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死亡的态度是负面的,根源在于不习惯——喊一个人却没有回应,看着曾经鲜活的躯体慢慢发臭,这种陌生感让我们本能地抗拒。可仔细想想,这种“不习惯”其实藏在生活里:我们会慢慢习惯爱人的沉默,习惯自己的皮肤松弛、头发变白,只是从没想过,这些“习惯”其实和死亡的信号如此相似。
宗萨蒋扬钦哲曾提到,改变对死亡的态度非常重要,可把态度从负面转向正面太难,哪怕不负面都不容易。他10岁时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死亡:有人请丁果钦哲仁波切为亡者祈祷,仁波切带着他去了。按照喜马拉雅传统,他们念诵西藏度亡经、中阴闻教得度,可仁波切没念很久,就对他说“你留下来,我要走了”,又像安慰似的补充“不用再念经了,睡吧”。那天晚上没有电,只有酥油灯的光晃来晃去,油烧完时火焰变得很大,影子在墙上跳得厉害。第二天仁波切问他“怕不怕”,他骗了仁波切,仁波切却笑着说“很好,你应该更害怕活人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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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经历让他更懂死亡的重量:堂兄弟在不丹医院病逝,去世前只能不断呼气,无法吸气的样子困扰了他很久;俄罗斯潜艇被困事件里,40名船员溺毙的消息,也在他脑子里纠缠了好几个月。这些真实的死亡场景像刺一样扎进心里,让他更坚定——讨论死亡从来不是禁忌,尤其是那些已经走在生命下坡路、过了巅峰期的人,更该直面这个话题。
可我们总在回避衰老与死亡。就像《从容的告别》里肯·希尔曼教授说的,衰老不是简单的“年纪大了”,是皮肤变薄、肌肉萎缩、骨骼变脆的全方位不可逆衰退。我们总试图用护肤品、保健品抗拒这些变化,却忘了衰老是生命的必然,就像秋天的叶子会落,冬天的雪会来。
更让人难过的是现代医疗里的“过度执着”:很多患者在生命最后时刻被送进ICU,身上插满管子,连着各种仪器,只为延长那几天甚至几小时的生命。可这样的“抢救”真的是爱吗?当亲人在病床上痛苦挣扎,我们的不舍反而成了他们的负担。希尔曼教授提醒过,医疗的目的从来不是“多活几天”,而是“活得有质量”。就像书中的丹尼斯,临终前坚定地说“我不想在ICU里结束生命,我要在家人身边,平静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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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给出了另一种答案:不是放弃,是“有温度的陪伴”。它不只是医学上的止痛、缓解症状,更是心理上的照护——帮患者消除对死亡的恐惧,让他们知道“害怕是正常的,但你不是一个人”;也是对尊严的维护——尊重患者的意愿,比如要不要知道病情,要不要在家度过最后时光;甚至是对家属的安慰,帮他们处理“爱而不得”的哀伤。就像法哲学里说的,临终关怀不是“漠视生命”,是当生命无法逆转时,选择让它以最体面的方式结束:没有管子,没有挣扎,只有家人的手,和熟悉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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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说“向死而生”,可真正的“向死”不是悲壮的宣言,是学会放下恐惧——恐惧喊不醒的人,恐惧发臭的躯体,恐惧自己的结局。就像仁波切说的“更害怕活人”,因为活人的执念、争吵、冷漠,才是真正消耗生命的东西。而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习惯”,需要我们慢慢学会接受:接受它会来,接受它的样子,接受我们终会和爱的人告别,但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会变成最温暖的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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