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教授，脱离“两大实际”，成了一个时代街头巷议的“贵人”

受国家社保部门的委托，郑秉文团队设计的“养老金并轨”，在十年过渡期的实践中，由于脱离了“两大实际情况”，即：（1）养老金每一年都上调的变化；（2）社会平均工资的变化，引起了全社会的争议，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

郑秉文教授也成为了：（1）高养老金领取的贵人；（2）早退休的中人不可忘记“仇人”；（3）退休老人嘴里的“罪人”。只有他的离谱设计，才能导致，晚退休一天、一月、一年、几年，比同条件下的人员高300—3000以上的高额养老金，只有他才能把早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搞低，一个可笑的“保低限高”，虽则限制了早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但未能限制晚退休人员的高额养老金，使得早退休中人，念念不忘，时刻牢记，并且退休老人也骂声一片，成为了老人们的“罪人”。

这个郑秉文，也许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不知道是推动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还是抑制了发展的脚步。可以一分为二地讲，他的并轨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把养老金制度在老年人退休后，进行了统一。

关键他对计发办法的设计上缺乏了严格的论证，给制度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

一，对养老金计发中的多重变量缺乏前瞻性推算。

养老金并轨中的多重变量，诸如：缴费指数（这个加权平均数设计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视同缴费指数（这个在设计上，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着不一样的计算，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是一个指数通用，而企业是两个不同的指数），视同缴费年限，实际缴费年限，社会平均工资，各省市的工资指数。

问题最大的，莫过于社会平均工资，这是一个多重变量的叠加，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它是一个无规律的变量，如果国民经济高速发展，这个变量就发展就特别快，虽然，国家每一年都给各省市下达了经济指标，但是发展的规模，速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不可控的。如果社会平均工资，发展的过快，对养老金的高低影响就大，反之亦然。

所以，养老金的高低与社会平均工资的高低关系极大。

二，养老金的上调多少并不是以设计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也许，郑秉文团队，在设计这个并轨改革方案时，只看到了：一，快速上涨的国民经济总量；二，每年退休人员养老金上涨都是10%。而没有看到它的深层次变化，就是社会平均工资上涨过快，对养老金的计发影响太大。

好媳妇儿难做无米之炊，基金库的钱是非常有限，加之工资上涨，对财政带来的压力山大，一方面财政要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一方面要补充缴纳社保，另一个方面，要支付当期人员养老保险的垫付，这就无形中给财政雪上加霜。

一方面，社会平均工资在节节攀升，另一个方面，养老金每年上调的比例下降，这个“一升一降”，郑秉文团队可能是始料不得。

这是加大差距的另一个外因。

三，郑秉文教授就成为了众人口中的“贵人”、“仇人”、“罪人”

之所以成为“贵人”，是后退休人员，在没有早退休人员的职务职称高，也比前退休人员养老金高；后退休人员没有前退休人员工龄长，也比前退休人员养老金高；在职的时候，工资低于前退休人员，养老金也比前退休人员养老金高，没有任何理由，只是退休晚，养老金就比前退休人员多拿一、两千元，三、四千元，甚至更高。

晚退休人员，只有赞歌，没有怨声，这就是郑秉文是晚退休人员的“贵人”。

郑秉文是早退休人员的“仇人”，就是一个“保低限高”，把自己的养老金限制了几千元，在同等条件下，低人一等，无处说理，郑秉文教授成为了影响自己养老金高低的“仇人”。

郑秉文是退休老人的“罪人”，虽然，他设计了一个“保低限高”，只是对一部分人的养老金的高低受到了影响。但是，这种设置，给自己没有带来一点点好处，并且在同等条件下，与晚退休人员，相差一半，所以，退休老人，怎么不骂这个郑教授呢？

综上所述，养老金制度要长足发展，公平、公正、合理是发展的必然，而且，每一次工资改革，养老金调整，不免要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合理，调整是一把金钥匙，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我们希望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健康长足稳定的发展，将是每一个人共同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