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赌印度，四年间资金受困五十多亿，小米为何越陷越深？

6.7亿美元冻结，30亿美元营收蒸发，市占率腰斩...

2023年我在印度留学的时候，上过一门课叫《中国国家安全》。

有一次教授讲到“中国对印度国家安全的种种威胁”，其中提到了通讯产品可能造成的危害，言称使用中国手机会泄露隐私和个人信息云云。

底下同学一阵点头同意，于是，教授趁机当场做了一次课堂调研，问我们台下的同学们使用的都是什么手机。

结果尴尬的是，在场超过一半学生用的是小米，教授直呼印度要完。

如果把时间拨回到2018年的印度首都新德里，你会看到这样一幕：商场门口还没开门，队伍已经拐了两个弯；年轻人举着橙色海报自拍，嘴里念叨的不是苹果，也不是三星，而是Redmi。

2017年至2020年，小米在印度几乎一路横推，电商平台一到整点就“秒空”。那几年，小米在印度不是在卖手机，而是在制造一种参与感，一种属于印度城市新兴中产的科技符号。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统计，到2020年时，小米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一度超过30%，连续多年排名第一，全年出货量逼近4000万部，稳居市场头部。

此时，印度已经成为小米中国之外最大的单一市场，甚至在某些季度贡献了公司海外业务的半壁江山。从财报到发布会，从供应链扩张到本地建厂，“印度”两个字频繁出现，几乎成了小米全球化叙事的主语。

当时小米进军印度市场的逻辑堪称完美。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国家，智能手机渗透率仍在上升通道，年轻人口占比高，对价格高度敏感——而小米最擅长的正是用规模化采购和极致效率把成本压到极限，再用性价比迅速铺开市场。线上闪购加线下扩张，本地组装配合中国供应链支撑，打法简单粗暴却异常有效。

当时，印度手机市场被小米视为复制“中国奇迹”的试验田，是可以对冲国内市场增速放缓的第二增长极，是资本市场眼中最具想象力的海外筹码。

那几年，关于小米的海外故事，几乎都从印度讲起...

转折点出现在2022年4月。印度执法局以涉嫌违反外汇管理法、通过特许权使用费等方式向境外转移资金为由，突然宣布冻结小米印度约555亿卢比资产，按当时汇率折算约6.7亿美元。

消息经由路透社、彭博社等国际媒体迅速传开，那一刻，小米在印度的“奇迹增长”故事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

之后的剧情跌宕起伏，并没有沿着“冻结—罚没”的单线推进。

仅仅在一个月后，2022年5月，印度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出手干预，似乎给这场风暴带来转机。根据路透社报道，法院曾一度暂缓执行冻结决定，并允许在特定条件下使用部分资金。

算是阶段性解除了对小米约7.25亿美元资产的冻结令，甚至一度出现“资金解冻”的说法。

然而，这只是第一回合。案件并未就此终结。

随着执法机构继续推进程序，监管调查并未撤回，围绕外汇管理与税务合规的争议进入更长周期的法律博弈。

在随后的司法审理中，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驳回了小米对冻结令的挑战，维持冻结状态，裁定执法局的扣押决定有效。

冻结与解冻→申诉与复议→裁定与上诉，程序不断推进，资金在法律框架内松动又冻结，冻结又解封，但始终处于争议阴影之下。

根据小米2025年财报，截至到去年9月30日，其印度账户中仍有约5.45亿美元资金被限定使用。

这是一场长达四年拉锯式的对峙，“受困”二字并不夸张。

毕竟这可是6亿多美元的资金，即便不是永久性罚没，只要无法完全回到自由调配的状态，就会成为经营层必须时刻考虑的变量。供应链节奏、渠道信心、资本市场预期，都被这场拉锯战牵动。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如果说资产冻结是一记势大力沉的重锤，那么税务争议则是紧跟着的第二波冲击。

2023年，印度税务部门对其展开关税追缴调查，指控其在2018年至2020年间未将向高通等公司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计入进口申报价值，构成低报。案件进入法庭程序。2025年11月，印度税务法庭裁定小米需补缴约7200万美元关税。

此前印度海关还曾发出约6.53亿卢比的关税通知，折算约800万至900万美元。小米随后向印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争议的核心在于特许权使用费是否应纳入进口税基。

虽然7200万美元、800万美元相较6.7亿美元不算天文数字，但从企业角度看，若裁定最终维持，意味着过去的利润分配结构将被重新定义，成本模型必须重算。冻结资金加上潜在税务追缴，可量化的风险敞口已经接近7.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五十多亿元，这正是标题中“资金受困”的现实基础。

印度政府并未止步于冻结与税务，监管环境的第三波冲击紧随其后。

2025年5月，印度政府发布新规，要求所有网络监控设备必须通过强制安全认证，部分产品需提交源代码进行审查。路透社报道称，该认证推进缓慢，企业面临审批积压。

而没有认证就无法销售，印度政府勒令企业必须在产品上市前完成更复杂的技术披露与合规验证。虽然规则并没有写着“针对谁”，但每一次审核、每一次认证、每一次税基重算，都在提高外资科技企业的运营门槛，让小米这样原本依赖规模和效率的商业模型，必须面对新的成本曲线。

更直接的变化发生在市场端。

根据Counterpoint和Canalys发布的季度报告，小米在印度的市场份额自2022年后逐步下滑。到2025年底，其份额已降至约11%至12%，排名滑落至前五边缘。

市场的竞争结构也在飞速变化。三星、vivo、realme等品牌加大本地生产与渠道投入，印度本土品牌也获得政策扶持。

从2020年超过30%的巅峰算起，小米在印度的市占率几乎腰斩。高峰时期小米在印度年出货量接近4000万部，如今可能不足2000万部。按照平均售价测算，单年度营收规模差额约在30亿美元量级。

虽然营收缩水不意味着亏损，但规模塌陷往往也代表着议价能力下降、渠道信心和品牌势能同步走弱，这对以高周转著称的商业模式打击尤为明显。

回头看，小米当初的战略假设并非没有逻辑。印度长期鼓励“本地制造”，小米也在印度当地建立了组装体系，仅少量零部件从中国及其他经济体进口。

但2023年之后，印度政策重心出现明显变化，从吸引投资转向强化产业主导权与税收解释权。安全审查、税基界定、外资结构审视逐步常态化，市场逻辑开始让位于治理逻辑，规模不再等于安全，反而带来更大的风险。

那小米为什么不抽身？为什么不干脆收缩战线，把资源转回东南亚、欧洲甚至拉美？为什么明知道水深，还要继续往里走？

但问题的核心其实只有一句话：不是不想走，而是走不了。

印度不是小米的“海外之一”，而是曾经的“海外支柱”，高峰期接近4000万部出货，本地制造、渠道体系、营销团队全部深度绑定。撤出就意味着资产减值、供应链重构、品牌清零，沉没成本巨大。对一家本就依赖规模摊薄成本的硬件公司来说，这不是战略手术，而是断肢求生。

第二个现实更直接——印度手机市场的体量还在。即便市占率跌到11%至12%，印度依然是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千万级年出货规模依旧存在。对小米而言，只要还保有现在的体量，就还能支撑全球采购议价和成本模型。一旦抽离，全球成本曲线都会抬升，连锁反应远超单一市场盈亏。

第三，是路径依赖。最初的成功强化了投入，投入扩大了敞口，敞口反过来加深依赖。当监管环境变化，企业已不具备轻装转身的空间。资金被反复拉锯，税务口径被重新定义，规则从事后监管转向事前准入——这些都在提高运营成本，但还没有高到“必须撤退”的程度。于是博弈继续，风险累积，越陷越深。

说到底，“越陷越深”不是因为看不清，而是因为退一步代价太高。

曾经小米公司最锋利的价格武器，在合规成本抬升后开始变钝；曾经最骄傲的高周转体系，在资金受限与税务争议中被迫放慢节奏。

但是——规模不能丢，叙事不能断，全球化样板不能塌。

四年时间，五十多亿元资金反复拉锯，三十亿美元销售落差。小米在印度的市场没有一夜之间塌陷，但小米在印度的故事，从狂飙突进，走到了一场高成本、长周期的制度博弈里。

进退都难，持续失血，这是真正的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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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梓硕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与区域研究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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