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只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阿尔巴尼亚长大》读后感

请原谅我以一段看似无关的描述，作为读后感的开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得不借用写作中，那些的“矫揉造作”的技巧，去避免直接叙事和表达给这篇文章带来的困扰。

我去过不少地方旅游，美食是体验当地特色风俗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然而，很多时候，也许因为个人口味的原因，一部分当地美食并不能打动我，让我感到旅行的愉悦。我把这些不太美好的旅行体验分享到互联网上，往往会遭到当地网友的驳斥——他们认为这些不好的旅行饮食体验，是因为游客没有找到正宗的当地餐饮店。

这个逻辑看上去是成立的，但随着对当地饮食不美好体验越来越多，即被吐槽的当地餐饮店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导致能够支撑这套逻辑，可供选择的餐饮店越来越少。以至于到了最后，本地美食支持者不得不选择一些非常隐蔽偏僻的门店，再加上极端苛刻季节时令，以及繁杂古奥的烹饪手法——你才能吃到“正宗”的本地美食，否则你吃到的都是非正宗的，获得不愉快的体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也能理解当地人对于本地美食的偏爱和呵护，这是一种朴质的民族情感。但对于外人，对于旁观者来说，如果一道美食，只有极少数厨师，在极短的季节，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制作出所谓“正宗”成品。那他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道美食的普适性是否存在问题。

好了，我的开场故事讲完，让我们回到这本书。

这本书的后记，作者离开了阿尔巴尼亚，到西欧大学学习，在那里她认识了很多自诩信仰某种主义的大学朋友。然而当作者描述自己童年和少年在阿尔巴尼亚的经历时，这些朋友认为作者的祖国并非真正的某种主义，反而认为作者的亲身经历对他们的信仰是一种挑衅。

他们的主义是清晰、明亮、属于未来；而作者的主义是混乱、血腥、已是过去。

作者莱亚.乌皮， 阿尔巴尼亚裔英国学者，现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本书以第一人称视角，通过作者自述亲身经历，以少年的视角展示了阿尔巴尼亚在东欧剧变时代下，给社会，家庭，校园，友情等诸多方面带来的巨大冲击。尤其是1990年和1997年，对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来说是里程碑的年份，作者分为两部分进行描写，如果说1990年变革让整个社会充满希望，是摆脱历史枷锁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1997年的动乱就是期望被谎言与现实击穿后的绝望，是社会层面的自暴自弃与个人强烈的逃离意愿。

而1990年和1997年这两个特殊年份，阿尔巴尼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政治变革与社会动荡，大家可以自行上网查阅。

而作者青少年时代的家庭成员，也是整个阿尔巴尼亚社会的缩影。父亲向“左”，代表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善良但软弱；母亲偏“右”，代表新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强势而功利；祖母代表旧时代贵族，尽管在历史叙事上被社会淘汰，但贵族的精神和品格依然是支撑其在动荡年代顽强生存的遗产。而其曾祖父，二战时与法西斯政府合作，成为国家的耻辱——因此家人们在作者孩童时期，一直对其隐瞒曾祖父的真实身份，直到1990年。不过，曾祖父（法西斯）、祖母（贵族）、母亲（资本家）的家族背景，让作者几乎是带着满身的负面条件出生，而这样的家庭，生活在1990年以前的阿尔巴尼亚，其精神和物质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不过，家人依然给孩童时期的作者很好的保护，让她几乎察觉不到，自己与其他小伙伴的“出身”上的差异。

不过在“恩维尔伯伯”去世的时候，作者依然埋怨家人似乎没有表现出发自真心的沉痛和哀伤，让作者怀疑家人对于当下社会的真实态度。

1990年巨变之后，被压抑许久的社会终于迎来了触底反弹似的爆发，人们卸下禁锢于思想上的枷锁，走上街头享用“自由”的狂欢。作者的妈妈也从教师岗位，摇身一变，投身于政坛，参与了国会议员选举——阿尔巴尼亚民主党，竞选的核心口号：“ 愿阿尔巴尼亚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 ”。

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浸入到阿尔巴尼亚的方方面面的时候，其结果并没有大家起先期望的那样美好。也许是因为旧秩序崩塌得太快，人们还没有具备新秩序的必要的因素。随之而来的是选举的闹剧，私有化对国有资产的侵蚀，裁员失业，甚至连人口、毒品和性的交易也成为堂而皇之的行当，被人们心照不宣般接纳。更为致命的是金融监管的缺失，让那些承诺高利息回报的金融公司，疯狂吸纳国民储蓄，而最终这些金字塔式的骗局，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全国一半以上的居民深陷这次金融危机，直接引发了1997年阿尔巴尼亚的内乱暴动。

“ 愿阿尔巴尼亚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 ”的口号，成为了镜花水月，作者在书中描述道：

“欧洲像一条长长的隧道，入口处灯火通明、标识闪亮，内部却是一片黑暗，起初什么也看不见。旅程开始时，无人想过要去问隧道止于何处，灯光是否会灭，隧道那头是何情形。”

1997年的全国动荡，让更多人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而西方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也由过去 资助呼吁移民自由的运动，谴责刻意限制出境权的国家违背道德， 鼓励我们冲破桎梏奔赴自由的国家。变成了视自由移民为违法偷渡者，迎接这些移民的并非掌声和鲜花，而是边境守卫和巡逻舰艇，他们被强制抓捕进入难民营，并遣返回国。

即便能够留在国外，也会因为自身原因，地域歧视以及黑帮威胁，从事非法的灰色行业。比如，作者儿时好友和男友私奔到意大利，男友成为人贩头子，好友成为其事业的第一件商品，沦落为站街女。

经历国家巨变的时代，作者正好是在十几岁的年纪，正是形成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时间。她无法理解整个社会为何由1990的希望，变成了1997年绝望，她也无法评判代表过去的社会主义和代表现在的新自由主义，谁对谁错。于是，在高中毕业后，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她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择去国外攻读哲学，去寻找答案来解开心中的疑惑。

而在本书中，作者并未对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做出具体的评判，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事件，毫不偏颇地描述出这两种理论给阿尔巴尼亚带来的影响。

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

“人类从来不是在自己选择的境况下创造历史。描述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或任何理念与现实的复杂混合体时，说“你们曾经拥有的是假的”很容易。这种说法可以让我们摆脱责任的重负。我们不再是以伟大理念之名而制造的道德悲剧的同谋，也不必反思、道歉和学习。”

正如我开头提到的那个故事，否认一道菜不能代表当地美食，是很容易的，但这会让我们染上思维的惰性，去反思所谓的美食是否真正符合大众的口味。

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国 ，理论中描述阶级都是抽象的资本家、工人、地主、剩余价值、利润……这些名词，而对于作者而言，资本家的背后是娘家的祖辈，工人背后是被爸爸裁掉的吉普赛人，地主是祖母家的封建遗产，剩余价值和利润被是被爸爸扭亏为盈的进出口公司的成绩。当理论结合到现实时，以人类的道德情感，是否能如同精明机器般执行？至少作者“左派”的爸爸是很难接受的。

所以，作者吐槽的爸爸“只敬仰那些已经死去的政治家”，也吐槽那些西方社会主义者：

“他们把罗莎·卢森堡、列夫·托洛茨基、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切·格瓦拉当作俗世圣徒来谈论，认为只有遭到杀害的革命者才值得称颂。我突然觉得，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我爸爸很像。”

因为活着的人就得做事，就可能“犯错”——因现实问题违背主义理论。哲学家的固然伟大，但政治家要做的事情更难！

作者出生于1979年，和我年龄相近，而阿尔巴尼亚与我国的关系，在某一时期可谓亲密战友，两个国家体系均师从苏俄。所以在阅读本文的时候，有太多的相似场景，产生跨越洲际的共鸣。

不过幸运的是，同期经历的社会变革，我国走向了正确的方向，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阿尔巴尼亚始终没有变成其期望中的“欧洲国家”。此书可以当做，一条假设的世界线，在历史的转折点，巨人们的选择和把控，让我们庆幸国家没有走向这条世界线。现在我们从历史的后视镜去回望这些时代的关键点，依然能够感受到重压之下的窒息感，可想当时的执棋者是何等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