不断越界，这样的主导方式是否适合中国？必须明确指出：并非所有“主导权路径”都具有可逆性，其中若干选项一旦启动，将直接改变中国所处的结构环境，且难以修正。

第一条红线，是误判实力的可转化性。

中国的综合实力是真实存在的，但其形态高度依赖区域经济网络、全球产业链和外部市场稳定。这意味着，中国的力量并非像美国那样可被频繁用于施压与越界。美国之所以能长期实施规则例外，是因为其成本可以系统性外包；而中国的成本高度内生化。一旦在东亚采取高压主导路径，经济、金融、供应链与周边政治反弹将首先由自身承受。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结构问题。

第二条红线，是把“安全威慑”误当成“秩序塑造”。

东亚国家对中国的核心焦虑，并非“中国是否足够强”，而是未来是否可预测。任何显著提升不确定性的行动，都会触发安全对冲，促使相关国家在安全上进一步绑定美国。这种结果不是“震慑成功”，而是战略环境的系统性恶化。一旦形成连锁反应，几乎不存在低成本逆转方案。

第三条红线，是加入规则例外化竞赛。

美国以国内法在国际水域扣押他国油轮，短期看是力量展示，长期看是国际法权威的进一步空心化。其结果并非秩序强化，而是将“规则”本身转化为可被选择性适用的工具。如果中国选择在这一轨道上与美国“对等竞争”，意味着主动放弃“规则稳定器”的角色。这将直接削弱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国家中的制度可信度，其损失远超任何单一事件的短期收益。

第四条、也是最关键的红线，是台湾问题的处理逻辑不能出错。

台湾问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内政（内部政治整合）问题，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间安全冲突”。一旦以外部冲突的逻辑处理内部整合，其结果将是问题的不可逆国际化：外部介入制度化、对抗长期化、治理成本指数级上升。即便短期行动成功，也可能在战略上制造一个长期无

法降级的对抗结构。

恕我直言：“他国能否越界”不是台湾问题的决策基准。美国和俄罗斯的越界行为本身并未提供成功范式，反而不断证明其长期代价的累积性与不可控性。将此类案例视为可复制经验，是对战略风险的严重低估。决策层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敢不敢做”，而是哪些行动会永久改变中国所处的国际结构？哪些路径一旦启动，就无法通过技术性调整降级？哪些问题如果被工具化处理，将导致目标本身被放大而非解决？

失序时代最大的诱惑，是把他国的越界行为误读为成功经验。但历史反复表明，越界从来不是免费的。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或许并非是否足够强硬，而是是否能在诱惑最强的时候仍然能区分清楚：哪些问题需要力量？哪些问题需要时间？哪些问题一旦走错路径，就几乎没有回头的余地。在失序时代，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错失窗口”，而是把结构性红线误判为战术空间，把外部越界经验误读为成功模板，并最终将内部整合问题外部冲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