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59旅主任刘亚生被俘，胡宗南叫来女部下：今晚拿下他！

王震将军曾亲笔为他题词：“德才兼备，英勇牺牲的楷模”，他就是刘亚生烈士。

如今提起他的名字可能许多人都会觉得有些陌生，但要是听闻了他的事迹，想必大家都会为之动容。

1910年，刘亚生出生在河北河间的一个小村子里，自打6岁没了爹，家里就塌了半边天。母亲拉扯着他过日子，穷得叮当响，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可这孩子天生就爱读书，看着私塾里的孩子捧着书本朗读，他总偷偷站在窗外偷听，一站就是大半天。私塾先生看他眼神里全是对知识的渴望，又肯下苦功，心一软就破例收了这个“旁听生”。

上学后的刘亚生更拼了，亲戚们看这孩子有出息，你凑几文铜钱，我匀几斗杂粮，硬是帮着他把初中、高中的学业凑活了下来。

1932年，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北大的学费对他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为了不辍学，他白天泡在课堂里，晚上就去打零工，抄写、跑腿，什么活都肯干。

他还把自己琢磨历史写下的稿子整理成文稿，低价卖给出版社换学费和生活费。别的同学课余逛琉璃厂、处对象，他却总挤时间啃《资本论》，连蜡烛都舍不得多烧，省下的钱全寄回老家给母亲贴补家用。

1935年，“一二・九”运动席卷北平，热血沸腾的刘亚生冲到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高高举着抗日标语。宪兵闻讯赶来镇压，一棍子结结实实地打在他脸上，牙都松动了，嘴里满是血腥味。可他抹了把血，依旧扯着嗓子喊。

这次游行后，他被抓进了监狱，直到1936年，中共地下党才设法把他救了出来。经此一役，刘亚生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出狱后没多久就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紧紧绑在了一起。

抗战全面爆发后，刘亚生毅然奔赴延安，被分配到八路军120师359旅，成了旅长王震的秘书。那时候部队里的文化人少得可怜，大部分战士都是文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刘亚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白天他跟着炊事班一起扛锅做饭、忙活杂事，到了晚上就把战士们召集起来，教大家认字、算账。他编的识字课本特别实在，贴合战士们的生活，大家学起来也有劲头。

1942年，359旅奉命开赴南泥湾搞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刘亚生这个北大毕业生，戴上厚厚的近视眼镜，跟着战士们一起下地开荒。

他高度近视，干活比别人更费劲，手掌很快就磨出了密密麻麻的血泡，疼得钻心。晚上他就找根针线，自己把水泡挑了，第二天照样扛着锄头下地。有人打趣他“书呆子还学种地”，他却笑着回应：“土地是命根子，信仰就是种子，不亲手种下去，迟早会烂掉。”

在他的带动下，部队里的学习和生产热情都高了起来。359旅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产量还翻了好几倍，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旅长王震后来常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昧的军队，根本打不败日本鬼子。刘亚生这样的知识分子，笔杆子照样能支援前线，顶得上千军万马。”

1946年，全面内战的枪声打响，359旅作为中原突围的主力之一，奉命向陕北转移。

36岁的刘亚生时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多年的革命奔波让他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突围途中实在撑不住，组织便安排他和妻子何薇装扮成逃难的两口子，带着部队的机密文件，走大路绕道赶往陕甘宁边区。

一路上，两人吃不好睡不好，就着干粮喝冷水，小心翼翼地避开国民党的关卡，眼看就要进入安全区域，在陕南黑山镇附近，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叫住了他。刘亚生抬头一看，竟是曾经的同事尹剑，这人早已叛变投敌，如今成了国民党的爪牙。

身份暴露后，夫妻二人当场被捕，被押往西安关押。胡宗南听说抓到了359旅的“大人物”，高兴得直拍桌子，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策反他”。

先是摆上好酒好菜，许诺高官厚禄，说只要他归顺，立马让他当师长；见软的不行，又派来打扮光鲜的女特务软缠硬磨，说些前途、待遇的空话，甚至暗示“只要点个头，往后我就跟着你”。

刘亚生始终一言不发，等那女人絮叨完，他猛地站起身，一把将她推出门外，只留下一句“滚出去”。

软招失灵，敌人动了酷刑。老虎凳、辣椒水、吊打、电击轮番上阵，刘亚生一次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即便疼得浑身抽搐，他也没吐过一个软字。

有一次，敌人做审讯记录时把“共”字少写了一横，他忍着剧痛冷声道：“字都写不规范，还配审人？”

在西安集中营里，刘亚生悄悄联络其他被俘的党员，秘密成立了党支部，反复叮嘱大家：“宁肯掉脑袋，也不能背叛党和人民。”

敌人曾强迫所有战俘成立“反毛小组”，刘亚生第一个站出来高喊：“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谁也不能反！”全场战俘纷纷响应，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

当晚，他被吊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狠狠抽打，后背被打得血肉模糊，却始终咬牙没哼一声。

1947年9月，刘亚生被国民党当作“重要战俘”从西安押往南京，关进了国防部的秘密监狱。这座牢房阴暗潮湿，墙皮一块块剥落，霉味混杂着腥气，墙角的虱子爬来爬去，让人浑身不自在。

刘亚生高度近视，离人两三步远就看不清模样，可他见了难友们，反倒笑着打招呼：“咱们能在这鬼地方聚头，也算特殊的缘分，我眼神不好，你们叫我‘刘瞎子’就行，好记！”

谁也没料到，这个被戏称为“刘瞎子”的书生，竟在牢里办起了“地下课堂”。没有黑板，他就捡块碎炭在墙上划；没有教材，他就凭着脑子里的记忆，把《新民主主义论》拆成一段一段地慢慢讲。

他那副磨得发亮的眼镜，成了牢里最珍贵的“奖品”，谁能把一章内容背下来，就能借去看半个时辰，要么认认墙上的笔记，要么看看难友们偷偷传的小纸条。

他还总劝大家：“饭再糙也得往下咽，有空就多活动活动胳膊腿，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咱们活得越精神，那些反动派才越难受！”

空闲的时候，刘亚生就拉着难友们分析战局，凭着从看守嘴里漏出来的零星消息，一点点推演解放军的进展，说得头头是道。

1948年，淮海战役打赢的消息偷偷传到了牢里。刘亚生攥着拳头，眼圈都红了，拍着牢房的墙激动地说：“你们看，胜利越来越近了，解放咱全中国指日可待！”

个年轻难友忍不住问他：“刘大哥，等新中国成立了，你想干点啥？”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就回河北河间老家，当个小学教员，教村里的娃们读书写字，让他们多学知识，将来为国家出力，把咱中国建设得越来越好。”

可刘亚生的这份美好的期盼，终究还是没能实现。这年年底，刘亚生被特务押到了南京燕子矶的江边，江水翻着黑浪，寒气直钻骨头缝。敌人还不死心，最后一次逼他：“现在回头还不晚，高官厚禄等着你，一辈子不愁吃穿。”

他朝着北方望了望，远处隐约传来沉闷的炮声，那是解放军即将渡江的信号。他挺了挺单薄的身子，声音平静却格外坚定：“那炮声，就是我给你们的答复。”

这句话直接将敌人彻底激怒了，他们恶狠狠地用铁链把一块巨石绑在他身上。临刑前，刘亚生小心翼翼地摘下鼻梁上那副陪伴自己多年的眼镜，用袖子擦了擦镜片上面的灰尘，塞给了身边的一个年轻的难友。

他说：“拿着吧，等解放了，用它好好看看咱们的新中国，看看那些咱们为之奋斗的好日子。”随后，他又压低声音叮嘱：“要是以后有人能找到我，就把我埋得高一点，我想亲眼看着新中国站起来，强起来。”

话音刚落，特务就猛地把他推向滚滚江水。冰冷的江水瞬间吞没了他的身影，那一年，刘亚生年仅38岁。

刘亚生烈士虽然没有留下遗体，但留下了永远的精神，他值得后世铭记，他的名字也将篆刻在民族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