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肩挑仅数月即拆分，长沙银行高层调整为何如此仓促？

来源：九州商业观察

2月25日，长沙银行发布公告，张曼辞去行长职务，专任董事长，结束短暂的“一肩挑”状态。这一人事变动看似平稳过渡，实则揭开了这家万亿资产城商行治理结构不稳、战略执行断层、业绩增长乏力的多重隐患。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核心管理层接连调整，近一年董监高变动多达8人次，行长职位频繁更迭，内部提拔看似稳定，却难掩人才梯队固化、经营压力加剧、资产质量隐忧浮现的现实。在城商行行业分化加剧、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长沙银行的权力重构与经营转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此次张曼辞任行长，并非正常的治理优化，而是高层调整节奏紊乱的延续。2025年底前任董事长赵小中到龄离任，张曼从行长升任董事长，随即兼任行长职务，形成“一肩挑”格局。如今短短数月便再度拆分，暴露出董事会在治理架构设计上缺乏前瞻性与稳定性。行长一职骤然空缺，即便由张曼代为履职，也会造成决策与执行权责模糊，长期来看不利于公司治理规范化。对于一家资产规模超1.2万亿元的上市银行而言，核心岗位频繁变动，直接冲击经营决策的连续性，也向市场传递出内部管理不够顺畅的信号。

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沙银行已陷入高层轮换的恶性循环。近年来该行行长职位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前任行长履职不足两年便离职，行长空缺期由董事长代行职责，随后张曼仓促接任，如今又快速卸任。频繁的人事震荡，使得经营战略难以落地，前任推动的县域深耕、数字化转型等核心方向，在管理层更迭中面临执行衰减。新任行长尚未到位，战略衔接出现空档，业务拓展、风险管控、资源调配等关键工作，都可能因决策层变动而放缓节奏，最终影响全行发展效率。

从继任人选来看，该行明确倾向于内部6位副行长中选拔，看似本土培养、稳定性强，实则暴露人才梯队固化、视野局限的短板。现任副行长均为1970年代出生，年龄集中在49至54岁，全部为内部成长型干部，长期在本行及本地金融系统任职，缺乏外部先进经验与跨区域视野。在银行业数字化、综合化转型的关键阶段，过度依赖内部循环，容易导致创新动力不足、经营思路保守，难以应对行业激烈竞争与复杂风险挑战。同时，内部提拔也可能引发梯队内耗，权责分配与利益平衡问题，进一步消耗管理效能。

治理层面的混乱，已传导至经营端，长沙银行业绩增长疲态尽显。2025年前三季度，该行营业收入仅同比增长1.3%，增速近乎停滞，核心利息净收入同比下降2.9%，反映出传统信贷业务盈利能力持续下滑。尽管非利息收入同比增长15%，但难以抵消息差收窄带来的冲击，盈利结构脆弱性凸显。净利润6.5%的增速，看似平稳，实则建立在规模扩张与减值计提调节的基础上，可持续性存疑。在行业净息差普遍承压的环境下，长沙银行未能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传统对公业务依赖度高，零售业务增长乏力，转型效果未达预期。

资产质量隐忧同样不容忽视。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长沙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加7.79亿元，不良贷款率微升至1.18%，结束此前稳定态势，出现边际恶化。拨备覆盖率小幅下降，风险抵御能力略有削弱。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房地产行业风险尚未完全出清的背景下，作为区域性城商行，长沙银行信贷资产高度集中于本地，风险分散能力不足。高层频繁变动之下，风险管控体系的连贯性受到冲击，前期授信政策、贷后管理标准可能出现波动，潜在不良生成压力持续上升，为后续资产质量埋下隐患。

从规模与负债端来看，长沙银行同样面临增长瓶颈。三季度末资产总额同比增长8.5%，贷款增速11.2%，看似保持扩张，但存款增速仅3.6%，远低于贷款增速，存贷比失衡压力加剧。存款增长乏力直接推高负债成本，进一步压缩净息差空间，使得盈利模型更加脆弱。在负债端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该行缺乏核心存款竞争力，过度依赖同业与主动负债，流动性管理与资本约束压力持续加大，规模扩张与稳健经营的平衡愈发艰难。

资本市场已用行动表达担忧。公告发布当日，长沙银行股价下跌0.20%，尽管年内累计有一定涨幅，但估值长期处于破净状态，市净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反映出投资者对其治理结构、增长前景与风险控制的担忧。长期以来，该行股权结构相对集中，市场化程度不足，高层变动与经营波动，进一步削弱投资者信心。第四大股东此前减持套现，更是印证了外部资本对该行未来发展的谨慎态度。

长沙银行当前的困境，本质是治理失序与转型滞后叠加的结果。高层频繁轮换，导致战略无法一以贯之；内部梯队固化，难以引入新思维、新方法；核心业务增长乏力，资产质量承压，盈利模式面临挑战。新任行长人选尚未揭晓，即便快速到位，也需要漫长的磨合期。而行业竞争不等人，净息差收窄、数字化转型、风险防控等压力，不会因管理层调整而减缓。

从外部环境来看，城商行行业加速分化，头部机构凭借资源与技术优势持续扩张，尾部机构风险不断暴露。长沙银行作为区域性银行，既无全国性银行的规模优势，也无部分互联网背景银行的创新能力，在管理层动荡的情况下，很容易在行业竞争中陷入被动。此前确立的县域深耕与数字化转型路线，需要强有力、稳定的执行团队推动，而当前高层缺位、权责不清的状态，直接拖慢转型步伐。

更为关键的是，长沙银行的治理结构问题，已触及合规与稳健经营的底线。核心高管频繁变动、关键岗位长期缺位、决策机制不够清晰，不符合现代金融企业公司治理要求。金融机构经营的核心是信心与稳定，高层持续震荡，会影响客户合作、员工士气、监管评价与市场信心，形成负面循环。

长沙银行看似进入万亿资产新台阶，实则站在风险与机遇的十字路口。张曼专任董事长后，能否快速补齐行长空缺、理顺治理机制、稳定管理团队，成为破局关键。若继续维持内部循环、保守经营，无法有效改善盈利结构、管控资产质量、推进数字化转型，万亿规模只会成为负担，增长乏力、风险累积的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短期来看，行长缺位带来的决策空档、内部提拔引发的团队磨合、业绩增长承压、资产质量波动等问题，将持续困扰长沙银行。中长期而言，若不能打破人才固化格局、完善市场化治理机制、构建可持续盈利模式，这家湖南最大的城商行，或将在行业分化中逐渐掉队。

高层震荡未完待续，经营压力持续累积，长沙银行的阵痛期远未结束。对于这家万亿资产银行而言，稳定治理结构、补齐管理短板、破解转型困局，已是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