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谱时必须避免的十种“毁谱”行为

家谱乃“一家之史”，承载着家族迁徙繁衍的记忆，维系着血脉伦理的传承。然而，纵观历代所修谱牒，攀附、造假之风绵延不绝。当代民间修谱热潮再起，若不警惕诸多作伪妄为之举，非但无法光宗耀祖，反将使家族来源陷入混沌，使信史沦为笑谈。

其一，攀龙附凤，乱认始祖。此乃修谱最普遍之痼疾。许多家族为抬高门第，硬将帝王将相拉入谱中，李氏必称出自老子李耳或唐太宗李世民，张氏必攀附张良、张飞，刘氏则认刘邦为祖。更有甚者，将神话人物列入世系，如有的杨姓自称“杨令公”之后，荒诞不经。民国时袁世凯称帝，编撰《袁氏世系》，强行攀附袁绍、袁崇焕为先祖，欲尊袁崇焕为“肇祖原皇帝”，贻笑天下。

其二，乱标地望，附会名门。郡望本指一郡之显贵家族，后世修谱却形成固定套路，王必琅琊，李必陇西，张必清河，刘必彭城。此风甚至波及少数民族家谱，福建畲族钟姓自标“颍川堂”，蓝姓标“汝南堂”，俨然冒充中原贵胄之后。

其三，世系长远，却不可靠。明清家谱多将世系上溯远古，数十百代代代不乱，实则不合常理。古代家族记录常有中断，修谱时仅凭回忆、附会或抄撮史书强行衔接，破绽百出。学者冯尔康考察《新安萧江宗谱》即发现，其不仅远祖攀附萧何不可靠，明代部分竟收录外姓显贵武安侯郑亨一支，以增家族光彩。瓯南朱氏旧谱号称唐代县令朱文裕为一世祖，然其世系中竟出现五代人跨越二百五十年之荒唐现象，反祖为孙、时序颠倒。

其四，始迁祖身上做文章。家族迁入新地发达后修谱，常为始迁祖编造显赫来历。五代时王审知入闽被封王，其亲兵将士显赫一时，于是许多非同期迁入的家族纷纷更改入闽时间或籍贯，冒称光州固始人。河北饶阳王氏民国十九年修谱跟风写始祖从山西洪洞迁来，2013年出土康熙七年墓志铭却明载祖居山西太原，编造祖籍当场被戳穿。

其五，伪托名人序跋。为炫耀门楣，许多家谱借用同姓或当地名人之名作序。朱熹的谱序被周、黄、刘、戴、郑、洪、吴等几十种家谱同时采用，内容仅姓氏一字之别，余皆雷同，显系伪造。文天祥的一篇像跋佚文，竟同时在王、刘、罗、吴、许、方、洪等数十个姓氏的家谱中“亮相”，其伪托之迹昭然若揭。

其六，盲目合异，混淆宗脉。元代以后，不少家族编修“通谱”，将母族、妻族等异姓合为一谱，更有甚者，为攀附权贵而强行与同姓显族“联宗”。这种行为并非为了探究真实祖先，而是为了后世利益，将史上名人拟为共同目标祖先，通过编撰歪曲宗族脉络，以达到抬高身价、利益共享之目的。有研究者指出，有的家族不做考证，胡乱挽结，单方将身边的名人权贵攀为同族，“把祖宗强加给多少代以上不相关的权贵显族之人作后，是对先祖最大的侮辱和不敬”。

其七，收录不当，“越界”抄录。有些姓氏支系出于“光耀”门楣之需，不加考证，过多过滥收录同姓而不同宗的历史人物。有学者指出，这种“越界”收录的行为，虽扩大了本族的知名度，却降低了谱牒的可读性和权威性，同时也失去了社会公信力。更有甚者，为填补本族人物空白，直接抄袭他姓他族的名人事迹，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其八，过度评价，人为拔高。族谱述其先辈功业德行，本为激励后人效法奋进。但人为拔高或过度评价，实则有害无益。有的家谱将普通农夫描写为“耕读传家”的楷模，将小商小贩夸大为“富甲一方”的巨贾，将稍有学识者渲染为“学富五车”的名儒。这种自我高估现象，虽能满足一时虚荣，却使家谱沦为吹嘘之书，失去信史价值。

其九，体例失当，文白夹杂。修谱当有严谨体例，或仿欧苏，或自创新例，皆需一以贯之。然而许多新修家谱五花八门，或文白夹杂，用语不规范；或繁体异体字未加处理，徒增阅读障碍；或语法修饰混乱，令人不知所云。更有甚者，盲目追求“创新”，将现代网络用语、流行词汇生硬植入，与传统谱牒文化格格不入，贻笑大方。

其十，受制钱财，取舍失当。新修家谱的经费多赖族人赞助，这本无可厚非。但有学者指出，若修谱内容的取舍与规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钱财的制约与影响，即以出资的多少决定了发言权的大小”，则家谱应有的客观性、科学性及学术和史料价值便会被大打折扣。富者溢美，贫者隐没，岂是修谱正道？

家谱之贵，在于存真。上述诸弊，或出于虚荣，或囿于私利，或源于无知，其共同后果都是使家族信史沦为伪书。当代修谱者当秉持史家求实精神，宁缺毋滥，宁短毋伪，多向方志办、档案馆、图书馆查阅史料，有凭有据者录入，无考无证者存疑，方能使家谱真正成为可信的家族信史，无愧于祖先，有传于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