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人均存款达到了11.89万元的历史新高。 如果按16岁以上人口计算,这个数字更是接近14.3万元。 然而,一个93年出生的小伙一年只花9000元,目标是存够200万就“再也不上班”;一个山东的家庭主妇,在丈夫一人工作、公婆无收入的情况下,每月硬生生从牙缝里挤出500元存起来,只为在孩子生病或老人住院时能说一句“我有办法”。 存款总额突破167万亿元,但“口袋里要有60万才敢买30万的车”成了无数人的共识。 钱越存越多,人却越来越不敢花,这成了当下最普遍也最矛盾的社会情绪。
居民存款的高增长背后,是消费贷款增速创下历史新低。 2025年,消费性贷款增速从上年的6.2%骤降至0.2%,房贷更是连续11个季度负增长。 人们不再热衷于加杠杆,而是拼命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央行数据显示,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24年末的61.4%回落至59.4%,去杠杆的幅度正在逐季加大。 这种集体性的财务收缩,直接反映在微观的消费决策上。 那位存了70万却舍不得换16万车的网友说,每一分钱怎么挣来的都记得特别清楚。 这不是吝啬,而是对金钱背后所付出的时间和代价有了更清醒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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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市场的压力是这种谨慎心态最直接的来源。 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22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在2025年8月曾攀升至18.9%,全年在16%-18%的区间高位波动。 25-29岁群体的失业率也维持在6.9%左右。 宏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左右,但个体的就业感受却持续偏冷。 与疫情前相比,2023年至2025年劳动参与率整体下降了约1.9至2.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约有1500万到1800万人暂时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他们以长期考研、全职照护、被动返乡等形式,构成了庞大的“隐性失业”群体。
这种系统性挤压导致了个体理性的避险选择。 202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达到371.8万人,在最近十多年里首次超过了考研报名人数。 “考编热”并非价值观的转向,而是在不确定时代下,对稳定现金流、长期社会保障和可预期职业路径的高度理性追逐。 当市场化部门提供的“好找、好干、敢干的工作”的可获得性下降时,体制内的稳定性就成了最稀缺的资源。 然而,当大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源持续从生产性部门流向分配性部门,这种个体层面的理性选择叠加后,可能带来社会整体创新活力和经济效率的系统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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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世代储蓄的逻辑出现了根本性的分野。 对于70后和80后而言,存钱的核心是为了“扛责任”——上有老下有小,担心物价上涨,害怕生活没有保障。 他们的储蓄行为与家庭生命周期紧密绑定。 而对于90后和00后,储蓄更像是一种“购买选择权”的行为。 他们存钱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是为了能够躲开无休止的加班熬夜,是为了拥有对不喜欢的工作说“不”的底气,甚至是为了逃避结婚生子的社会压力。 存款不再是未来购置房产的阶梯,而是当下能够“停下歇一歇”的缓冲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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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态转变的深层原因,在于财富安全感的来源发生了变化。 过去,房产是家庭最重要的财富锚,房价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能显著提振消费信心。 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期,家庭财富面临缩水压力。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增速持续低于平均值,反映出收入分化在加剧。 在资产端缩水和收入端承压的双重挤压下,银行存款账户里那个不断增长的数字,就成了最直观、最可控的安全感来源。 它不是用来增值的投资,而是用来“活命”的底线。
消费主义长期鼓吹“花钱买快乐”,但现实的反馈是,不花那些非必要的钱,反而让人心里更踏实,睡觉更安稳。 手机支付让每一笔开销都清晰可见,加剧了花钱的痛感;而存款藏在账户深处,越看不见,越让人觉得安心。 这种心态催生了极致的实用主义消费观:可以为了知识付费、为健康投资、为体验买单,但绝不会为虚荣和攀比多花一分钱。 存款,从一种延迟消费的手段,异化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心理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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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整个社会的储蓄意愿持续高企,一个庞大的资金“蓄水池”正在形成。 2025年,境内住户存款余额达到167.04万亿元,如果再加上33.29万亿元的银行理财和40.59万亿元的保险资产,居民“存钱”的总规模已接近241万亿元。 这笔巨量资金沉淀在金融体系内,一方面被视为未来消费和投资潜力爆发的弹药库,另一方面,其“不愿消费、不敢投资”的现状,也对扩大内需形成了直接的制约。 住户部门的存款降低1个百分点,理论上就能释放出1.67万亿元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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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图景:一边是人均存款逼近12万元的宏观数据,另一边是无数个体在微观层面极致的节俭与谨慎;一边是银行账户里不断攀升的数字,另一边是连换一辆车都要反复权衡的消费冻结。 这不再是简单的“有钱”或“没钱”的问题,而是一场关于风险感知、未来预期和生活掌控权的集体心理变迁。 存款,这个最传统的金融行为,被赋予了抵抗系统性风险、赎回个人选择权的全新意义。
那么,当沉默的储蓄成为最主流的集体行动,当“不消费”成为最有力的个人宣言,我们究竟是在构建一个更稳固的财务安全网,还是在参与一场缓慢的社会收缩? 如果每个人都选择守住自己的60万,那推动车轮向前的消费动力又将从何而来? 这种极致的理性,最终会让个体更自由,还是让整体更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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