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一时的中国首例5胞胎：父亲过劳去世，孩子们22岁在上大学

2017年3月的一场首都医科大学多胎妊娠学术讨论会上，一位产科教授不经意地提到十五年前的“五朵金花两棵青松”病例，台下的年轻医生立刻把手机举起来拍屏幕——2002年那五个早产儿，如今都已读大学，这让台下发出了一阵轻微却真诚的惊叹。故事并没结束，因为那五个大学生背后，还有一个被高强度劳作压垮的中年父亲和一位坚持到今天仍在打零工的母亲。

时间回拨到2001年9月15日，河北沧州东光县的一处玉米地边，35岁的王翠英突然感觉一阵眩晕，蹲在地里干呕。丈夫缴宝存把锄头一扔，扶妻子回屋。村卫生所的验孕纸只给出了“弱阳性”这一模糊答案，两口子没太当回事，以为只是一胎，再苦也养得起。

同年10月底，县城医院的B超给了第一个“惊喜”——四个胚芽。医生先叹气，再规劝：“保两个，其余减胎，否则母子都有风险。”两口子没吭声，出了门就商量去北京再查。11月3日，解放军总医院的彩超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五个胚胎，而且个头相差不大。缴宝存握着妻子的手，有点哆嗦，“听医生的吧？”王翠英抿着嘴，只说了一句，“一个也不能放弃。”短短十三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诊室空气里。

五胎妊娠的残酷，很快就写在王翠英的身体上。第四个月，体重暴涨二十斤，腰椎疼得彻夜难眠；第六个月，子宫底高度已经等同足月单胎。为了防止早产，北京妇产医院在2001年12月27日把她收入病房，实施每日监护。护士回忆，王翠英最常见的姿势不是躺着，而是跪在床上，用两肘支撑上身，好让腹中胎心不受压迫。

生产被定在2002年3月6日凌晨。那天手术室里站了三个主刀、两个麻醉、八名新生儿科医生，一字排开。凌晨一点二十二分到一点二十七分，五声啼哭连续响起：老大2.2斤，老二1.9斤，老三2.3斤，老四2.0斤，老五2.1斤，三女两男，脐带被编号绑扎，直接推进暖箱。北京电视台的摄像机一直开着，这一幕随后在晚间新闻播出，被称作“中国首例自然受孕五胞胎”。

麻烦紧接着找上门。保温箱日费高达五千元，孩子还查出贫血、低钙、轻度黄疸，老二另有先天性结肠炎，需要追加手术。一纸账单算下来，欠款三十万元。缴宝存那天半夜钻进医院楼道，对妻子说：“钱我去想办法，娃咱一个不少。”几分钟后他转身，眼眶红得吓人。那晚北京飘小雪，他在建筑工地守了一宿保安，第二天就跟包工头签下一纸外墙清洗合同，工价高但危险系数同样高。

2003年至2018年，这个男人的足迹从秦皇岛的港区到天津的化工厂，又到大兴区的搬运站，行李永远是一只蛇皮袋。人们只记得他瘦，记得他喝凉水啃馒头从不抱怨。五个孩子学前到小学的学费、保温箱的尾款、家里老父亲治病的钱，全部压在他肩膀。劳作留下的痕迹一天天加重，他的胸口常隐痛，可为了省车票，总说“缓缓就好”。

转折发生在2018年4月25日。那天凌晨三点，缴宝存刚把最后一车水泥搬完，坐在工棚口抽根烟，手里的火星突然掉到地面。他身边的工友喊了声“宝存哥”，没有回应。送到医院时，心跳已停止三十分钟，死亡证明上写的是“劳累过度导致心源性猝死”，终年四十八岁。五个十六岁的孩子排成一列给父亲鞠躬，“爸，我们听话，好好念书。”这一句挤得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直咽口水。

父亲的离世压得这个家几乎透不过气，可母亲没时间哭太久。王翠英在沧州附近的服装厂连上十二小时流水线，计件工资，一天九十元；周末到农贸市场批发鸡蛋再倒卖，赚微薄差价。她不再谈“多子多福”，只提醒孩子按时吃饭。邻居见她拎着两个老旧蛇皮袋，常帮忙抬进屋，她总说“人活着，能干就干。”

五个孩子也没让人操心。2019年高考，老大考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老三和老五去了河北工业大学，老四进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唯一“失手”的老二考到天津一所高职，主动报读质检技术，“早点就业，减轻负担”。他们约定，学费用助学贷款，生活费靠勤工俭学，家里只需解决最基本的米油盐。

2020年至2024年，五胞胎的微信群里最常出现的文字是“妈，别熬夜”。老三在校园超市理货，老五做家教，老大参与数学建模拿了省二等奖，老二在实习工厂穿着蓝制服做设备维护，老四则利用寒暑假去金融公司跑数据录入。偶尔闲聊，他们会说起父亲的呼噜声，母亲的手掌有多厚，却很少抱怨贫苦。有人问他们有没有因多胞胎身份感到与众不同，他们笑着回答：“不同是父母给的，我们只负责把自己过好。”

2024年6月1日，河北唐山一家钢铁企业的人力资源部收到五份简历，署名依次是缴亚楠、缴亚鹏、缴亚敏、缴亚琪、缴亚坤——五兄妹约定同一天投递，理由很简单：想先在同一座城市靠得近一点，方便照顾母亲。人事经理后来感叹：“面试时他们连坐姿都同步，一看就是并肩长大的。”

如果把这二十多年拆开看，会发现每一步都悬着命：高危多胎、天价医疗费、父亲过劳离世、母亲长年劳作。但把这些碎片重新拼回去，就会出现另一幅画面：一个普通农家用最笨拙的方式把五个脆弱生命推向成年的大门。有人计算过，这个家庭的总债务曾逼近五十万元，如今余额不足五千，靠的不是奇迹，而是一点点还、一口口省、一天天熬。

五个孩子马上毕业，各有去处，但他们已经悄悄商量好，给母亲在县城买套带小院儿的房子——那是父亲生前讲过的愿望。王翠英知道后没说感谢，只让儿女把首付款打到开发商账户，再嘱咐“别贷款太高”。镜头之外，她把缴宝存早年写着“再穷也要供娃念书”的字条重新贴在厨房瓷砖上，旁边又贴了一条新纸，“娃已长大，家会慢慢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