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总理默茨离京前在万柳堂的演讲，说了一句极为意味深长的话！

文/识局智库研究组

2月25日，首次访华的德国总理默茨，离京前在钓鱼台国宾馆万柳堂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了一句极为意味深长的话——中国很谦虚，但也很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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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谦虚"与"强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词汇定义中国，浅见以为，其意义或远不止于外交辞令的修辞创新。

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强大"长期与"威胁""傲慢""修正主义"等负面标签深度绑定。 从"修昔底德陷阱"到"制度性对手"叙事，西方对华认知始终难以摆脱"国强必霸"的历史宿命论。

默茨刻意将"谦虚"置于"强大"之前，实质是在解构这一根深蒂固的认知框架——他暗示中国的实力增长并未伴随扩张性的傲慢，而是保持着某种战略克制与务实理性。

这种话语转向恐非偶然。

2023和2024年，德国GDP连续负增长，2025年虽然转正，但也仅仅增长0.2%。而且，德国还面临能源成本高企，美国关税压力加剧的挑战，德国工业界正经历二战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危机。

当巴斯夫、西门子、大众等巨头的命运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时，政治话语必须向经济现实妥协。

默茨的"谦虚"论，实则是为德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提供政治合法性，为"去风险"政策注入"再接触"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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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万柳堂作为离京讲话地点，看起来是一次精心设计的空间政治实践。

万柳堂位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历史上为元代名臣廉希别墅，寓意"万柳依依，堂构维新"。

在中德外交语境中，这一地点的选择或暗含三层战略深意：

一是历史延续性。避开人民大会堂的宏大叙事，选择兼具人文底蕴的历史空间，暗示中德关系超越短期政治波动，具有深厚的文明互鉴根基。

二是文化平等性。万柳堂的非正式性与东方美学特质，为对话提供了"去意识形态化"的场景支撑。默茨在此谈论中国，不再是西方政治家对"他者"的审视，而是两个文明平等互鉴的姿态表达。

三是务实转向。这一选择本身即是对默克尔时代"以商促变"幻想的超越，也是对绿党籍前外长贝尔伯克"价值观外交"对抗叙事的修正。万柳堂的中庸气质，恰与默茨寻求的"竞争中共存"战略形成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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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默茨的"谦虚而强大"论，必须置于德国国内政治的复杂光谱中解读。

极具戏剧性的是，当默茨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拥抱、签署120架空客大单时，其执政联盟伙伴——副总理兼财长克林拜尔几乎同时在柏林发表对华强硬言论，警告"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

这种"北京拥抱柏林，柏林敲打北京"的双面剧，暴露出默茨政府的深层困境：

对产业界，"强大"确认中国市场不可替代，"谦虚"暗示中国可合作、非对抗，为空客、西门子、巴斯夫等巨头吃下"定心丸"；

对安全鹰派，通过"强大"承认潜在竞争属性，换取其对"谦虚"务实接触的默许，维持执政联盟脆弱平衡；

对跨大西洋盟友，向华盛顿传递战略自主信号——德国不会盲目追随对华遏制，但也不会挑战西方核心利益框架。

这种战略性模糊是默茨作为保守派政治家的典型手法：既不像前任朔尔茨那样将中国标签化为"制度性对手"，也不回到默克尔时代对"以商促变"的幻想，而是在承认实力现实的基础上，寻求可预期的利益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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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此言标志着欧洲对华认知的去道德化转向。

过去五年，欧盟对华政策在"伙伴-竞争者-对手"三重定位中摇摆不定，但本质上仍受价值观外交驱动。

无论是"去风险"还是"供应链韧性"，其话语内核仍隐含着对中国体制的道德评判。

默茨的"谦虚而强大"论，实质是将中国还原为一个正常的强大行为体——既不因其强大而恐惧，也不因其体制差异而居高临下。

更深层的战略信号在于：默茨明确反对"脱钩"，支持欧盟与中国发展"可靠和持久的经贸合作关系"。

在中美关税战升级、特朗普施压欧洲选边站的背景下，德国作为欧盟经济引擎，正在用"谦虚"这一东方伦理概念，构建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中欧共处哲学。

这种哲学并非简单的亲华，而是极端务实——它承认中国已成为多极世界的一极，承认德国无法承受与中国对抗的代价，承认在全球化退潮期，稳定的中德关系是德国维持大国地位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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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浅见以为这一表态的战略深度仍存疑。

语境依赖是首要问题。"谦虚"是否仅指中国在谈判桌上的务实姿态，还是对其发展模式的整体判断？默茨是否真正理解中国"谦虚"背后的文明逻辑，还是仅将其视为一种可资利用的谈判策略？

政治脆弱性构成根本制约。默茨领导的黑红联盟（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在议会中席位不足，随时可能面临绿党或选择党的挑战。其对华务实路线能否抵御美国压力、国内民粹主义冲击，以及下一次经济周期波动？

双向性缺失更值得关注。德国是否准备好以同样的"谦虚"接受中国企业在德投资、技术合作，而非仅将中国视为终端市场？当宁德时代、比亚迪试图进入德国时，柏林的"谦虚"是否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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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茨的"谦虚而强大"论，是现实主义外交对理想主义幻象的矫正，是经济理性对意识形态偏见的暂时胜利。但冷静地看，其本质或仍是危机驱动下的战术调整，而非完全是德国社会对华认知的战略共识。

真正的考验在于：当德国经济走出低谷、或中美博弈进入更激烈阶段时，这种"谦虚"的认知能否经受住"强大"现实政治的冲击？当"强大"的中国不再"谦虚"地满足德国利益诉求时，柏林是否还能保持这份难得的清醒？

历史将证明，万柳堂的这句话，是德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还是又一段外交插曲。但至少在当下，它为中德关系提供了一个超越对抗、回归务实的认知锚点——而这在当下的大变局中，已属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