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出殡之日，城门口抬出二十一口棺材，盗墓贼看了后立下约定，这到底为何呢？

1062年夏天的开封城，气氛显得不同往日。闷热的天气压在屋檐上，街巷里却格外安静，茶楼酒肆议论最多的，不是粮价，也不是战事，而是一个消息——包拯病重，恐怕熬不过这个夏天了。

对城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消息。有人低声叹气，说了一句：“这要真走了，咱这座城的天，就像少了一块撑梁。”话虽粗，却道出了当时不少人的心情。

一、从“县官包希仁”说起

包拯，字希仁，生于公元999年，安徽合肥一带的乡绅人家。少年时家境并不算贫寒，却也谈不上显贵。他早年读书，被乡里人评价为“性情峭直”，脾气有些倔，但做事有分寸，这一点，在后来的仕途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到了真宗、仁宗年间，科举制度日益完备，读书人出头的路相对清晰。包拯三十多岁时才真正踏入仕途，做的是地方小官。按理说，这样的年纪起步并不算早，但他一路升迁，却走得极为稳当。

有意思的是，他刚入仕时并不急于往京城挤，而是在地方兢兢业业多年。无论是在地方担任推官，还是后来的知县，他有一个特点：遇事喜欢当面问个清楚，绝少只看书面材料。这种习惯，在处理民间纠纷时尤其管用。

当时的北宋政局表面平稳，实际上积弊不少。土地兼并、豪强横行、税役不均，这些问题在地方特别突出。包拯到任后，不闹声势，不搞花架子，先是暗中摸底，再一点点整顿。他处理豪强案件时不避权贵，这一点在百姓眼里，比说多少漂亮话都管用。

慢慢地，各地关于“包公”的传闻开始多起来。有人说他秉公断案，有人说他铁面无私，也有人说他对穷人特别宽厚。传得多了，形象就立起来了。

二、“铁面无私”的名声是怎么炼成的

宋仁宗即位后，御史台、开封府等要害之地，格外需要敢说话、敢担责的人。包拯从地方调任京师，参与台谏工作，再到担任开封府尹，时间其实并不算很长，但这几年的表现，却直接奠定了他“包青天”的地位。

开封是京畿重地，皇亲、勋贵、富商、名士，全堆在这座城里。别处得罪一个豪绅，最多闹个地方不稳；在这里得罪错人，很可能牵扯到朝廷中枢。许多官员在开封任职，心里都明白一个道理：很多事“能糊弄就糊弄”。

包拯不这么想。他受命掌刑狱，靠的不是嘴硬，而是手里有案卷、有事实。遇到涉及权贵的案子，他不急着表态，而是反复核查证据。等事实清楚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既不给人抓住“草率”的把柄，也不留下“通融”的余地。

史书记载，仁宗朝有皇亲犯法，许多官员绕着走，怕惹祸。包拯按律定罪，文书照章上报，不添油，也不减墨。仁宗看到判决，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夸他“持法不挠”，还加重了对他的信任。这种处理方式，在制度框架内把话说死了，又把理说圆了。

不得不说，这种“敢管事，又会管事”的作风，让很多普通人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开封城中，遇到难断的冤案、纠纷，当事人常常宁愿多花时间，也要想办法把案子捅到包拯面前，一句“包府尹做主”，成了不少人口中的底气。

除了断案，他在赈济、减役等方面也颇下功夫。遇到饥荒，他主张开仓救济，优先照顾鳏寡孤独和无力谋生的贫民。长年累月下来，百姓心里很清楚：这位官员，嘴上不多说“爱民如子”，做出来的事，却真能保一保穷人的命。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个人生活十分俭朴。做了几十年官，家产不丰，家族子弟中若有人想借势谋私，他当面警告。久而久之，“包门清苦”的说法传出去了，这样的名声，也不是靠一两次表现就能撑起来的。

三、临终嘱托与二十一口棺材

到了嘉祐七年，也就是公元1062年，包拯已经六十四岁，在当时算高寿。长期操劳，加上性情耿介，容易忧劳伤身，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从前。年初病情加重，到了夏天，已经难以支撑。

临终前，他把家人叫到床前，叮嘱的事情并不复杂：后事从简，不得大兴土木；葬礼不要借机收受礼财；凡后辈若有贪污不法之举，一概不得入祖坟。这几句看似简单的话，把他一生的行事准则压缩在了临终嘱托里。

7月3日，包拯在开封病逝。消息传出，各衙门举哀，民间哭声不绝。宋仁宗得知后，下诏褒奖，追赠官阶，赐葬经费，并命有关官员主持丧礼。按照当时礼制，一个位高名重的臣子去世，出殡本就该隆重。只是，那天开封百姓见到的场景，却跟往常葬礼截然不同。

出殡之日，包府门前人头攒动。身穿素衣的送葬队伍排成一长列，幡幢招展，哀乐低回。这些都不算奇异，真正引人侧目，是从府门中依次抬出的棺材——数量不是一口，而是足足二十一口。

二十一口棺材形制一致，外观无一差别。每口棺材由同样数量的壮丁抬着，前后有仪仗随行，哭声、礼仪动作全部统一。旁观者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有人忍不住压低声音问道：“怎么出殡出了这么多口棺？”

这一切，并非家人为博人眼球，而是遵照了包拯生前的安排。他深知自己这些年断案不徇私，得罪过不少有权有势之人。再加上北宋时期盗墓之风颇盛，许多墓葬被挖掘破坏，他担心自己死后成为报复对象，或者墓穴遭遇盗扰。

于是，这一套“二十一棺”之策应运而生。二十一口棺材从包府同时出城，途中各自分路，最后运往二十一个不同地点举行葬仪。每个地点都行同样的礼节，设置类似的墓冢，现场参加仪式的人，也只知自己负责的一处，对其他地方一概不清楚。

这样的安排，既迷惑了可能想要报复的势力，也让觊觎墓中陪葬品的盗墓者无从下手。哪一口棺材里才是真正的遗体？包家人守口如瓶，旁观者更无从得知。就算有人打算“摸索一番”，也要面对二十个假目标，风险骤然增加。

正是这一天，开封城外的郊道上，除了哭声与法乐，还悄悄多了几双打量的眼睛。

四、盗墓贼的“规矩”从何而来

在当时的河南、河北一带，专门以盗墓为生的人并不罕见。有人靠铲坟发家，也有人因此掉了脑袋。开封周边更是兵家、权贵聚集之地，历代墓葬不少，自然也吸引了这类人。这次包拯去世，那些活跃在暗处的角色，也不可能毫无反应。

送葬队伍出城时，城郊小路边，就有几名身着粗布衣裳的男子在远远观望。他们表面上像普通农人，实际上却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一伙盗墓贼。听到包拯病逝，他们本打算摸清墓址，伺机而动，结果先看到了二十一口棺材同时出城的景象。

望着一口接一口的棺材分路而去，为首的那人眉头越皱越紧。他道上的经验告诉他，这阵势不是普通的礼节铺排，而是有意布下的迷局。年轻些的同伙忍不住低声问道：“头儿，这么多棺材，咱们还盯哪一口？”

头领盯着远处队伍，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位老爷子，走得还真是有章有法。”这话听上去随意，语气里却带了几分敬意。

不得不承认，在这行当里，包拯的名声绝不好听。许多盗墓案子落到他手里，轻则充军，重则斩首。久而久之，“包公治盗墓严”的说法，在暗处传得很厉害。平日里，这伙人最不愿碰见的官，就是他。

一个年轻人犹豫着说：“要不，等他们立好坟，再慢慢打探？”话音刚落，头领摆了摆手，语气陡然变硬：“算了吧。这样的人，生前不怕得罪人，死后专门设局防乱动他的坟，心里是认定墓里要清清静静。咱若非要去挖，传出去也不好听。”

几个人对视一眼，都能听明白这话的分量。行走江湖，哪怕是干违法勾当的，也有几句讲究：有的坟不能动，有的人不能惹。包拯这种清官，在不少盗墓贼眼中，反而属于“该敬着”的那一类。

“那以后呢？”有人小声追问，“若是别的同行想动他的墓？”头领想了想，低声道：“从今日起，这一带就传开一句话——包青天的墓，谁也不碰。要是有人非要试，别说官府追究，道上的人也会看不起他。”

类似的话，并未写进什么文书，却很快在盗墓圈子里流传开来。传得多了，竟真成了一条约定俗成的规矩。人们口口相传，说包公在世时不畏权贵，死后也该被留下一方安静净土。哪怕是挖坟掘墓的，也得留这么个人情。

这事看似荒诞，却折射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便在古代那些游离于法律边缘的群体中，对“清官”依旧保留了一丝本能的敬畏。这种敬畏，不是源自刑罚本身，而是对一个人一辈子行事风格的认可。

后来，金人南侵，北宋灭亡，战火烧到中原地区。金军在占据开封等地后，不止一次打听过包拯墓葬的位置，试图借此泄愤或者做些文章。只是当年那套二十一棺的迷局，加上民间关于“不盗包公墓”的口耳相传，让真墓位置愈发模糊。搜寻者折腾了不少功夫，到头来只能无功而返。

从结果来看，当年那一场别出心裁的出殡，不仅困住了盗墓者的视线，也挡住了外族报复的脚步，这点多少有些耐人寻味。

五、“空棺”的去处与一段佳话

二十一口棺材中，真正下葬的只有一口，其余二十口，只是用来迷惑视线的“疑兵”。等葬礼结束，问题接踵而来：这一大堆棺材，接下来该怎么办？

按照一般做法，多余的棺木或者拆解木料，或者集中存放，以备他用。但包家人很清楚，材料虽好，却不宜再作别用，否则难免招人闲话。经过商议，他们做了一个看似简单，却颇有意味的决定——把棺材悉数赠与贫民。

在当时，一口像样的棺材，花费不低。普通农户辛苦一年，攒下的银钱也难以负担。一旦家中老人去世，许多家庭只能用简单的木板、草席匆匆一裹，草草下葬。对于讲究“厚养薄葬”还未完全普及的那时，这种情况在贫困地区屡见不鲜。

包家此举，一下子击中了不少人的难处。他们派人打听那些家境困难又有白事在身的家庭，将棺材一一送去。开封城外不远的村镇，有人正在为葬母之事发愁，忽然接到包府送来的棺木，一时既激动又不安，站在门口不知如何是好。

“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有位老人家望着棺材，小声嘀咕。送棺之人只回了一句：“包大人一辈子替穷人说话，这会儿也不想让人连个棺材都用不起。”这话一说，反倒让人放下心来。

起初，有些人心里顾虑：名臣家出的棺材，自己身份低微，会不会“高攀不起”？也有人担心，说不定会有什么不吉利的说法。可消息慢慢传开之后，风向变了。有百姓反倒觉得，这是件好事——“用包青天的棺材安葬先人，总比荒山露骨强太多。”

有趣的是，随后在民间流传出一句话：“包家棺材，德泽千秋。”这话未必出自哪位文人之口，却很形象。棺材本是送终之物，却因这次赠予，成了善行的载体。对于那些领到木棺的家庭来说，这不仅解了燃眉之急，也是一份难得的体面。

从实际效果看，二十口棺材被分送到不同地方，既避免了堆放浪费，又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延续了包拯“为民着想”的形象。活着的时候，他通过判案、减役、赈灾来护佑百姓；去世之后，家族借这几具空棺，让这份关照延伸到更底层的人群。

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的轰动不小，不少人感叹：“包大人走了，还能让穷人得些实惠。”类似的议论看似直白，却说明了一点——他们眼中的“清官”，不只是堂上一身威严，更是能实实在在替普通人撑腰、减轻负担的那类官员。

长远来看，这段“棺木善举”的故事，与“二十一棺迷局”一前一后，连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颇具意味的画面。一边是精心谋划、步步为营，为的是防范盗扰、保护墓葬；另一边是顺手施惠、心系黎民，让多余之物发挥出最大价值。两者叠加起来，倒恰好勾勒出包拯及其家族在世人心中的完整形象。

六、一位清官留下的身后影响

纵观包拯的一生，从公元999年出生，到1062年病逝，六十多年光景里，留在正式史书上的记载其实并不算特别繁琐。《宋史·包拯传》中，重点记下的是他的刚正与直言，对他具体断案过程，并未大书特书。倒是民间将他充分“发挥”，演义出无数故事。

从历史角度看，许多戏曲、话本中的情节，未必都与事实完全相符，包拯头顶月牙、夜审冤魂，这类形象多半出自后世艺术加工。不过，能支撑起这些加工的根基，是他在真实历史中留下的品格与口碑，这一点不可简单忽略。

他在朝堂上敢于上疏直谏，针对仁宗朝的一些问题，如任用外戚、宫中奢侈等，都曾提出过尖锐见解。对皇帝而言，这样的臣子有时不好听，却极为重要。对百姓来说，他们未必看得懂朝堂奏疏，但能从地方政令的变化、案件裁决的公正，切身感受到“上面有人说了句公道话”。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家族后人的约束并不只停留在口头。史料中有对其族规的记载，凡是子孙如有违纪贪墨，不仅不准依附他的名声求情，还要从家族祠堂的香火中剔除。这种态度在一个宗族观念极强的时代相当罕见。

正因为这一系列举措，后世人讲起清官，多半绕不开他的名字。明清时期有《清官轶事汇编》之类的书专门收录类似故事，其中不乏夸饰，但有一点相对一致——在这些叙述里，包拯身上兼有两种气质：面对权贵时的冷硬，以及照拂百姓时的温厚。

再回到那场特殊的出殡。二十一口棺材从城门同时抬出，一方面是对复杂政治环境的谨慎应对，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一个朴素愿望：死者入土为安，不愿再卷入口舌是非。盗墓贼因敬畏而立下“不扰其墓”的规矩，金人寻墓无果，后世学者也只能从零散记载中大致推测其葬所。这种“不确定”，恰好为他的身后名再添一层神秘色彩。

当时普通百姓未必能完全理解这种安排背后的深意，却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感受：有人在送葬队伍后默默跟行十几里，有人在自家门口焚香鞠躬，有人只是站在路边看着棺队远去，不自觉地抹了把眼角。对他们而言，眼前离开的，不只是一个官员，更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主心骨”。

从史书到民间传说，从朝堂到市井巷议，这位北宋名臣的形象，既被书写，又被传颂，还被不断再创造。二十一口棺材的故事，也就在这一重又一重的叙述中，成了人们谈起包拯时绕不过去的一幕：一场别具匠心的葬礼，一条由盗墓贼默写的规矩，以及几具化作善行的空棺，交织出一段别样的清官身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