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温州教师赴京任职，途中自认汉奸连夜南返

1981年的那个夏天，东京有些闷热。

一位75岁的老者，在榻榻米上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在这个岛国，他是受人追捧的汉学泰斗，徒子徒孙一大堆；可隔着那片海，在中国的老百姓心里，这名字早就烂透了。

这人就是胡兰成。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貌。

那会儿，他还没用回本名，对外自称“张嘉仪”。

1950年初，这位看似敦厚的“张嘉仪”老师，行李都打好了。

可偏偏在上海歇脚的那两天，他变卦了。

这一变，让他躲过了后来的狂风骤雨，但也让他这辈子再没机会开口解释，最后只能死在异乡。

很多人觉得他是吓破了胆，其实不对。

这一变卦背后，藏着一个顶级投机客对局势最冷血、也最精明的算计。

把镜头切回1950年的春天。

那会儿的胡兰成，已经在温州一所中学里“猫”了四年。

他跟人吹嘘自己是河北名门之后，话里话外还暗示跟晚清名臣张佩纶——也就是张爱玲的祖父，沾亲带故。

他在温州教书育人，那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书法写得也漂亮。

日子太平吗？

太平。

可他知足吗？

才怪。

像胡兰成这种人，骨子里就耐不住寂寞。

温州对他来说，也就是个避雨的亭子，绝不是归宿。

眼瞅着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各路能人都往北边跑，他那颗想“出人头地”的心，又开始痒痒了。

摆在他面前有个死结：身份见不得光。

国民党的通缉令上有他，共产党的战犯名单里也有他。

想洗白，难如登天。

但这人胆子大，走了一步险棋：找靠山。

以前政界那些狐朋狗友是用不上了，死的死，关的关。

为啥选梁漱溟？

胡兰成心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头一个，梁漱溟是新儒学的大宗师，惜才；再一个，梁漱溟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都要敬三分的贵客。

只要梁漱溟点头，这就等于拿到了一张通往新政权的“护身符”。

从1946年底开始，一封封署名“张嘉仪”的信，像雪片一样飞向北京。

他那是顺着梁漱溟的毛摸，甚至在信里肉麻地写道：“这几十年的老朋友里，没人像您这么懂我。”

这一捧，把梁漱溟给捧晕乎了。

梁漱溟是个正人君子，君子最容易被所谓的“知己”蒙住眼。

他哪能想到，这个对他顶礼膜拜的“张嘉仪”，就是当年摇唇鼓舌吹捧“中日亲善”的胡兰成。

一来二去，这关系就铁了。

等到胡兰成在信里假惺惺地流露出“不想老死在温州乡下，想为国出力”的意思时，梁漱溟动了恻隐之心。

这对胡兰成来说，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是肉馅的。

1950年初春，胡兰成上路了。

从温州出来，一路顺风顺水。

这时候的他，离“洗白上岸”就差临门一脚。

到了上海，他住进了以前学生熊剑东的老宅子。

熊剑东是个伪军头目，早没命了，留下的遗孀根本不知道胡兰成的老底，只当他是亡夫的恩师，好吃好喝招待着。

按原计划，他在上海歇两天，整理一下旧稿子，然后买票北上。

只要脚踏上去北京的火车，胡兰成的下半辈子，可能就是另一番光景。

可就在这两天，上海的风向变了。

那天正好下雨，胡兰成躲进路边一个旧书摊避雨。

书摊老板正唾沫横飞地跟人侃大山，聊最近的新闻。

聊啥？

“镇反”。

新中国刚成立，为了把政权坐稳，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酝酿。

上海这种以前藏污纳垢的地方，更是清理的重点。

那老板嘴里蹦出来的词儿，听得胡兰成后脊梁骨直冒凉气：“清理反动残余”、“抓捕战犯”、“严惩汉奸”。

再看配图，好几个他以前熟得不能再熟的同僚，正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

这一瞬间，胡兰成那个发热的脑瓜子，像是被浇了一盆冰水，彻底凉透了。

他赶紧重新盘算这笔账。

可输面呢？

梁漱溟保的是“张嘉仪”，可保不了“胡兰成”。

北京那是啥地方？

那是政治中心，熟人多如牛毛。

只要有一个人认出这张脸，或者有人从笔迹里看出猫腻，甚至只要档案部门稍微查查履历，“张嘉仪”这个肥皂泡立马就得破。

到时候，欺骗梁漱溟的罪名，再加上汉奸的老账，足够让他死得连渣都不剩。

这还不是概率问题。

在胡兰成看来，这是铁板钉钉的事。

共产党办事那种严密劲儿，远不是他以前糊弄的那些旧官僚能比的。

这笔买卖，怎么算都是亏本，而且是拿命亏。

想通了这层，胡兰成的反应快得惊人。

一点犹豫没有，对那个“即将到手的富贵”，连看都不多看一眼。

当晚，他连夜把去北京的车票给退了。

他给梁漱溟写了最后一封信，托熊太太寄出去。

信里写得依然是冠冕堂皇：“张嘉仪不敢接受任命，心里惶恐得很，实在不忍心连累梁兄的大义。”

这话听着像是羞愧，其实是为了掐断线索，防止梁漱溟继续查他的下落。

紧接着，他选了另一条道：往南跑。

火车也不坐了，走地下黑道，先溜到广州，再偷渡香港，最后逃去日本。

这是一条亡命天涯的路，意味着从此得隐姓埋名，在异国他乡飘着。

可对胡兰成来说，这也是唯一能保命的路。

回过头来看，胡兰成这一辈子，活脱脱就是一部“投机倒把史”。

1938年，上海沦陷。

1944年，汪伪政权快塌了。

他又算账：日本人要完犊子，得留后路。

于是他一边在面上唱赞歌，一边私底下跟人嘀咕“日本必败”，甚至因为这事惹毛了汪精卫被关起来，结果反倒成了他后来给自己洗白的“资本”。

1950年这一把，是他人生最后一次，也是最悬的一次豪赌。

他赌赢了吗？

要是从活命的角度看，他赢了。

成功溜到了日本，躲过了后来的大风大浪，还在那边娶妻生子，活到了75岁。

可要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他输了个精光。

他用半辈子的才华，换了一顶摘不掉的“汉奸”帽子。

在温州那几年，本来有机会老老实实当个教书先生，他非要去北京；到了上海，又因为怕死当了逃兵。

1981年，当他在日本咽气的时候，留下的只有几本争议不断的书，和一段让人瞧不起的历史。

就像他在上海那个雨天做的决定一样：

他总能在最危险的时候找到那条让自己活命的缝隙，但也正因为钻了这条缝，让他永远站在了民族大义的对立面。

聪明吗？

确实脑子灵光。

可惜，全是小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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