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撕裂危机重现！极右翼操弄命案，想毁掉1945年反法西斯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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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皮埃尔·萨尔蒙在法国《世界报》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对暴力的狂热崇拜是法西斯主义与生俱来的内在基因。相比之下，历史的客观轨迹向我们证明，暴力带给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更多是恐惧，而非诱惑。

极端右翼激进分子昆汀·德朗克遇袭身亡。这一命案迅速发酵，将反法西斯主义直接推上了政治审判的靶场。

这起悲剧的种种细节被刻意放大，导致舆论几乎条件反射般地将“反法西斯主义者”与“激进暴力”画上了等号。

然而，只要回溯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岁月便会发现，反法西斯主义与暴力的关系远比今天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与他们那些崇尚武力的政治宿敌截然不同，绝大多数反法西斯阵营的行动者从骨子里是排斥暴力的。

反法西斯主义的内涵，绝不能被粗暴地简化为街头暴力。

在意大利初露端倪，并随后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便一直处于不断地演进与蜕变之中。

它既不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架构的政党，也不是一套僵化死板的教条。

本质上，反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场旨在筑起防御堤坝的政治抵抗运动。 在激进分子的广泛动员与跨地域流动中，随着地方、国家乃至跨国层面政治版图的不断重组，它的内涵与外延也日益变得丰富而复杂。

执政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正是这种多元化反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典型缩影。该政府当年高举着“反对贫困、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旗帜赢得了大选。

这个因选举而结成的广泛政治联盟，虽然从未真正将所有反法西斯流派熔于一炉，且在内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撕扯中备受煎熬，但其底线却十分清晰。

在这个联盟内部，没有任何一个派系敢于公开、明确地在政治角力中鼓吹使用武力。

反法西斯主义内在的这种异质性，恰好解释了它自诞生之日起，对暴力乃至对合法性所持有的那种充满矛盾与纠结的态度。

法国反法西斯运动，在催化整合各类左翼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彻底暴露了其内部深层次的撕裂。

面对国家警察机器的严酷镇压以及极端右翼组织明目张胆的暴力推崇，左翼阵营内部逐渐萌生了“自我防卫”的生存理念。

这种最初被视为在街头丛林中抵御暴力侵犯的自保手段，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出现了对敌方暴力的被动模仿，更演变成了一种暴力的螺旋式升级。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特定历史语境下，这种自卫行为在长远规划中甚至隐晦地指向了武装起义的终极目标。

诚然，在历史语境中，诉诸革命暴力确实曾得到部分人及其政党的公开辩护。

但是，尽管历史的沉淀会不可避免地在现实行动中留下烙印，武力的使用却从未真正沉淀为反法西斯政治文化的核心基石。

充其量，只有在面临生死存亡的极限处境时，在与法西斯主义展开真刀真枪的残酷战争中，那些被逼入绝境的行动者们才会无奈地选择拿起武器。

极度的两极分化

长期以来，专注于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战间期的历史学家们，始终围绕着“社会的粗鄙化与残暴化”这一理论概念展开着激烈的学术交锋。

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摩斯提出。他敏锐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孕育纳粹极权主义的罪魁祸首。在他看来，政治生活的全面军国主义化以及全社会对死亡日益增长的冷漠感，为法西斯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时至今日，尽管这一概念在公众舆论的辩论中依然被频繁引用，但在严肃的学术界，其昔日的光环已然黯淡。学者们批评该概念过于沉溺于学术思辨而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现场，更重要的是，它片面地将原因归咎于那场世界大战，而忽略了更为宏大和深层的结构性因素。

过度聚焦于战场战壕中的血腥恐怖，反而掩盖了经济大萧条的毁灭性打击、社会阶层纽带的彻底崩塌，以及民众在迷茫中对共同身份认同的绝望渴求，而令人警醒的是，这些危险的时代因子在今天的社会中依然清晰可见。

正是在这种社会失范的背景下，投身于某个政治团体，成为了当时许多人重建断裂社会纽带的替代性途径；而在具体的行动中，暴力则被异化为一种能够将原子化个体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强力黏合剂。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法西斯组织还是反法西斯团体，都曾频繁诉诸于街头游行、统一着装、尚武逻辑乃至主动出击的进攻性行动。这种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极易让当代观察者陷入混淆，误以为两者是一丘之貉。

然而，剥开表象的迷雾，这两种政治文化的底色却有着天壤之别。

对于极端右翼而言，对暴力的狂热拥抱是其维持生命力的核心要素；但对于左翼的自卫团体来说，暴力不仅从未成为其政治信仰的核心，而且这些团体在历史上也从未能长久存在，更无法在规模上与右翼暴徒相抗衡。

恰恰相反，对合法性程序的尊重、对和平主义的坚守、对军国主义的警惕，以及对政治场域中暴力行为的深恶痛绝，才真正构成了反法西斯激进文化最坚实的精神底色。

在审视那些极具时代特征的街头冲突时，历史学者们深刻揭示了其中“暴力螺旋式升级”的内在逻辑。

只有将反法西斯团体所采取的暴力行为，置于其必须应对敌方疯狂进攻的被动语境中进行考量，这些反击行为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解释力。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晦暗岁月里，无论是意大利、德国，还是法国与西班牙，整个欧洲大陆都沦为了一场法西斯化狂潮的宏大剧场。在这场狂潮中，蓄意编造的政治虚假信息、充满煽动性的社会动乱以及毫无底线的流血暴行，成为了法西斯主义席卷社会的标准配方。

以西班牙法西斯政党长枪党为例。自其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便处心积虑地在大学校园、工人罢工现场、各级选举集会以及公共游行队伍中，频繁且蓄意地挑起与左翼阵营之间极其血腥的肢体冲突。

对于长枪党而言，与他们口中的“红色分子”进行你死我活的街头斗殴，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种终极的政治目的。

在他们的叙事体系中，每一位在街头混战中倒下的长枪党暴徒，都会被迅速神化为殉道的“烈士”。这些血淋淋的尸体被当作绝佳的政治筹码，用以向全社会证明左翼势力所带来的“致命威胁”。

在这一精心策划的阴谋中，新闻媒体扮演了极其恶劣的推波助澜角色：左翼阵营在自卫过程中产生的暴力反击虽然客观存在，但却被右翼媒体恶意扭曲和工具化，其最终的险恶用心，是彻底摧毁公众对整个民主制度的信任与合法性认知。

将目光投向当下，极度的政治两极分化正诱使着众多政客不遗余力地鼓吹“极端等同论”。他们甚至试图通过话语操弄，在公众脑海中植入一种危险的错觉：仿佛当下的政治暴力仅仅来源于反法西斯阵营，抑或是极左翼势力。

然而，这种论调完全是罔顾历史常识的倒行逆施。对暴力的狂热崇拜，是法西斯主义深深镌刻在骨子里的基因，更是其驱动政治战车的核心引擎。

相比之下，历史的客观轨迹向我们证明，暴力带给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更多是恐惧，而非诱惑。

围绕昆汀·德朗克之死所掀起的这场舆论围剿，绝非一起孤立的突发事件，它实际上被巧妙地镶嵌在一个更为宏大、旨在将反法西斯主义彻底“污名化”与“犯罪化”的政治框架之中，而这一危险的政治逆流理应引起全社会的警惕。

通过对这场命案的蓄意消费与政治操弄，右翼乃至极端右翼势力更深层的政治图谋，是妄图彻底撕裂一份更为宏大、且被我们全社会共同继承的历史契约。

如果仅仅因为一桩令人发指的刑事案件，就将反法西斯主义轻率地献祭在政治舆论的祭坛上，那无疑是集体患上了历史失忆症。我们不应忘记，法兰西共和国，正是基于对纳粹主义和维希政权的共同仇恨与坚决抵抗，才得以将原本势同水火的左右两翼阵营重新凝聚在一起。

当某些政治势力不遗余力地将反法西斯主义囚禁在“暴力”的污名框架内时，他们或许正是欲盖弥彰，试图掩饰自己正逐渐背离那个曾将全社会团结在一起的反法西斯共识。

必须厘清的是，反法西斯主义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是左翼势力的专属领地。作为一名持天主教极端保守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乔治·贝尔纳诺斯不正是凭借其震聋发聩的著作《月下的巨大墓地》，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对西班牙佛朗哥政权最为深刻、最为锐利的当代批判吗？

作者：皮埃尔·萨尔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