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天刚擦黑,我拖着行李回到沂蒙山深处的老屋。父亲站在院门口,没说话,只把冻红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接过我的包。那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或许是他等了一整年的念想,又或许是我这些年在外奔波的疲惫。
屋里炉火正旺,灶上炖着白菜豆腐,香气混着柴烟,在梁间盘旋。我放下行囊,忽然觉得肩头一松,仿佛卸下的不只是衣物,还有胶东小城日复一日的焦虑与奔忙。父亲说:“春联买好了,就等你回来贴。”他声音不高,却像一根线,轻轻系住了我漂泊的心。
次日清晨,我们踩着薄霜去贴春联。浆糊是父亲熬的,用面粉加水慢火搅成,温热黏稠,像极了小时候他给我糊风筝的胶。我扶梯子,他登高,手有些抖,却执意要亲手把“福”字贴正。红纸映着雪光,也映着他花白的鬓角。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年味,并非烟花有多亮、春晚有多热闹,而是有人愿意在寒风里,为你把一个“福”字端端正正地贴在门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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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夜饭是父子俩一起做的。他剁馅,我擀皮;他炒菜,我烧火。厨房里蒸汽氤氲,话语不多,却句句落在实处。“这白菜是你娘在世时种的最后一茬,留了种子,年年都长。”他说这话时背对着我,锅铲翻动,仿佛只是随口一提。可我知道,那是他心里最深的根,也是他独自守着这老屋的理由。
夜幕降临,一家人——其实只有我和父亲,还有邻家来串门的小侄女——围坐桌前看春晚。电视里的笑声喧闹,窗外偶有鞭炮炸响。小侄女捂着耳朵笑,父亲眯眼打盹,我悄悄给他的茶杯续上热水。没有觥筹交错,没有豪言壮语,只有炉火噼啪,饺子在锅里翻滚,像一颗颗沉浮的心事终于落定。
子时将至,我们依老例敬天地。父亲摆上三碗饺子、三炷香,朝南而立,低声念叨:“天地神明,保佑平安。”我跟着鞠躬,膝盖触到冰凉的地面,心头却涌起一股暖流。这仪式或许被时代视为“旧俗”,可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旧”,托住了我们灵魂的底——让人知道,无论走多远,总有一方天地记得你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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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岁至凌晨,父亲竟精神得很,絮絮讲起我儿时偷吃供果被烫嘴的事。我笑着听,眼眶却发热。原来,他记得的不是我的成就,而是我摔过的跤、哭过的夜、笑出声的傻样。这便是亲情最朴素的真相:不问你飞得多高,只问你冷不冷、饿不饱、心累不累。
大年初一,我随他去拜年。山路崎岖,他走得慢,我搀着他。每进一户,乡亲们都说:“老张家儿子回来了!”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郑重的欣慰。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我的“回来”,不只是尽孝,更是对这片土地记忆的确认——确认我还属于这里,确认这山、这水、这人,未曾被我遗忘。
初二清晨,车停村口。母亲早逝,父亲送我到院门外便止步。“走吧,莫误了班。”他摆摆手,转身回屋,背影佝偻如一张旧犁。我没敢回头,怕一回头,就看见他站在门槛上久久不动的样子。
车行山道,晨雾弥漫。我忽然想起史铁生写过的话:“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而今我渐渐明白,所谓“好好过年”,并非追求热闹圆满,而是以虔诚之心,安顿好那些爱过我们的人,也安顿好自己那颗在尘世中颠簸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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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好老己”——这“老己”,既是父母日渐苍老的身躯,亦是我们内心那个曾赤脚奔跑在雪地里的孩子。年节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在烟火缭绕中,让我们重新认出彼此,也认出自己。
愿天下父母康宁,愿游子不忘归途,更愿我们,在每一个除夕夜里,都能把“好好活着”这件事,认真地、温柔地、郑重地——过成一种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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