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黑马遇挫：曾叫嚣取代中国，如今却步日本后尘

前言

近两年，一种鲜明的反差正悄然浮现：曾被全球资本热捧、被媒体频频冠以“下一个世界工厂”头衔的越南，近期热度明显回落，舆论场中相关讨论显著降温。

取而代之的是接连传来的现实挑战：部分制造企业产能利用率持续走低，个别工厂已进入半停产甚至全面停工状态；一批跨国投资计划出现延迟、收缩或重新评估；金融与房地产领域风险集中暴露，标志性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叠加全国性供电压力加剧，阶段性限电频发，直接冲击制造业连续化作业能力与交付稳定性。

于是外界不禁追问：这匹曾被寄予厚望的“东南亚快马”，是否尚未完成起跑加速，便已在基础设施、制度韧性与产业纵深等关键环节遭遇了现实绊脚石？

增速好看，钱却扎堆炒房：楼越盖越高，底子越垫越空

支撑越南近年国际关注度的核心指标确实亮眼：出口总额连年攀升、外商直接投资持续涌入、GDP年均增速稳居区域前列。但细究其增长成色，不少动能正显露出结构性失衡的隐忧。

表面看，制造业扩张势头强劲；深层里，大量流动性却持续涌向房地产市场，投机氛围日益浓厚。据多家机构联合测算，越南房地产资产总值一度逼近4.5万亿美元量级，河内与胡志明市中心地段地价数年内翻倍上涨，普通工薪家庭需倾尽三代积蓄方能购置一套基础住宅，薪资涨幅长期落后于房价涨幅，居民生活负担指数持续高位运行。

房价持续高企，不仅挤压消费空间，更导致社会资源加速向地产领域倾斜——开发商高频拿地、批量囤储、高杠杆运作，商业银行同步扩大抵押贷款投放，资金循环高度集中于土地开发与楼盘建设环节。

相较之下，实体制造端吸引力明显不足：回报周期长、管理复杂度高、还需同步解决电力保障、物流时效、技工培养等系统性难题。由此催生出一种典型悖论：城市主干道两旁楼盘广告密集林立，真正用于夯实产业链厚度、提升技术附加值的长期投入却相对薄弱。

再审视“越南制造”的真实分量，当前多数出口产品仍集中于终端组装环节——成衣、运动鞋、中低端消费电子等品类占主导，越南主要承担最终加工与包装工序，而上游核心面料、精密芯片、关键元器件等高度依赖进口，主要来源国集中于中国、日本与韩国。

贴牌代工模式虽拉动出口数据上扬，但价值链中最大份额利润并未沉淀于本地。订单旺盛期尚可依靠延长工时、增加班次维持运转；一旦外部需求转弱或全球供应链出现局部梗阻，生产链条极易陷入停摆。

在此类增长范式下，宏观指标可以快速拉升，经济底盘却略显单薄：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居民消费受房贷压力抑制，企业融资渠道被地产项目大量占用，整个经济体恰如一辆外观锃亮的汽车——车身喷漆光鲜夺目，但发动机尚未完成迭代升级，短期提速迅猛，稍遇路况起伏便易出现动力中断与系统抖动。

银行窟窿捂不住：富豪把银行当提款机，救市钱越砸越心慌

房地产过热已埋下隐患，若叠加金融体系风险暴露，则极易触发连锁反应。2024年前后爆发的张美兰案，成为震动越南金融界的标志性事件。

公开披露信息显示，其控制的商业网络深度嵌套于银行业与地产开发之间，通过设立多层关联实体、虚构交易背景、循环注资等方式实施资金腾挪，最终导致风险敞口持续扩大、难以覆盖。

此案也揭开了部分金融机构治理结构的深层问题：一些名义上实行股份制、对外宣称公众持股的银行，实际控制权可能长期由少数人掌握，信贷资源存在被定向输送至特定关联项目的潜在可能。

银行信用一旦受损，首当其冲的是储户信心与企业资金安全。公众存款的核心诉求本就是稳健与可预期，任何风吹草动、流言四起或挤兑苗头，都可能迅速动摇金融系统的脆弱平衡。

为防止风险扩散，越南央行不得不启动应急干预机制。相关报道指出，其曾向涉事机构提供超大规模“特别流动性支持”，折合美元金额十分可观。这类救助本意在于阻断风险传导，但若底层窟窿过大，所谓“输血”便极易演变为无底洞式的资源消耗。

另有市场消息称，部分涉案银行不良贷款率一度突破监管警戒线，接近账面资产实质性失效的程度。尽管具体数值尚难完全交叉验证，但负面情绪已在市场层面快速发酵并形成共识。

监管能否真正穿透层层架构？财务报表背后的真实质量如何？还有多少类似隐患尚未浮出水面？当此类不确定性疑问不断累积，外资机构便会立即启动风险重估模型——资本天然厌恶模糊地带，宁可接受较低收益，也不愿承担不可控损失。

一旦金融系统被打上“透明度不足”“人情大于规则”“风险处置能力存疑”的标签，直接影响便是融资成本系统性抬升、企业信贷可得性下降、本币汇率与资产价格波动加剧。

外资最初选择越南，看重的是“政策清晰、运营稳定、回报可期”的综合优势。如今目睹地产与金融深度捆绑、风险相互传导，不少投资者开始审慎调整策略：或暂缓新增布局，或阶段性撤出部分存量资金，越南过去高度依赖外资驱动出口增长与就业扩容的发展路径，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承压测试。

外资撤离的算盘：断电一次就赔惨，缺一颗螺丝能拖几个月

外资决策绝非感性行为，其区位选择始终围绕三大刚性条件展开：成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可靠高效的基础设施支撑、清晰可预期的政策执行环境。而越南当前面临的突出矛盾，恰恰集中在这三个“基本盘”的支撑力尚未充分夯实。

先看电力供应——这是现代制造业的生命线。对半导体、精密仪器、数据中心等高端制造环节而言，哪怕毫秒级电压波动，也可能造成整批晶圆报废或服务器宕机，单次事故损失动辄达千万元级别。

英特尔曾在越南推进二期扩产计划，但后续动作明显放缓，业内普遍分析认为，供电稳定性是重要制约因素之一。道理很朴素：劳动力成本节约带来的微薄优势，根本无法覆盖因停电导致的产品报废、工期延误及客户索赔等多重隐性成本。

再看供应链配套能力——富士康等全球头部代工企业的运营逻辑极为清晰：“零库存”不等于“零储备”，而是建立在“极速响应”基础上的柔性协同。一条百万级产能产线最怕“卡脖子”：少一颗定制螺丝、缺一个专用接口、晚到一车包材，整条自动化流水线即刻停摆。

中国的强大之处正在于此：产业集群高度密集，30分钟车程内即可触达数百家合格供应商，今日缺货，今日补足。越南目前尚不具备同等密度的本地配套生态，大量零部件仍需跨境采购，其中相当比例来自中国，运输周期、清关耗时、安全库存要求等客观因素，持续侵蚀着人工成本优势。外资在越设厂，账面上计算的是“月薪更低”，实际运营中核算的却是“全要素综合成本未必更低”。

最后是政策落地的确定性。部分地区出于扶持本土产业考量，陆续出台提高本地采购比例、强化国产化替代等导向性要求，方向值得肯定，但现实约束同样明显：本土供应商在技术研发能力、量产交付规模、质量管理体系等方面尚未形成匹配能力。

若强行设定配套率硬指标，结果往往是合格供应商供给严重不足，工厂被迫反复停线，或无奈退回进口路径。而跨国企业订单合同均按天计罚，违约成本极高，与其疲于应对突发性断供危机，不如将产能转移至制度更成熟、响应更敏捷的区域。

外资退出并非总是戏剧性的“仓皇撤离”，更多体现为两种理性选择：暂停新项目审批流程，延缓既有产能扩建节奏；同时通过订单分流、产能再分配等方式，逐步实现产能转移。等到街头开始频繁出现“停产公告”“人员优化”等信号时，经济冷暖早已超越统计数据，成为民众可切身感知的现实体感。

结语

有人将越南现状类比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泡沫破裂，这一对照仅具部分参考价值。日本彼时虽泡沫庞大，但其技术积累、产业完整性与全球品牌影响力已构筑坚实护城河，具备足够缓冲空间进行结构性调整。越南的特殊性在于：产业根基尚未扎实筑牢，金融与地产却已率先过度膨胀，整体抗压阈值与风险消化能力明显受限。

越南经济不会骤然崩塌，外资也不会集体撤退，但那种单纯依靠高增速数字构建的发展叙事，已进入必须接受实践检验的关键阶段。真正决定一国能否留住先进制造的，从来不是低廉劳动力的短期噱头，而是能否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公开透明的金融治理、高效协同的产业配套以及言行一致的政策环境。唯有补齐这些基础短板，增长才能真正立得住、行得远；倘若短板持续悬置，外部风向稍有变化，发展成果便极易回归原点，甚至付出更大修复代价。

信源

中国新闻网：《2024年越南GDP增长约7.09%》央广网：《惊天大案！第五大银行被女富豪“拖下水”！这国央行紧急救助1700亿元》澎湃新闻：《越南错失多家跨国巨头投资，原因披露》中国经济网：《英媒称英特尔搁置越南投资计划，担忧电力供应稳定》河南日报：《富士康为何重仓河南》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富士康在豫战略布局迈入全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