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没到位就翻脸？伊朗总统公开向中国“催款”，打的什么鬼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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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19日，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列为“恐怖组织”，同步冻结其在欧盟境内所有金融资产与实体权益。

该决定一经公布，波斯湾上空骤然阴云密布。德黑兰随即发布反制清单，将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的海军与空军力量纳入本国“不友好军事实体”名录，实施全面准入限制与情报监控。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杰拉尔德·R·福特号”与“亚伯拉罕·林肯号”双航母战斗群已前出至霍尔木兹海峡东侧关键水道，形成高强度前沿存在态势。日内瓦举行的多轮伊核问题磋商早已中止，美方不仅公开扬言将系统性清除伊朗维系外贸命脉的“影子航运网络”，更宣布拟对伊朗输美商品加征25%惩罚性关税。

就在地区安全形势濒临临界点、军事摩擦一触即发之际，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却在德黑兰一场闭门经济政策研讨会上，出人意料地将矛头指向中方：称中国本应在当前战略窗口期提供可观规模的资金援助，但迄今未见实质性落地动作。

此番表态迅速引爆全球舆论场。一个正承受多重制裁围堵、面临全方位战略挤压的国家，非但未集中资源强化防御体系，反而选择向长期合作伙伴公开“索资”，表面看似失策，实则折射出其内部治理已陷入深度困局。

长期以来，“中伊25年全面合作计划”被外界误读为一张含金量高达4000亿美元的即时兑现支票。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这一签署于2021年的协议，本质是一份涵盖政治互信、能源协作、基础设施联通及数字治理等维度的长期战略路线图，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融资条款或付款时间表。

权威统计显示，过去十年间，中国对伊朗直接投资总额尚不足50亿美元，仅占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规模的0.5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数据意味着什么？横向对比可见端倪：中国单就哈萨克斯坦境内一条跨境铁路干线项目，即投入47亿美元，金额几近等于十年来对伊全部投资总和。

中国并非缺乏资金实力，而是基于审慎评估后主动收紧对伊资本输出节奏。根源在于伊朗过往一系列行为严重削弱了中方对其履约能力的信心。回溯至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初期，西方制裁出现阶段性松动，伊朗随即单方面终止与中资企业签署的120亿美元大型基建框架协议，理由竟是转向采纳所谓“更高标准”的欧洲技术规范。

更令人遗憾的是，中方曾斥资23亿美元完成恰巴哈尔港深水航道疏浚工程，历时三年攻坚，最终运营主导权却被伊朗政府移交印度方面。商业合作的生命线是契约精神，而信任一旦受损，重建成本极高。

当中国企业发现，在伊朗推进一项规划，五年内竟需六次调整实施方案、审批流程反复无常、政策连续性严重缺失时，理性资本自然选择驻足观望，而非贸然押注。

另一重现实壁垒来自美国构建的全球金融隔离机制。受制于严苛的二级制裁体系，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主要成员、国际清算银行（BIS）关联机构及全球TOP50商业银行，均已切断与伊朗金融机构的一切结算通道。即便中方有意愿注入资金，跨境支付路径实质已被物理阻断，“大规模资金支持”在操作层面根本无法启动。

佩泽希齐扬此时高调表达对华不满，本质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国内政治叙事。当前伊朗社会生态已逼近承压极限。

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指出，截至2025年，伊朗已有逾225万民众日均生活支出低于3美元，正式滑入联合国定义的绝对贫困阈值。本国货币里亚尔持续恶性贬值，居民采购基础食品与药品，须携带成捆现金甚至整袋纸币；物价涨幅已连续37个月跑赢货币贬值速率，民生压力空前加剧。

自2025年末起，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与街头集会从未间断，官方通报确认的冲突致死人数已突破3000人。作为改革派代表人物，佩泽希齐扬正面临双重夹击：既要应对保守派势力与革命卫队施加的政治高压，又需提防拉里贾尼集团加速夺权、自身执政基础不断被稀释的结构性危机。

在此背景下，他亟需树立一个具象化的责任归因对象，以缓解汹涌的民怨浪潮。“中方未履行支持承诺”这一说辞，便成为最具传播张力的政治抓手。

对内而言，此举可将经济系统性溃败的责任部分转嫁至外部变量，同时向质疑其“过度倚重北京”的强硬派释放信号，展现其外交自主性，从而延缓权力结构进一步失衡。

对外而言，这是向华盛顿与布鲁塞尔传递微妙信息：德黑兰与中国之间并非无缝同盟，双方仍存协商余地，借此试探西方是否愿重启对话窗口，拓展战略腾挪空间。

这绝非一次严肃的外交摊牌，而是一场在多重围困中竭力争取生存喘息的政治展演，目标直指榨取最后可用的政治红利。

伊朗今日所陷之困局，深层症结正在于其长期奉行的战略模糊与机会主义倾向。再看曾被寄予厚望的印度——2026年2月，新德里公布的财政年度预算案中，已彻底剔除恰巴哈尔港项目全部拨款，以近乎决绝的姿态退出伊朗区域布局。

相较之下，尽管中伊在能源定价、市场准入等方面亦存博弈，甚至伊朗还需与俄罗斯在华石油销售端展开价格竞逐，但中国始终力推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与金砖国家扩员进程，为其保留制度性参与通道与多边合作接口。

伊朗的战略摇摆，使其屡屡错失关键机遇。2020年联合国武器禁运解除后，本是更新老旧空军装备的黄金窗口期，但德黑兰迟迟未能敲定采购方案，至今仍依赖服役超四十年的F-14“雄猫”战机执行国土防空任务，防卫能力严重滞后。

当下俄方“末日指挥机”降落德黑兰，两国在阿曼湾联合开展海上演习，虽显现出一定战术协同意愿，但更多属于危机情境下的相互借势，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安全保障机制，更非扭转全局的“救命稻草”。

地缘政治从不怜悯弱者，亦不认可空泛承诺。伊朗试图将中方支持异化为对西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却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任何合作都以可信度为基石。失去信誉支撑的合作框架，终将沦为纸上蓝图。

大国博弈步入纵深阶段，真正可靠的依托，从来不是外部“输血式”援助，而是自身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与令对手忌惮的反制成本。伊朗长期将希望寄托于外部支援，却忽视国防现代化、产业韧性建设与国际信用积累，终致战略被动日益固化。

伊朗的核心困境，不在中方资金延迟到位，而在其始终试图在规则不明、权责不清的灰色地带进行高风险博弈：既渴望获取中国的市场与技术支撑，又不愿放弃对西方市场的幻想；既呼吁外资进入，又屡次违背商业契约准则。这种两头下注的策略，最终导向全面孤立。

当本国货币购买力几近归零，当城市主干道常年充斥抗议人群，当数千具遗体尚未安葬，单纯向北京发出“催款”信号，不过是政治生命垂危之际的一纸临终陈情，毫无现实解困效力。

对中国而言，面对此类诉求，坚守战略清醒与政策定力尤为关键。在这个信任稀缺的时代，不被短期情绪裹挟、不因压力仓促决策、不以牺牲原则换取表层稳定，方能在风云变幻的地缘棋局中稳握主动权。

伊朗当前困局，本质源于自身长期战略误判与国际信用赤字的叠加效应。靠公开施压换不来真金白银，靠责任转嫁也平息不了内部动荡。破局起点，必须是正视结构性短板，终结左右摇摆，重建契约文化，以扎实行动重塑发展根基。

但现实不容乐观：国内阶层撕裂加剧、通胀螺旋难解、安全局势持续恶化，留给伊朗自我纠偏的时间窗口正在急剧收窄。若继续沉溺于外援幻觉，固守投机式外交逻辑，只会加速滑向更深重的系统性危机。

梳理中伊合作历程可见，中方从未关闭务实合作的大门，亦始终秉持建设性态度，在符合国际规则与双边共识的前提下，为伊朗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但合作必须建立在双向尊重、平等履约、风险共担的基础之上，而非单向索取与情绪化问责。

倘若伊朗真心谋求突围，首要之举应是修复与中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以具体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严格履行既有合作协议条款。

其次，须直面严峻的经济社会挑战，推出切实有效的物价调控机制、社会保障托底政策与青年就业振兴计划，从根本上缓解民生成本压力，消解社会对立根源；最后，应明确国家发展定位，摒弃“骑墙”思维，在大国关系中确立清晰底线与可持续互动模式，走出一条契合国情的自主发展之路。

地缘政治这场长跑，比拼的从来不是爆发力，而是耐力、远见与定力。唯有那些锚定方向、恪守承诺、冷静研判的国家，才能穿越风暴抵达彼岸。而伊朗此刻最匮乏的，正是这份穿透迷雾的清醒认知与咬定青山的战略耐心。若不能及时校准航向，迎接它的或将是一场更为凛冽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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