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坐在看守所的角落里,手里攥着刚打完的电话回执,耳边还响着妈妈的声音。他刚才在电话里笑着说“妈,我身体现在老好了,体质。这一点你们就放心吧”,可放下电话的瞬间,指尖却忍不住发抖。他转头看向站组长,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地址,“站组长,每年往我家写一封信就行,哪怕一年一次,安慰安慰我母亲”。站组长点头,旁边的村丽也接过话:“王军,我帮你找别人写,你放心。”
晚上,王军凑到站组长跟前,声音放得很轻:“站组长,能给我一个小油笔头吗?我给同案写封信。”他知道油笔可能会被当成危险物品,所以只敢要小油笔头——那种攥在手里不会扎人的小玩意儿。站组长犹豫了一下,指了指桌子上的铅笔头:“只有这个,你拿去吧。”王军接过铅笔头,指尖摩挲着笔尖,眼睛亮了亮。他想起之前在吴阁庄的日子,养父母给她做的热饭,师父叹着气说“你这孩子可惜了”,可现在,那些都成了遥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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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早上王军就要转走了,转到别的看守所、省局,那里会有更严厉的审讯——问他为什么把三个被害人(两个干警一个犯人)整死,问他在外有没有其他案子。今天白天,他在走廊里唱歌,跟同案喊号子,精神头看着很足,可晚上10点,他还是对着走廊喊了一声:“村丽。”村丽从屋里探出头,他说:“咱俩没认得多长时间,可军哥的事,你别忘了。”村丽点头,看着他转身回屋的背影,影子被走廊的灯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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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林坐在旁边,看着王军的样子,对村丽说:“这小子太有刚了,我给他拿2万块钱,转到他账上。”村丽摇头:“我和他不认识,可他的事,我得帮。”站组长给王军点了根烟,烟雾里,王军的眼睛红了——他知道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妈妈了,所以才要那每年一封的信,才要给同案写最后一封信。他想起妈妈昨天在电话里的声音,想起小时候妈妈给他缝的棉袄,想起复员回家时妈妈藏在他包里的钱,可现在,他连说“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
王军攥着铅笔头,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又擦掉,再写。看守所的夜很静,只有走廊里的灯在晃,他的影子落在纸上,像个被揉皱的纸团。明天的太阳会照常升起,可他的明天,不知道在哪里。他只希望,那封信能按时寄到妈妈手里,能让妈妈知道,他从来没有怪过她;能让同案知道,他还有话没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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