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策突变，2万港人连夜归家，卖房赴日者遭重创，退路全断！

当约2.1万移英港人因政策突变和现实落差，开始计划回流香港时，另一群人的处境却更加绝望。他们是在疫情后变卖国内房产、举家奔赴日本的中国中产家庭。如今，他们迎面撞上日本右翼政府挥出的政策“三记闷棍”，投资门槛暴涨、永居入籍收紧、续签审查刁难。移英港人尚有故乡可退，而这些“润日”家庭，却早已在“日本梦”的幻影中，亲手斩断了自己的归途。

2021年，英国向香港BNO护照持有者抛出“5+1”签证计划，承诺居住满5年可申请永久居留，再住1年可入籍。这份承诺吸引了超过17万港人远赴英伦。五年之约将至，永居在望之际，英国内政部却在2025年11月突然宣布收紧移民政策。

虽然BNO签证的“5+1”年限得以保留，但申请永居的门槛被实质性抬高。最致命的两项变化是：英语要求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B1水平提升至B2水平；并且新增了连续3到5年、年收入不低于12,570英镑的硬性要求。B2水平相当于英国高中毕业的学术英语能力，远高于日常对话的B1标准。对于许多中年移民、家庭主妇或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港人而言，这两道新门槛如同突然升高的龙门。

一项针对超过1700名移英BNO港人的调查显示，若新政落实，高达99%的受访者认为英国政府违背了最初承诺，近95%的人形容这是“移动球门”。调查结果推算，约有12.8%的移英港人，即大约2.1万人，明确考虑回流香港。另有14.8%的人计划转赴其他国家，但最终也可能选择返港。

前TVB艺人林子博在移英五年后，公开控诉感觉自己被“摆了一道”。他原本已通过入籍考试，即将申请永居，却不得不面对陡然升高的标准重新准备。他的遭遇是许多移英港人的缩影。政策突变之外，冰冷的现实是另一重打击。2025年第四季度，英国失业率升至5.2%，为2021年以来的新高。一位回流的IT从业者透露，他在英国投递了上百份简历，全部石沉大海。

即便找到工作，高昂的生活成本也让中产家庭捉襟见肘。个人所得税率轻易超过30%，在伦敦，月薪4000至7000英镑的收入，扣除税款、高昂的房租和日常开销后所剩无几。有回流者感慨，在英国的几年“像做了一场噩梦”，最终决定回香港重启人生。与此同时，加拿大的“香港救生艇计划”也因申请严重积压而前景黯淡，约80%的申请需延至2027年后处理，最长的等待时间可能长达10年，迫使另一批港人加入回流行列。

如果说移英港人尚有一条退守香港的后路，那么另一批在疫情后怀揣梦想东渡日本的中国中产家庭，则发现自己踏入了一个更难挣脱的泥潭。他们曾听信移民中介描绘的“500万日元开公司拿签证、享受日式教育”的蓝图，毅然变卖国内房产，带着全部积蓄举家迁往日本。然而，从2025年底开始，日本政府在外界认为的右翼排外氛围下，接连挥出“三记闷棍”，彻底击碎了他们的移民幻想。

第一记闷棍，直击创业移民的命门——经营管理签证门槛暴涨6倍。 2025年10月16日起，日本正式施行新规，将申请该签证的注册资本金从500万日元大幅提高至3000万日元（约合150万人民币）。这并非唯一的变化，新规还强制要求申请人必须雇佣至少一名日本籍或拥有永住权等特定身份的全职员工，并且租赁实体办公室，彻底堵死了通过虚拟办公或“皮包公司”获取签证的路径。这意味着，许多依靠经营小型民宿、咖啡馆或贸易公司来维持签证的家庭，一夜之间失去了续签资格，前期投入的资金血本无归。

第二记闷棍，砸向长期居留的梦想——永住和入籍门槛双双加码。 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并将于2027年4月前敲定，在申请永久居留权时增设日语能力要求。同时，对于归化（入籍）的居住年限要求，计划从现行的“5年以上”原则上延长至“10年以上”，向永住标准看齐。此外，审查将更加严格，申请人的职业稳定性、收入水平以及是否按时足额缴纳国民年金、健康保险和税款，都将成为决定性因素。哪怕出现一次拖欠记录，都可能导致申请被拒。

第三记闷棍，关乎当下的生存——续签审查隐形收紧。 日本出入境管理局推行“综合评估”，对业务的真实性、匹配度以及公司的持续运营能力进行更严苛的审查。签证的申请和更新手续费也计划大幅上涨，永住申请费可能从目前的1万日元飙升至30万日元。这意味着，即便企业经营状况与往年相同，续签也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流程，任何微小的瑕疵都可能断送居留资格。

比政策更令人心寒的是社会氛围的变化。东京涩谷街头故意冲撞华人女童的视频曾在网络流传，校园霸凌和职场中隐形的歧视，让许多在日华人感到安全感正在流失。这些变化让那些破釜沉舟的家庭陷入绝境：国内的房产已经变卖，在日本投资的民宿或商铺因政策变化而大幅贬值、难以转手；孩子正在接受日式教育，回国面临课程衔接的巨大困难；人到中年，积蓄耗尽，当初热情洋溢的中介早已失联。

2025年，“深圳年薪百万大厂夫妻梦碎日本”的新闻曾引发广泛讨论。这对夫妻本是国内互联网大厂的精英，收入丰厚，一次旅行后决定辞职赴日追求理想生活。然而现实是，东京的生活成本极高，找到合适的住房非常困难，房租却与深圳持平。日常饮食开销大增，聘请家政人员的费用是国内的三倍，生活质量不升反降。繁琐的纸质化办公流程效率低下，外国人创业还面临诸多制度壁垒。妻子怀孕后，他们更发现日本的教育竞争同样激烈，升学压力巨大。最终，他们决定放弃，回国重新开始。

这个案例撕开了海外生活滤镜的一角。当普通中产被困在政策的夹缝和生活的落差中时，资本的动向早已指明了方向。2026年2月26日，李嘉诚家族出售了英国电网的全部股权，套现超过1100亿港元。这位曾经买下“半个英国”的富豪，正在彻底撤离英国核心资产。富人的嗅觉总是最灵敏的，他们的撤离用行动印证了海外并非永恒的避风港。然而，轻信“海外乌托邦”神话的普通中产家庭，却成了国际政策变动与移民中介话术联手收割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