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秀英于1900年出生在广东高州分界镇芝良坡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其家境平平,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五,小名唤作莫五姑。
幼年时期,她被寄养至电白的外祖母家。在那里,她跟随他人学习演唱粤曲,逐步练就了委婉细腻的唱腔。凭借这一本领,她在当地成为了小有名气的歌女。
彼时,广东农村经济较为落后,众多家庭的生活捉襟见肘。家境不佳的女孩儿往往过早地面临婚姻的压力。大约在十四岁左右,她被家人安排嫁给茂名一位姓李的富户为妾。在那个年代,穷苦人家的女儿嫁人,常常是为了换取彩礼以减轻家庭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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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的家境相较于她的娘家颇为优渥,然而婚后数年,她始终未能孕育子嗣。在旧社会,女子无法生育被视作极为重大之事。前夫家以此为借口,依照旧有规矩将她休弃。
1920年左右,她手持休书离开了李家。年仅二十出头的她,就此沦为无依无靠之人,还背负上了不能生育的名声,生活顿时陷入艰难境地。
被休之后,她凭借擅长演唱粤曲的技艺,在低等演唱场所谋求生计。此类场所鱼龙混杂,歌女的社会地位低下,依靠卖艺维持生计实属不易。她坚持凭借自身唱腔谋生,坚决不肯出卖自己的身体,在当时而言,这算得上是颇具骨气之举。演唱场所内客人众多,环境复杂,她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艰难熬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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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到1918年间,她在阳江、电白一带活动时,遇到了当时还是桂军连长的陈济棠。陈济棠原配是越南农家女叶氏,已经生有子女,后来在1927年左右病逝。莫秀英先是给陈济棠做侧室,后来被扶正成为正室夫人。
结婚以后,她的生育情况完全变了样,连续生下七个儿子和四个女儿,一共十一个孩子。这在当时传为奇事,因为前夫家断定她不能生育,结果问题其实不在她身上。陈济棠把家里子女加起来有十八个,莫秀英生的占了大半。
陈济棠的仕途从那时候开始一路往上走。他从连长逐步升到营长、团长,1929年左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主政广东,成为当地有实力的军政人物,人称“南天王”。
莫秀英跟着丈夫地位提升,从底层歌女变成司令夫人。可她没摆什么架子,而是利用自己的经历和人脉,帮丈夫处理家庭事务,还参与一些地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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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政广东期间,陈济棠积极推动各项建设,莫秀英亦为此付出诸多心力。她大力支持投资置业活动,积极兴办实业与地方项目,例如参与学校、医院等民生设施的筹建工作。她尤为关注当地医疗条件落后的问题,在家乡高州分界一带,支持创办了广南医院。
该医院主要面向穷苦百姓,在开办初期的三年里,为患者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后续对于常见病症和轻微伤病,也免收药费。医院的经费主要依靠市场租金以及拨出的租田收入来维持。其妇幼部门专门为无力聘请产婆的妇女提供接生服务,并给予简单的产后照料。这些举措使众多底层民众切实受益,有效缓解了当地看病难的状况。
莫秀英还曾开展过其他慈善活动。1935年,她独自出资回乡修缮祖祠,竣工之时,邀请粤剧班和电影队举办庆祝活动,为家族完成了一件大事。
抗日战争期间,1941年香港沦陷后,她随陈济棠一家回到高州老家。1942年至1943年,高州遭遇严重旱灾,庄稼歉收,民众陷入饥荒困境。她拿出自家三千多石存粮,以平价分发给灾民,帮助数万人度过了难关。此事在当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粮商囤积居奇时,她凭借丈夫的威望,要求粮商平价售粮,从而稳定了当地的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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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秀英女士的一系列善举,使她在广东民间赢得了“广东之母”的美誉。民众铭记她创办医院、赈济灾荒所带来的切实福祉,而非仅仅着眼于其丈夫陈济棠的军阀身份。
陈济棠主政期间开展了一些建设项目,如扩建中山大学、兴办图书馆以及县医院等。在这些项目背后,莫秀英女士给予了大力支持,积极推动各项民生工程得以顺利落地。
莫秀英女士一生操劳,身体状况逐渐不佳。长期的生育之苦、赈灾事务的繁重,再加上战争年代的四处奔波,使她患上了肾病等疾病。到了晚年,她需要往返于香港和广州之间接受治疗。1947年,莫秀英女士在广州梅花村与世长辞,享年四十七岁。
陈济棠先生悲痛万分,亲自撰写了悼词,并留下遗嘱,希望身后能与莫秀英女士合葬。1954年,陈济棠先生在台湾因脑血管栓塞不幸离世。后来,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他的骨灰迁回广东,与莫秀英女士合葬于湛江湖光岩。直至今日,那里仍保留着他们的合葬墓,以供后人缅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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