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茨大胆预判中美军力将'平起平坐'，欧洲必须战略自主

默茨这次访华都有哪些看点？他用“全球重要力量”定义中国，又说明了什么？

在默茨双脚踏上中国土地后不久，他的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一条引人注目的信息。他未使用德语或英语，而是直接用汉字发布了两个词组：“巨大机遇”与“重大责任”。在历任德国总理中，采用如此直接和本土化的方式向东道国致意，是极为罕见的。

这种毫不掩饰的友好姿态，并非一次即兴的情感表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对德国国家利益的一次清晰、坦诚的公开声明。它预示着，这次访问的核心议题将紧密围绕现实利益展开，而非停留在抽象的政治辞令层面。

这次跨越欧亚大陆的飞行，其背后是强大而无法抗拒的现实经济引力在发挥作用。在过去数年间，国际社会已经习惯了各种模糊不清、充满外交辞令的政治表述，但默茨在北京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全球重要力量”，这六个字掷地有声，清晰地反映了德国决策层对当前世界格局的判断。

这句话听起来或许像是一句人人都懂的常识，但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它代表着一种摒弃了幻想、直面现实的清醒认知。

默茨在随后的会谈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他强调，德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之上，那就是中国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国，其存在和影响力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的。

这种清醒的认知并非源于政治理论的推演，而是由一系列坚实、客观的经济数据所支撑。观察此次随同默茨访华的庞大经济代表团，其构成便足以说明一切。

名单中包括了大众、梅赛德斯-奔驰、西门子、巴斯夫等近三十家德国顶尖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层管理者，这个阵容几乎涵盖了德国工业的核心支柱。

这些商业领袖们在柏林的政治辩论中或许持有不同观点，但在中国议题上，他们的目标高度一致，那就是维护并拓展其在华业务。 商业利益是驱动这次访问的最核心动力。

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八年成为德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上一年度的双边贸易总额超过了2531亿欧元。更为关键的是，德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投资热情丝毫未减。

早在2023年，德国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就达到了创纪录的119亿欧元，这一数字占到了德国该年度海外总投资额的百分之十以上。当欧盟总部的官员们反复讨论“去风险化”的战略方针时，超过五千家在中国深耕多年的德国企业，正在用持续投入的真金白银，做出与这一政治口号截然相反的实际选择。

因此，默茨此次访问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德国企业界这种持续深化的在华利益，寻求一个合理且稳固的政治框架与出口。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与中方进行意识形态的辩论，而是基于现实情况，为德国这艘经济巨轮校准航向，确保其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格局中能够平稳前行。

在默茨紧凑的行程安排中，一个细节揭示了中德合作模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除了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常规的政治会晤之外，他还特意安排时间访问了位于南方的创新中心城市杭州。

在杭州宇树科技有限公司的研发中心，那些行动灵活、能够完成复杂跳跃和后空翻动作的四足机器人，长时间吸引了这位德国总理的注意力。随后，他还考察了西门子能源公司在当地的先进项目。

这个跨越北京政治中心和杭州创新高地的行程设计，向外界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德合作的传统模式正在被重构，旧的合作逻辑已经不再完全适用。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德经济合作形成了一个经典且高效的范式，即“德国技术加中国市场”。

德国向中国输出精密的工业设计、先进的制造设备和高质量的核心零部件，而中国则凭借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链和高效的生产能力，将这些技术转化为销往全球的海量商品。进入2026年，这种以技术单向流动为主要特征的时代已经宣告结束。

默茨及其团队清楚地认识到，随着中国大力推进“十五五”规划，其在数字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领域的创新能力已经达到了可以向欧洲进行技术和应用反向输出的水平。

这种通过产业链深度融合和未来利益共享而形成的紧密绑定，其稳固程度远超任何脆弱的政治盟约。 默茨此次访问中最引人注目，也最让西方盟友感到复杂的，是他对未来全球大国关系格局的一个大胆判断。

据报道，他曾在非公开场合向幕僚表示，从长远趋势看，中国与美国的综合军事实力极有可能在未来某个阶段达到“平起平坐”的均势状态。这是一个相当激进且具有前瞻性的判断，它也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何默茨政府在当前这个时间点，不惜冒着与盟友产生分歧的政治风险，也要大力倡导和寻求欧洲的“战略自主”。

他的战略逻辑非常清晰：如果德国和欧洲继续在安全和外交上毫无保留地、单向地依附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那么当全球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时，欧洲将彻底丧失战略主动权和回旋余地，沦为被动接受地缘变动后果的一方。

面对这种宏观趋势，默茨选择了一种高度现实主义的应对策略。他认为，既然德国和欧洲无法脱离中美博弈这一基本地缘格局的挤压，那么最理性的选择就是主动塑造自身环境，通过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将中国定位为维持德国乃至欧洲经济繁荣和战略稳定的一个“稳定器”。

在北京期间，默茨的言行充分展现了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务实主义风格。他刻意回避了在人权等问题上进行老调重弹式的公开指责，转而将对话重点放在如何在承认双方制度差异和现实分歧的基础上，寻求合作与利益共识。

这种姿态虽然让一些持对华强硬立场的西方政客感到不满，但却让德国的实业家们感到安心。对于2026年的德国而言，这不仅是新政府的开局之年，更是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其国家核心资产——制造业——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十字路口。

在这样一个决定未来命运的节点上，默茨政府选择将中国更清晰地定位为合作伙伴，而不仅仅是“系统性竞争对手”，这本质上是德国基于自身最根本的国家利益，用实际行动做出的选择，试图在日益两极化的世界格局中，为自己开辟出一条独立的、务实的第三条道路。

归根结底，这场发生在2026年2月初春的访问，其根本动因并非源于默茨个人对中国的特殊情感或所谓的“亲华”立场。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领导人的所有公开姿态和战略决策，最终都服务于其所代表的国家的根本利益。

默茨在北京所展现出的积极与务实，实际上是德国工业界在面临全球经济变局和产业链重组的巨大压力之下，其集体焦虑感和求生欲的一次集中体现。

德国的决策者们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因为政治偏见或外部压力而选择与中国市场脱钩，那么德国制造业的未来，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德国社会繁荣，都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或者说，在“去风险化”的政治口号与“无法忽视”的经济现实之间，德国还能在这条微妙的平衡木上行走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