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两名曾任“红军干部”来南昌要求给职务，中央回复：枪毙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这样两个人找到南昌的政府，还要求组织给他们安排个职务，自称是红军干部，可组织经过调查之后却发现，这俩人根本就是两个叛徒。

他们到底是谁，为什么敢有这样的勇气？组织对他们又有怎么样的“安排”呢？

这两个“胆大包天”的人，一个叫曾洪易，一个叫涂振农，都是江西本地人，甚至早年间还都是红军队伍中响当当的大人物。

1905年出生的曾洪易是江西万安人，家里是做买卖的，条件不错。他从小就有机会读书，1922年就考上了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当时算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

那时候南昌的革命氛围特别浓，马克思主义思想到处传播，年轻的曾洪易很快就被吸引，一头扎进了革命活动里。

因为脑子活、能力强，又会宣传组织，曾洪易在革命队伍里提拔得很快。1924年他正式入党，没多久就当上了南昌团地委委员长。

1925年，组织把他送到苏联莫斯科深造，先是在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又转到国际列宁学校，这可是共产国际培养各国共产党干部的名校。可这次留苏经历，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在苏联迷上了托派思想，还跟王明拉上了关系，成了王明小圈子里的核心人物。

回国之后，借着王明在中央的势力，曾洪易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赣东北代表，直接成了赣东北苏区的最高领导人，后来还当上了闽浙赣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手握军政大权。

要知道，赣东北根据地是方志敏、邵式平一手创建的，被毛主席称赞为“模范根据地”，可曾洪易一到任，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地盘。

比曾洪易大9岁的涂振农是江西奉新人，家里虽然穷，但祖上办了书院，他也就因此有了读书的机会，后来考上了南昌的农业专门学校。

1925年入党的他，是奉新县第一个共产党员，资格老得很。涂振农也去过苏联学习，在那里认识了曾洪易，两人因为政治观点相近，慢慢成了好朋友、好搭档。

回国之后，涂振农的“仕途”也很顺利当过中央军委特派员，给毛主席、朱老总传达过重要会议精神，后来还担任了洪世军政委、赣东北省委宣传部长，跟曾洪易一起掌控着赣东北的革命大权。

这两个人都是文化人，又身居高位，要是能一心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妥妥的开国元勋，可他们偏偏走上了歪路。

曾洪易一到赣东北，就把王明的“左”倾路线当成了“圣旨”，在根据地搞起了“大改革”。

他到处挑毛病，把当地同村大姓的党支部说成是“封建党”，把给富农分了较好田地的政策扣上“富农路线”的帽子，甚至把方志敏他们为解决难民生活办的实验农场，也说成是“左”的错误做法。

更要命的是，他根本就看不起红军打了多年的游击战，说这是“保守主义”，非要搞什么“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

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时，方志敏等人建议红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皖浙赣边境发展，用游击战拖垮敌人，可曾洪易根本不听，硬要红军往敌人堡垒密集的地区冲。

没有实战经验的曾洪易，凭着从苏联学来的书本理论指挥打仗，结果红十军苦战了半年多，不仅没打破“围剿”，还丢了不少根据地，战士们伤亡惨重。贵溪夏家岭一战，红军战士虽然拼死抵抗，但在敌人的优势兵力面前还是惨败，红十军从此陷入被动。

打了败仗的曾洪易不仅不反思，反而还把责任推给别人，说根据地内部有“反革命”搞破坏。他借着王明的“肃反政策”，在根据地大搞白色恐怖，还喊出“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 的口号，把肃反运动搞得越来越扩大化。

在他的指令下，根据地到处抓人、杀人，只要被怀疑是“AB 团”或者“反革命”，不管有没有证据都难逃一劫。

方志敏的亲密战友、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就是这时候被曾洪易诬陷杀害的。吴先民是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跟着方志敏发动弋横暴动，多次粉碎敌人的“围剿”，可就因为反对曾洪易的错误路线，就被安上“反革命”的罪名处决了。

整个肃反期间，赣东北根据地被关押的干部群众上千人，被杀的就有300多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骨干惨遭毒手，根据地元气大伤，被当时的老同志骂作“灾星”。

作为曾洪易的亲信，涂振农在这场肃反运动中也帮了不少忙。他作为宣传部长，把曾洪易的错误政策包装成“绝对忠诚的试金石”，到处宣传“肃反就是保革命”，让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参与其中，导致根据地人才断层，人心惶惶。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粟裕等人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曾洪易被留在闽浙赣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负责留守根据地。

可他看到中央红军长征后，就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不仅自己想逃跑，还到处散播“革命要失败”的谣言，甚至私自发电报给中央分局，要求把省级机关搬到闽北，准备放弃根据地。

在他的影响下，留守部队人心涣散，根据地很快就被敌人攻破。后来方志敏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想退回根据地重整旗鼓，可曾洪易早就带着警卫员跑了，还随身带走了大量黄金，足够买下半个县城的街道。

没有了根据地的依托，红十军团在怀玉山被敌人合围，方志敏等大批干部被捕牺牲，红十军主力伤亡超过8000人。

1935年，曾洪易一路逃到上海，在那里遇到了已经叛变的同乡王立生。在王立生的劝说之下，他最终也投靠了敌人。

因为他精通俄文，抗战期间还被国民党派去给苏联空军当翻译，后来跟着国民党政府搬到重庆，一直做着翻译、编辑之类的闲职。

曾洪易跑了之后，涂振农并没有马上叛变。他虽然跟曾洪易是一派，但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还是坚持寻找组织。

中央红军长征后，涂振农跟大部队失联，可他没有放弃，历经千辛万苦，在1936年1月赶到了陕北根据地。毛主席、朱老总听说他来了，都很欢迎，给他安排了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这样的高官，后来还让他担任中组部地方干部科科长，可见组织对他的信任。

全面抗战爆发后，涂振农主动要求到抗日前线，受命组建新四军军部和南昌办事处，担任办事处处长，跟项英、陈毅等人一起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的建立立下了功劳。

后来组织又派他到广东，担任南方工作委员会宣传部长，负责广东、江西、广西、福建等地的地下工作，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

谁都没想到，就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涂振农竟然也叛变了。1942年，南方工位组织部长郭潜被捕之后叛变，带着特务捣毁了南委机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南委事件”。

郭潜不仅带走了组织的10万元经费，还供出了大批地下党员的名单，直接导致2000多名党员被捕。

在广东大埔县的南委驻地，涂振农和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被特务包围。被捕前，涂振农曾跳进池塘试图逃跑，可池塘水太浅，被特务捞了上来。

一开始，涂振农还想硬扛，可国民党特务没对他用酷刑，反而把他关在小别墅里，好吃好喝招待，还派女特务整天陪伴。特务头子徐恩曾亲自劝降，给他讲“识时务者为俊杰”，还说郭潜叛变后得了大笔奖金和官衔。

在金钱美女的诱惑下，涂振农的信仰彻底崩塌了。

1943年1月，他写下脱党声明，正式叛变，还主动交出了自己掌握的地下党组织名单，给中统支招对付共产党。为了表忠心，他甚至还试图策反同狱的廖承志、张文彬等同志，遭到了严厉痛斥。

叛变后的涂振农在国民党那里混得风生水起，先后担任中统东南区特别工作小组负责人、中统局研究室主任，专门训练特务，印发反革命宣传品。

他在南昌买了大院子，娶了两房姨太太，整天吃香喝辣，过着奢侈的生活，完全忘了自己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

1949年，国民党政权彻底土崩瓦解，曾洪易和涂振农都失去了靠山。

洪易回到万安老家，先是在中学教英文和历史，可他根本不懂教学，没多久就被辞退了。后来他凭着学过的一点医学知识开了家诊所，可医术太差，只能靠倒卖药品糊口，没几天诊所也关门了。

涂振农则潜回奉新老家种地，对自己叛变的过往绝口不提。老家的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经历，只听他们偶尔吹嘘自己是“老红军”，还替他们抱不平，劝他们找组织去谋个差事。

本来曾洪易和涂振农就不想安心过这样的苦日子，听了同乡的话，心里的小算盘又打了起来。曾洪易觉得自己叛变的事过去这么多年，应该没人知道了，而且当年的下属邵式平都当了江西省省长，说不定能看在旧情的份上拉自己一把。

他竟然异想天开，不仅找万安县政府要求安排工作，还写信给中央，想当驻苏联大使，甚至点名让涂振农当自己的秘书。

涂振农也觉得自己的叛变是“秘密工作”，没人会发现，而且曾经在红军里的老战友很多都成了大官，凭着老资格肯定能混个一官半职。于是他也跑到南昌，找组织要求按红军军级待遇安排工作。

可他们太低估组织的调查能力了。曾洪易到县政府登记时，把1934到1945年的经历写成“务农养病”，可工作人员一上报，上级组织很快就查清了他的叛徒身份。

万安县委按照指示，假称要给他安排重要工作，把他诱骗到省委抓捕。而涂振农的罪行更是早有定论，廖承志出狱后就把他叛变的事报告了组织，加上缴获的中统档案里详细记录了他的反革命活动，证据确凿。

1950年3月，公安人员在曾洪易的诊所药柜夹层里，搜出了国民党的“甲种党证”，编号显示他还是“特别贡献人员”。

面对铁证，曾洪易还狡辩说自己当年离开苏区是“为革命保存火种”，可1935年中央文件里早就把他定性为“可耻逃兵”。涂振农在公审时也百般抵赖，说自己策反是“为了获取敌方情报”，可当庭播放的录音里，他明明劝说被捕干部“跟着共产党没肉吃”。

根据1949年的相关规定，“主动投敌者永不录用”，加上两人罪行严重，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法院最终判处他们死刑。

1951年11月，曾洪易在狱中因严重肺结核病死，没能等到行刑；而涂振农在1951年4月被依法枪决，行刑时，沿途群众认出他就是当年悬赏捉拿的叛徒，纷纷唾骂。

他们的故事也说明，革命容不得背叛，不管有多老的资历、多大的贡献，只要是背叛了信仰，就肯定会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这两个叛徒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之下放弃了信仰，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也算是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