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国家社保部门的委托,郑秉文团队设计的“养老金并轨”,在十年过渡期的实践中,由于脱离了“两大实际情况”,即:(1)养老金每一年都上调的变化;(2)社会平均工资的变化,引起了全社会的争议,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热点话题。
郑秉文教授也成为了:(1)高养老金领取的贵人;(2)早退休的中人不可忘记“仇人”;(3)退休老人嘴里的“罪人”。只有他的离谱设计,才能导致,晚退休一天、一月、一年、几年,比同条件下的人员高300—3000以上的高额养老金,只有他才能把早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搞低,一个可笑的“保低限高”,虽则限制了早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但未能限制晚退休人员的高额养老金,使得早退休中人,念念不忘,时刻牢记,并且退休老人也骂声一片,成为了老人们的“罪人”。
这个郑秉文,也许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不知道是推动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还是抑制了发展的脚步。可以一分为二地讲,他的并轨思想还是比较先进的,把养老金制度在老年人退休后,进行了统一。
关键他对计发办法的设计上缺乏了严格的论证,给制度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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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养老金计发中的多重变量缺乏前瞻性推算。
养老金并轨中的多重变量,诸如:缴费指数(这个加权平均数设计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视同缴费指数(这个在设计上,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着不一样的计算,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是一个指数通用,而企业是两个不同的指数),视同缴费年限,实际缴费年限,社会平均工资,各省市的工资指数。
问题最大的,莫过于社会平均工资,这是一个多重变量的叠加,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它是一个无规律的变量,如果国民经济高速发展,这个变量就发展就特别快,虽然,国家每一年都给各省市下达了经济指标,但是发展的规模,速度,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不可控的。如果社会平均工资,发展的过快,对养老金的高低影响就大,反之亦然。
所以,养老金的高低与社会平均工资的高低关系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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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老金的上调多少并不是以设计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也许,郑秉文团队,在设计这个并轨改革方案时,只看到了:一,快速上涨的国民经济总量;二,每年退休人员养老金上涨都是10%。而没有看到它的深层次变化,就是社会平均工资上涨过快,对养老金的计发影响太大。
好媳妇儿难做无米之炊,基金库的钱是非常有限,加之工资上涨,对财政带来的压力山大,一方面财政要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一方面要补充缴纳社保,另一个方面,要支付当期人员养老保险的垫付,这就无形中给财政雪上加霜。
一方面,社会平均工资在节节攀升,另一个方面,养老金每年上调的比例下降,这个“一升一降”,郑秉文团队可能是始料不得。
这是加大差距的另一个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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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郑秉文教授就成为了众人口中的“贵人”、“仇人”、“罪人”
之所以成为“贵人”,是后退休人员,在没有早退休人员的职务职称高,也比前退休人员养老金高;后退休人员没有前退休人员工龄长,也比前退休人员养老金高;在职的时候,工资低于前退休人员,养老金也比前退休人员养老金高,没有任何理由,只是退休晚,养老金就比前退休人员多拿一、两千元,三、四千元,甚至更高。
晚退休人员,只有赞歌,没有怨声,这就是郑秉文是晚退休人员的“贵人”。
郑秉文是早退休人员的“仇人”,就是一个“保低限高”,把自己的养老金限制了几千元,在同等条件下,低人一等,无处说理,郑秉文教授成为了影响自己养老金高低的“仇人”。
郑秉文是退休老人的“罪人”,虽然,他设计了一个“保低限高”,只是对一部分人的养老金的高低受到了影响。但是,这种设置,给自己没有带来一点点好处,并且在同等条件下,与晚退休人员,相差一半,所以,退休老人,怎么不骂这个郑教授呢?
综上所述,养老金制度要长足发展,公平、公正、合理是发展的必然,而且,每一次工资改革,养老金调整,不免要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合理,调整是一把金钥匙,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我们希望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健康长足稳定的发展,将是每一个人共同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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