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伟：一个被关了13年的人

（薛小伟）

文/兽爷

一

2024年7月1日，有一个人从监狱里走出来了。

他叫赵明义，山东人，2013年被抓，判了十年强奸罪。刑满释放那天，太阳很大，他眯着眼睛看了看外面的世界，然后消失在人群里。

同一天，在广东英德的监狱里，有一个人还在写申诉材料。

他叫薛小伟，今年42岁。同样一个案子，他被判的是故意杀人罪加强奸罪，死缓，现在已经在里面待了13年。

这两个人，出现在同一个案发现场，同一个被害人身上检出了他们俩的DNA。但一个出来了，一个还在里面。

老兽医干这行这么多年，见过不少荒唐事。但同一个案子，真凶都服完刑出来了，“主犯”还在喊冤——这种事，还真是头一回见。

二

把时间拨回2012年3月22日。

广州增城，一个叫赖聪聪的23岁女孩死了。她是酒吧的“公主”，死在出租屋里，赤身裸体，手脚被绳子捆着，嘴上缠着胶带，脖子上勒着一根新皮带。

法医说，是被人掐死的。

第一个发现尸体并报警的，是她的情人，酒吧副总薛小伟。

如果这是一个电视剧，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情人因爱生恨，激情杀人，报案自首。剧本很顺。

但现实不是剧本。现场勘验报告出来的时候，事情就开始不对劲了。

死者的左乳房、颈部、封口胶、绑脚绳、绑手绳、杯子把手，都检出了三个人以上的混合DNA。 外阴擦拭物里的精斑，也是三个人以上的混合。

死者的指甲缝里，还有另外两三个人的DNA——这通常是反抗的时候从凶手身上抓下来的。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天晚上，至少有三到五个男人进过这个屋子，碰过这个女孩。

但侦查机关只做了一件事：

比对薛小伟的DNA。

其他人的？

不查。

老兽医不是学刑侦的，但也知道一个基本常识：现场有多少人的DNA，就应该排查多少人。这是办案，不是抽盲盒。

薛小伟请的法医专家胡志强，在庭上说了一句话：“这不仅是有失专业水准，更是严重失职，实际上等于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者。”

这话说得已经很重了。

三

还有一件事。

2012年3月23日凌晨4点24分，薛小伟已经在看守所里呆了10个小时。

但就在这个时间点，14公里外的三江镇，有人拿着死者的建设银行卡，分三次取走了3700块钱。监控拍下了这个人，戴着假发，鬼鬼祟祟。

薛小伟人在看守所，不可能取钱。

这个疑点，侦查机关也“忽略”了。

那个戴假发的人是谁？到现在没人知道。

四

那薛小伟是怎么招供的呢？

我们来看看时间线。

3月25日上午8点，审讯开始。3月29日下午3点，审讯结束。整整五天四夜。

侦查人员分四组，轮番上阵，换人不换屋。中间只给过20分钟休息，不让回监室。

这种审法，连看守所的民警都看不下去。3月26日晚上，值班民警卜某提出异议，想把薛小伟带回监室。侦查人员打了个电话，继续审。

五天四夜之后，薛小伟招了。

但他的口供，像一个精装房的漏水点，处处对不上：

——绳子从哪来的？今天说从酒吧拿的，明天说在出租屋抽屉翻的，后天说记不清了。

——绳子多长？他说1米多，现场勘验显示绑脚绳3.55米，绑手绳3.4米。

老兽医采访过不少办案人员，他们告诉我一个经验：真正的作案者，对关键细节的供述是稳定的。反复变来变去的，往往是在“对答案”——猜现场是什么样，然后往上靠。

4月1日，案子报到检察院，薛小伟填了一份《辩解意见书》，把所有供述都推翻了。他说自己被疲劳审讯，被威胁要抓他老婆，还主动提供了一个线索：死者还有一部手机丢了。

但没人在意。那份在五天四夜里熬出来的口供，已经钉死了他。

五

2013年8月，案子第二次开庭。

辩方律师把取款疑点和多人DNA的事捅了出来，有媒体报了。广州警方把现场DNA数据上传到公安部数据库。

一个月后，上海警方比对出一个名字：赵明义，山东人。

2013年9月，赵明义落网。

到这里，故事应该转向了：真凶出现，冤者平反，皆大欢喜。

但现实比剧本更荒诞。

赵明义到案后，讲了两个版本的故事。

第一个版本： 2013年9月到11月，赵明义做了23次供述，次次稳定。他说那天凌晨，自己和另一个叫“阿强”的男人进了被害人的屋子，用绳子捆人，用胶带封口，强奸完就走了。这23次供述里，他从来没提过薛小伟的名字。 细节前后一致，时间点也对得上——凌晨3点，和薛小伟的案发时间完全重合。

第二个版本： 2013年12月6日，赵明义被移交给广州市公安局预审支队。他突然从照片里“认出”了薛小伟，然后彻底改口，说自己是被薛小伟指使的。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没人知道。

但结果我们都知道：案件被拆成了两条线。

赵明义那条线，认定强奸罪，判十年。他已经服完刑，出来了。

薛小伟那条线，认定故意杀人罪加强奸罪，判死缓。他还在里面，申诉了13年。

同一个被害人，同一个现场，同一组物证，被生生劈成了两个故事。

老兽医在房地产行业见过不少奇葩楼盘。有的楼盘盖到一半，开发商说这块地其实有两本证，一本是住宅，一本是商业，所以可以盖两栋完全不一样的楼，分开卖。

但那好歹是两块地皮挨着。这个案子是一块地皮，盖了两栋楼，验收报告写得完全不一样，然后告诉业主：两栋楼都是合格的，各自交付。

业主说：可我买的是一套房啊。

六

2017年，案子重审。

检方请来了“全国DNA建库专家”刘超出庭作证。刘超说，绑手绳、绑脚绳上提取的五处检材，都检出了薛小伟的DNA，峰值很高，可以证明薛小伟“参与了捆绑情节”。

听起来铁证如山。

但懂行的人都知道，DNA只能证明这个人碰过这个东西，不能证明他是什么时候碰的，怎么碰的。

薛小伟和死者的关系是情人，经常出入那间出租屋。绳子如果原本就在屋里，他平时拿过、碰过，留下DNA，再正常不过。

刘超排除了“沾染性二次转移”的可能性，但他没有排除一个更简单的可能：绳子本来就是屋里的东西，薛小伟平时接触过。

就好比你家的沙发上有我的头发，能证明我在你家杀了人吗？

况且，那根绳子上还有别人的DNA。那些基因是谁的？和这个案子有没有关系？

没人查。

七

老兽医写过不少案子。

写过聂树斌，20年才平反；写过呼格吉勒图，18年才平反。那些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点：真凶出现之后，还要等很多年。

薛小伟这个案子，真凶2013年就出现了，比聂树斌案里的“真凶现身”早得多，直接得多。但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他还在里面。

13年。

他的妻子早就离了婚，孩子在不完整的家庭里长大。他每天在监狱里做的事，除了劳动，就是写申诉材料。

而那个真凶赵明义，已经自由了。

老兽医有时候会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案子，明明疑点一堆，真凶都出来了，就是翻不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一句话：纠正一起冤案，需要承认错误；承认错误，需要勇气。而勇气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一旦认定薛小伟无罪，就得回答一连串问题：

当年的有罪供述是怎么来的？疲劳审讯算不算违法？

赵明义的口供为什么前后矛盾？中间发生了什么？

现场还有别人的DNA，为什么不查？

当年的办案人员，要不要负责？

这些问题，比判一个人有罪难回答得多。

八

2026年的今天，薛小伟42岁。

他在申诉书里写过一段话，老兽医看了很久：

“我常常梦见那个凌晨4点24分的取款机。那个人戴着假发，按下密码，拿走3700块钱。我在梦里追着他跑，跑过14公里，跑到三江镇的街上，可怎么也追不上。醒来的时候，手铐还在手上。”

老兽医不懂刑法，不懂证据规则，不懂那么多专业术语。

但老兽医懂一件事：疑罪从无不是对罪犯的纵容，而是对每一个普通人的保护。

当证据撑不住定罪，当真相被迷雾笼罩，宁可错放，不可错判——这是人类用无数冤魂换来的底线。

薛小伟这个案子，到了该重新看一看的时候了。

不是因为可怜，是因为证据撑不住。

不是因为舆论，是因为法治要求面对真相。

否则，下一个在里边写申诉材料的人，可能就是你，是我，是任何一个普通人。

那个戴着假发取钱的人，应该还活着。

他知道些什么。

全文完。本文仅对案件事实进行梳理，不代表对最终判决的预断。如有线索，可联系薛小伟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