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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行的三十多家德国企业代表还前往杭州考察机器人技术和能源设施,这些活动帮助他们直接了解了当地创新动态。访问结束后发布的联合声明重申了两国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框架,这为后续部长级对话奠定了基础。
要理解这次访问为何引发广泛讨论,就需要回溯默茨上任以来的亚洲行程安排。他在2025年5月就任总理后,本计划较早启动对华接触,但实际行动推迟到2026年2月。
在此之前,他选择将印度作为亚洲首访目的地。这种顺序安排直接改变了德国在该地区的整体外交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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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于2026年1月12日至13日前往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成为行程起点。印方给予高规格接待,随行团队包含西门子和大众人汽车等二十五家大型企业负责人。
双方讨论内容涵盖半导体供应链、关键矿产开发以及国防工业合作,德国方面提出在海军装备技术领域提供支持,目的是借助美国对印关税调整后的市场空间加强绑定。
这种先印后华的布局在当时被视为德国平衡策略的一部分。它向国内部分群体释放信号,也回应了国际盟友的期望。
德国试图通过印度这个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市场来分散经济风险,同时在贸易之外开辟军工合作渠道。这一选择很快在实际效果上暴露出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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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中国问题专家桑德施奈德在访问前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指出,先把印度排在前面属于一次代价不小的判断失误。
他认为德国在亚洲的行动时机已经被延误,其他欧洲国家领导人早已通过密集接触提前与中国锁定部分合作框架。默茨的北京之行虽然完成了补课,但谈判余地相比理想状态明显缩小。
与默克尔执政时期相比,这种安排呈现出明显不同。默克尔曾经多次优先访问中国,那种持续互动帮助德国出口型经济维持了稳定的海外订单和供应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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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市场虽然增长曲线吸引人,但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供应链配套能力在短期内无法全面承接德国高端制造的转移需求。
以汽车产业为例,德国企业在中国的精密零部件配送和组装体系已经形成高效闭环,而印度港口物流和工厂配套仍处于建设阶段。这种结构差异让替代计划难以在短时间内落地。
此外,默茨在印度期间表达了对某些国际事务的立场,希望印度调整与特定国家的能源合作方向。但印度始终坚持战略自主,俄罗斯在其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保持稳固。
德国提供的设备和资本虽有吸引力,却无法取代现有合作格局。这一点在会谈后双边贸易数据对比中体现得尤为直接,印德贸易规模远低于中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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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双边贸易在2025年达到约2518亿欧元,中国继续保持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位置,而同期与印度的贸易额仅为其十分之一左右。
德国汽车和化工产品通过中国市场实现了大量销量和利润平衡,这种互补性让专家们一致认为,单纯依靠印度来对冲依赖属于高风险操作。实际工业逻辑显示,中国完整的产业链能够快速响应德国企业的需求更新。
访问中国期间,默茨还亲身参与了梅赛德斯-奔驰工厂的考察活动,并讨论了两国“十五五”规划与德国发展战略的对接路径。这些细节让随团企业带回了具体项目洽谈清单。双方在飞机采购领域达成增购意向,进一步稳定了供应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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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企业界从中获得了短期信心提振,部分合同推进速度加快。但分析人士注意到,由于前期其他欧洲国家已先行一步,德国在争取优先条款方面的空间有所压缩。
德国工业界目前把希望放在后续密集磋商上,期待通过这些渠道把延误的时间逐步弥补回来。专家的公开提醒并非简单批评,而是基于现实数据的警告。
它提醒人们,在全球供应链承压的当下,清晰的合作方向比姿态展示更能带来实际收益。默茨政府的亚洲布局调整过程仍在继续,其长期效果将通过企业订单和市场份额的变化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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