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的指控确认听证会进入第三天,检察官团队反复播放多年前的视频片段,那些内容正是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本人在公开场合说出的每一句话。
这些视频成为检方构建案件的核心材料,法庭上法官们仔细审视每一段讲话如何与实际行动形成对应。
杜特尔特在2016年总统任期开始时多次提到要组建专门小组处理毒品相关人员,并表示会为执行者提供奖金,完成任务数量越多收益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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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表述如今被检方解读为建立绩效激励机制的直接信号,让警察和民间枪手在行动中获得明确动力。
回溯到更早的达沃市长时期,类似言论已经出现,当时当地针对特定目标的夜间清除行动已经形成模式。
进入全国扫毒阶段后,这种模式扩大,行动从单一城市覆盖到全国基层 barangay 社区,协调层级也从地方警察上升到中央层面。
检方指出,杜特尔特在公开集会和电视节目中承诺,执行人员如果遭遇麻烦,他会动用国家权力给予全面保护甚至特赦。
这类保证在法庭材料中被视为破坏法治的证据,因为它直接鼓励了法外处决的发生。
官方统计显示,2016年至2019年间警方行动导致约6252人死亡,而人权组织估算包括非官方处决在内的总数可能达到三万。
这些数字与杜特尔特讲话中提到的清除规模形成直接对照,让检方能够论证政策意图的系统性。
听证会现场,辩护律师团队强调这些言论属于政治动员中的夸张表达,不能等同于具体犯罪指令。
但检方通过时间线对比,展示了从市长到总统的连续过程,行动范围和强度都出现明显升级。
2011年11月起至2019年3月16日期间的整个时段,法院保留管辖权,尽管菲律宾已在2019年退出罗马规约。
杜特尔特本人选择不亲自出庭,他通过律师坚持不承认法院权力,并以健康为由缺席。
2016年9月30日在达沃的一次讲话中,杜特尔特把自己与希特勒处理特定群体的方式相比,宣称愿意对本国数百万吸毒者采取类似彻底手段。
这段内容在西方语境下触及敏感红线,检方将其作为显示大规模清除意图的关键证据。
辩护方回应称这是修辞手法,但法庭需要评估这些公开表态是否构成了指挥责任的证明。
检方没有依赖机密档案,而是完全依靠杜特尔特本人的公开记录来串联责任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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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录包括广场演讲、电视直播和记者会发言,每一段都曾用于国内政策宣传。如今它们被放置在国际法庭上,检方论证这些话语创造了恐惧氛围,让执行者认为行动获得最高层背书。
听证会从2月23日开始,26日辩护方开始提交反驳材料,重点质疑证据的间接性质。
检察官团队展示了超过一千三百项材料,包括证人摘要和视听片段,旨在证明行动的系统性和杜特尔特的间接共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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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特尔特在2025年3月11日从香港返回马尼拉时被捕,当天机场行动由菲律宾国家警察与国际刑警联合执行。
次日他被移交海牙,3月14日通过视频参加首次聆讯。
杜特尔特原本可能认为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就能提供保护,却没想到自己的旧言论成为跨国程序的直接依据。
东南亚其他国家关注此案进展,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重申各国处理内部事务的自主权,同时维持与各方的大规模贸易联系。
听证会定于27日结束,之后预审庭有六十天时间决定是否确认全部或部分指控并进入正式审判阶段。
这一案件让人们看到,曾经的公开动员话语如何在多年后转化为法律责任的铁证。
杜特尔特的支持者在菲律宾国内举行集会,批评外部机构介入,而受害者家属则通过转播关注庭审过程。
整个事件从达沃市长时期的针对性行动,发展到全国范围的系统清除,体现了政策执行的连续升级。
检方在听证中反复强调,这些公开言论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形成了从意图到执行的完整链条。辩护方则指出,检方材料多依赖媒体报道和人权报告,缺乏直接物证链接具体事件。
如今,听证进入辩护陈述阶段,法官们需要权衡双方提交的内容。
菲律宾国内民调显示,对此案的支持率出现变化,部分民众仍怀念当年扫毒带来的秩序感。
但受害者群体持续推动问责,认为独立法庭提供了国内难以实现的公正机会。
杜特尔特案作为亚洲首位前国家元首面临此类程序,引发区域内对类似司法机制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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